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秦国崛起的秘密（1/2）

一

秦国是一个蛮夷化程度很深的国家。从西周时代起，中原的诸侯国就认为秦国是蛮夷之邦，认为它是异类，称之为“秦夷”，说它是“戎狄”。秦“辟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列国开会的时候都不叫上秦国。

确实，秦国在很多地方和中原诸侯国不一样。首先是它没文化，李斯所谓“士不产于秦”，荀子说秦国“无儒”，没有深厚的礼化传统。所以秦国的人才包括商鞅、韩非、李斯都是从外面招聘来的，没有本国培养出来的；其次，秦国不实行嫡长继承制，没有严格的宗法制，“择勇猛者而立之”（《春秋公羊传·昭公五年》），老百姓生活当中“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史记·商君列传》）。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没啥文化的落后地方。

秦国的发展曲线是春秋列国中最为特别的。其他国家的发展史都是一个逐渐中原化的过程，比如楚国，虽然一开始也是蛮夷，但是后来不懈地吸收中原文化，成功地成为一个礼乐之邦，文化非常发达，甚至变得比中原国家还讲究。

但是秦国的发展路线与楚国相反，秦国在一开始也曾经努力中原化，但是中间因为一次偶然事件掉了头。

秦穆公时，西戎的使者由余前来拜访，两人之间发生了一次对话。

秦穆公问：“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中原国家有诗书礼乐，现在尚且乱成一锅粥，你们西戎没有什么文化，治理起来是不是更难啊？

由余本是晋人之后，因为投身于西戎而被重用，因此，他非常熟悉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区别。由余笑着回答道：“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在由余看来，诗书礼乐，正是中原国家混乱的原因。因为中原文化发展的规律是国家富强后统治者必然骄奢淫逸，下层则以礼义的标准来要求上层，导致国家上层和下层分裂，造成内乱。而草原民族文化则不然。草原地区物质文化不发达，贫富差距也不大，他们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能吃苦，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团结。

这一席话说得秦穆公如梦初醒，深以由余为贤，遂聘由余为宾客。从此之后，秦国的立国战略发生根本性变化，它不再致力于向中原发展，而是向戎狄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吞并了大量羌戎人口，大力吸收戎狄文化之后，秦国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考古发现秦文化中的屈肢葬、土洞墓、茧形壶、铲形袋足鬲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原其他国家没有，但是西北一些少数民族却有。 [6]

这种吸收是有意识的行为，是为了竞争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良马成为秦军队的有生力量；与西戎的融合，给秦人的躯体注入更多粗犷和野蛮，决定了秦人狼一样的性格。

因此，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独特的。秦国百姓和游牧民族一样，停留在“淳朴忠厚”的半野蛮状态。与中原散漫的农业文明比，秦国文化具有纪律严明、上下一致的军事化作风：“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正在中原国家渐渐废止殉人的野蛮风俗的时候，秦国却变本加厉。考古发现，秦武公死时（前678年），殉葬者66人；秦穆公死时（前621年），殉葬者居然多达177人，创了历史之最。

战国七雄中，秦国也是最功利的，只求物质利益，不重精神价值。秦国文化的简单直接，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就可以看出：

秦国宣太后执政期间，韩国曾向秦求救。宣太后在朝堂上对韩国使者大谈性生活：“我从前服侍先王时，先王把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很难受；先王把身子压在我身上，我却很愉悦。为什么呢？因为承宠交欢，我尝到了甜头。韩向秦求救，要拿什么让秦不觉得沉重，而感到愉悦呢？”

政治高层在外交场合聊起性来这样开放而直接，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二

法家思想因此在秦国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