第十章 法家的基本思路（2/2）

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

有手艺的人靠手艺致富，做生意的人靠经商发财，这样他们都有所依靠，不把官府当回事，国家就不好管理，只有先让他们穷下来，贱下来，弱下来，他们才会尊重权力，把官员当回事，“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商鞅在《赏刑》篇中还说：

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破），锐者挫。……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

要消灭民众中那些知识面广的、聪明的、有信义讲廉耻的、有礼乐修养的、喜欢结党的、追求名誉的人，这样的人，不能让他们获得富贵。

因此，儒家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法家却认为知礼义是没有必要的。商鞅认为中产阶级对更高的精神理想的追求是可怕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不会畏惧权力。

所以治国首先要让百姓穷下来，失去生存的基础，让他们乖乖地听从权力的指挥，遵循国家政策导向。所以“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商君书·去强》。治国的人如果能随便让穷人富起来，富人穷下来，那么证明这个国家有力量，有力量的国家才能称王。

儒家认为，要任用知识分子，选拔贤人去治理国家，韩非子认为，这也是大错特错的。因为这些聪明人头脑太活跃，不容易统一指挥。“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求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知识这个东西虽然有用，但是副作用太大，因此只好割爱。“故遣贤去知，治之数也。”把贤能和有知识的人赶走，这是治理的必需。

那么，用什么人治民呢？

为了弱民，《商君书·去强》提出要“以奸民治”：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用有良心的人去治理奸恶之徒，这个国家必乱。用奸恶之人去压制那些有良心的人，国家才能强。

换句话说，就是要用黑恶势力来统治民众，让民众屈从于流氓统治，接受任何不合理的现状，这样民众才能越来越懦弱，越来越屈从强权。

因此，法家文化完全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一提起性恶论者，大家都会想到霍布斯。因为霍布斯有一句名言：“人对于人是狼。”然而在人类文化史上将人性恶推到极致的，正是法家。

秦晖先生说，如果你认真读霍布斯，你会发现，霍布斯的性恶论是有条件、有限定的，主要讲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霍布斯没有说过，熟人、亲人之间也相互是狼。

可是，韩非子却这样说过。

韩非子的原话是什么呢？“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意思是你不要相信任何人，连你的老婆孩子都是在成天算计你。你宠爱某个妃子，但是你知道这个妃子怎么想吗？她正成天盼着你早死，因为她现在正在受宠，她的孩子有可能成为继承人。可是如果你再活几十年，她年老色衰，你就会移情别恋，她的孩子也被冷落了，所以她没事就琢磨着怎么给你下毒。妻子是这样，儿子也是这样。如果你立了一个太子，你以为他会感谢你吗？恰恰相反，他巴不得你早点死，他好早点接班。

这才是彻底的性恶论者。韩非子认为，人性本恶，百姓自私自利而且愚蠢，所以最高统治者不能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三样东西：法、术、势。“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

所谓“法”，就是指严刑峻法，严酷地对待百姓，运用好赏罚这个利益杠杆：不听话的，狠狠打击；卖命的，就给高官厚禄。所谓“术”，就是权术。韩非子说：“君以计蓄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皇帝出于算计，任用大臣。大臣们也是出于算计，才给皇帝服务。所以皇帝和大臣的关系，就是相互算计的关系。君臣之间，“一日百战”，一天需要玩100次心眼，因此皇帝一定要精于权术。所谓势，就是严刑峻法造成的一种威势，一种恐怖气氛。这样就可调动起所有社会资源，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这样的理论，与贵族文化的性格反差太大了，在有着礼明基础的其他国家很难彻底推行。这就是法家理论在其他国家都遇到了重重阻碍，变法都进行得不彻底的主要原因。

但是秦国的民族性却与法家文化一拍即合。这一点古人早已指明，《淮南子·要略》谓“秦国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趋利。……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秦国的风气是贪婪、狠猛、残暴，所以才出现了商鞅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