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汉代对秦代的重大升级（1/2）

一

上一章我们讲了大秦帝国的迅速覆灭。秦国从最早建立邦国到最终统一天下，用了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大秦帝国只存在了15年的时间。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法家文化是有严重问题的。

法家文化是一种绞肉机文化，是一台没有安装刹车装置的疯狂的列车，它的终点只能是所有人同归于尽，坠入深渊。

我们来看看那些著名的法家人物的下场，他们的结局本身就非常有讽刺意味。

通过杀妻求将，吴起把自己异化成了一只权力野兽。他精明至极，算计猛狠，成功迅速，权倾朝野，但是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吴起在楚国变法虽然风光一时，但是支持他的楚悼王一死，吴起就被射死在楚悼王的葬礼上，对他满怀仇恨的楚国贵族将吴起射成了一个刺猬。

从秦国变法的过程来看，商鞅也是一个手腕极其铁硬的人，他把一切人都当成了他成功路上的棋子，结果在变法成功之后，他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复仇者杀掉了商鞅全家，包括他的老母亲。商鞅本人被秦国贵族追得走投无路，出逃到一客栈投宿，客栈主人却说：“商鞅定有法律，谁让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谁就要连坐。”商鞅最后被捉住，车裂而死。

韩非子提醒秦王，不要相信任何人，任何人都是阴险、自私而贪婪的。秦王也确实贯彻了韩非子的思想，怀疑韩非子来到秦国是一个阴谋，因此把他投入监狱，后来韩非子被李斯毒死，也自然是“死得其所”。

那么，谁从法家制度中受益了呢？秦国百姓受益了吗？并没有。

为了统一天下，秦国百姓付出了血和汗的代价。在秦国还没有统一天下时，秦国百姓独自承受过度的压榨，或被驱往战场，或被束缚在土地上拼命劳作。在繁重的赋役压迫下，在连坐和告奸之法的约束下，秦国百姓手足无措，“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

在秦国兼并天下的过程中，各国百姓对秦国的这套统治制度非常恐惧。《史记·秦本纪》里有记载：“（秦昭王）四十七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国进攻韩国的上党，上党守不住了，不向秦国投降，反而投降了赵国。为什么呢？韩国的使者说：“其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入之赵，财王所以赐吏民。”也就是说，百姓不愿意被秦国统治，愿意被赵国统治，因为赵国的统治方式不那么虎狼。

然而，在秦国的强大武力面前，天下人逃无所逃。原来的六国，统治是比较宽松的，法律不那么严，税收也不那么重，老百姓的生活自由度比较高。统一之后，税率一下子提高了好几倍，户籍制度也一下子变严了，想逃避赋税根本不可能。稍一反抗抱怨，严刑峻法、告奸连坐都跟着来了。因此“百姓愁苦”，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改变。《盐铁论》里说：“秦有收帑之法，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百姓几乎一举手，一投足，就会触犯法网，只能侧目重足，活得胆战心惊。

所以秦末起义的时候，人们纷纷大喊天下“苦秦久矣！”刘邦占领秦人故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商鞅之法。

（刘邦）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

结果“秦人大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所以，包括秦人在内的各国人，在秦制下吃尽了苦头。

所以看来，似乎只有秦国的王族从这个制度中受益了。然而，虽然秦始皇风光一时，但是他的子孙后代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他的长子扶苏被矫旨自杀。秦二世即位后，在咸阳杀死公子12人，在杜县车裂公主10人。继位的秦二世最后也被迫自杀。帮助他谋得皇位的李斯被处以极刑，赵高后被扶苏之子子婴诛杀，子婴又被项羽诛杀。在秦朝灭亡后，秦王族子孙尽灭，就是说，秦始皇的所有子孙后代，都被杀光了。

所以鲍鹏山解读商鞅的《商君书》称商鞅变法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输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在乎人民的幸福，只追求国家的强大” [3] 。结果是没有任何人从这个制度中受益。

二

因此，秦始皇确立的这个大一统郡县制度，虽然设计得很周密，但还是有很多致命的缺陷。

那么，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朝，中国人是不是有机会重新选择，拒绝秦制，走其他的道路呢？

没有这个可能。在传统时代，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负面角色，一直被骂为暴君，但是他发明的皇帝制度，却得到了后世一致的坚决拥护，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万年咸用始皇心”。

汉代皇帝虽然无一不咒骂批评秦始皇，却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废除皇帝制度。因为皇帝制度带给统治者的眼前利益太巨大了。他们只是认为这一制度有缺陷，需要重大升级。

要升级，首先要判断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汉代君臣经过会诊后认为，秦代失败，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汲取过度，兴奋起来刹不住闸。所以要为这一绞肉机安上暂停按钮，为这个高速列车装上刹车装置。另一个原因是思想文化建设出了问题。秦朝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有说服力的信仰和价值系统。法家的那套东西，本身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公开依靠法家，就把自己的统治秘诀暴露给了天下。所以要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伪装。

所以汉代初年遵奉黄老之术，也就是“无为而治”。要大幅度地降低税赋率，从收一半，到“十五赋一”，就是从50降到约6，景帝时又改成三十税一，与民休息。同时改革法律，废除很多残酷的刑罚，不能动不动就把人关进监狱，砍手砍脚。这个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文景时期是黄老之治的典型，皇帝居然穿草鞋上朝，后世称之为“文景之治”。这是汉代吸取秦代教训，做出的第一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是抛弃法家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大汉帝国的门面工程，让老百姓相信，皇帝是为他们服务的。让儒术成为帝国所有知识分子的信仰系统，在思想上完成真正的统一。这是一个比“无为而治”影响更深远的举措。

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事，值得我们细说。

为什么呢？因为汉武帝这个人，看起来并不像个喜欢儒家思想的人，而更像是秦始皇再世。

汉武帝是一个性格非常强悍、非常想大有作为的皇帝。他的性格、做事的方式，都酷似秦始皇。他在统治期内，也是拼命地搞财政扩张，千方百计汲取更多的财政收入，然后“做大事”：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同时还兴修起数十座雄伟的宫殿和自己的豪华陵墓，不断搞声势浩大的巡游。最后搞得老百姓承担不了这样大的压力，各地开始造反，西汉差一点儿亡在他手里。

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会继续用黄老之术来作为指导思想。黄老无为，而他是“大有为”。但是也没法继续用法家思想，因为法家思想已经臭名昭著。

那么怎么办呢？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全国著名学者到长安开会，讨论帝国的思想文化建设问题，到底应该把什么确立为大汉帝国的指导思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