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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孔子为什么经常梦到周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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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之变的第二个变化,是人际关系和人的道德水平的变化。

周制是一个小共同体时代,当时的封国并不大,也就几千人或几万人,里面再分封,每个人具体生活的小社会可能就几百人,就像今天一个大村子那样的规模。

这样的社会,诚信度往往比较高。为什么呢?用秦晖先生的话来说,从“经济人的理性”角度来考虑,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都有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都“知根知底”。所有人都要长期地、反复地打交道,也就是所谓的“反复博弈”。人们当然不会选择一锤子买卖,而是会将“诚信”作为处世的基本原则。

这一点我很容易理解,因为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和城里相比,那时候的农村人情味非常浓厚。一个人去另一家串门儿,如果遇到饭点儿,可以自然地上炕一起吃饭。谁家园子里的豆角、黄瓜成熟了,也会很自然地送给旁边结得比较晚的邻居,大家从来不认为这需要客气。那时候我母亲在山村里做小学老师,是“吃国库粮”的,没有菜地,我家门口早上经常会收到一篮子新鲜蔬菜,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是谁送的。在这样的农村社会中,一个人“人性”好坏,也就是口碑怎么样,决定了他的地位和前途。而且农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谁辈分大,谁就可以坐到炕头,谁就有话语权。甚至直到今天,那些外出打工的人不管在外面发了多少财,回到村子里,还是会露出淳厚的笑脸,见了长辈仍然要毕恭毕敬。

所谓小共同体,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大村庄,民风自然很淳朴。所以儒家才得出了“人之初,性本善”的结论。

而变成了一个大共同体后,中国就从血缘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里,人和人之间都是一次性博弈,就是“一锤子买卖”。举个例子,开在小巷深处的小饭店的饭菜通常很可口,因为来吃的都是老主顾;但是火车站边上的饭店就差劲多了,因为来吃的都是流动人口。因此在陌生人社会里,人和人之间的欺诈行为越来越多,甚至亲人之间也很冷漠。所以秦代建立之后,中国社会原有的那种脉脉温情就逐渐消失了,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冷冰冰的社会。贾谊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意思是秦人分完了家,儿子到爹家借个锄头,当爹的都不愿意;母亲到儿子这儿拿个扫帚用,儿媳妇叉着腰就破口大骂。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头再讲讲儒家。

孔子是古今中外最为特殊的一个思想家。为什么这么说呢?

孔子没有留下自己的著作。老子、墨子、韩非子,他们都各写了一本书。只有孔子一个字也没写过。《论语》不是他写的,是他的弟子们写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文笔不好,怕露怯吗?不是。因为他的主张就是全面回到过去,因此不需要创新。

西周之时,并没有“儒家”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儒家所主张的,其实在那个时代就是西周社会活生生的现实,是习以为常的具体生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西周的生活方式已经开始被抛弃,这时才出现了儒家。儒家其实没有“学说”,它提倡的就是全面复古,恢复西周的一切。也因此,后世历代儒生的最高政治理想也是回到“三代”,说白了其实就是回到西周。

所以孔子说他“述而不作”。儒家已经有了系统化的经典,周代传下来“五经”,因此不需要他劳神再去写作。他需要做的,就是整理和传授而已。

所以,孔子并没有创新,他风尘仆仆到处游说,是希望当权者能按他的意图来“从周”;他广收门徒,四处讲学,也是为让更多的人能传承“周公之道”,散播更多的文化火种。所以,儒家这一学派真正的始祖并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孔子自己也说,周公就是他心目中神一样的存在,他经常梦到周公。 [15] 所以汉代儒生坚持认为,儒门的宗主是周公,周公才是“先圣”,是开创者。孔子不过是“先师”,是传授者。 [16] 这个想法孔子如果得知,肯定会举双手赞同。

孔子为什么要回到过去呢?主要是他非常反感春秋战国的时代变化,反感人心不古。

虽然孔子活着的时候,秦国还没有统一天下,但是随着各国间的战争日趋激烈,周秦之变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中国的血缘社会正在崩溃的过程中,孔子对“巧言令色”“人心不古”“礼坏乐崩”“世风日下”这些“陌生人社会”的苗头非常敏感和痛心。薛涌说:“从我们两千多年后的人的角度看,在这方面,孔子可以说是最早看到专制将腐蚀了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的先知。” [17]

所以孔子不光主张文化上要回到过去,连政治结构也要全面回归小共同体时代,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恢复到周初那个一千七百多个小国并立的状态。这就和老子的主张不谋而合了。孔子和老子都喜欢小国寡民的状态,道理很简单:只有几千人口的小国,才能形成一个“熟人社会”,才能像一个大家庭,才能让“民德归厚”。

孔子反对社会变化的第二个原因,是反对国家组织能力和汲取能力的提高,对民众的压迫加重。

《礼记·檀弓》记载了一个故事——也许不是史实,但是很传神地说明了那个时代的气氛: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孔子经过泰山脚下,见到一位妇人在新坟前哀哀恸哭。孔子停下了车,询问是怎么回事。妇人说:“我是在哭三个人。我的公公、丈夫和儿子都先后被老虎吃掉了。”孔子很吃惊:“虎患如此严重,为什么你们不离开这个地方呢?”妇人说:“因为这里虽然有老虎,却没有严酷的政治剥削啊!”

孔子听罢,发出了那句著名的感叹:严酷的政治比老虎还要凶猛!

这只老虎,就是越来越集权的国家。孔子虽然未见到商鞅变法,但是他经历了春秋战国之际的第一次改革,也就是鲁国的“初税亩”。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焉。(《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第四上》)

“初税亩”是国家增强税收能力的一种改革。孔子对这种社会变化的趋势非常敏感,明确表示反对。

面对“集权国家”这只新出现的老虎,法家和儒家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儒家想倒推历史的车轮,回到过去,消灭这只老虎;法家却主张前进,主张更快地推动历史的车轮,让这只老虎越来越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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