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汉代对秦代的重大升级（2/2）
有一个叫董仲舒的人建议说，不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个建议，其实和汉武帝的性格并不那么合拍。儒家和法家不一样。儒家并不是一个驯服的学派。它是头上长角身上带刺的。法家是拍马屁的能手，“法今王”，谁在位，我就拥护谁。儒家是“法先王”，批评在位的君主。所以法家是没骨头的，儒家是有骨头的。
儒家首创“民贵君轻”之论，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说出“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这样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听起来仍然很大胆的话。儒家公开主张称，如果皇帝不仁，臣子可以推翻他。
所以直到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在位的时候，还有一些儒生坚持“推翻暴君有理”的汤武革命思想。《史记》记载，有一个儒生叫辕固生，在汉景帝面前和黄老学派的黄生争论一个问题：商汤推翻夏桀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正义的革命事业，还是以下犯上的大逆不道呢？辕固生说，商汤推翻夏桀是合理的，为什么呢？民心就是天命。夏桀胡作非为，失去了民心，就应该被得民心的人推翻，这是天经地义的。
而黄生却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帽子即使旧了，也要戴在头上，鞋子不管多新，也只能穿在脚下。“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臣子推翻君主，这就相当于把鞋子戴在头上。君主不管有什么过错，都不能推翻。而且只有臣错而无君错，君主有过错，臣子应该劝谏，你不能有效地劝谏天子，反而把他杀了，你就是大逆不道，是篡弑，这没啥说的。
辕固生一听，说了这样一句话：“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意思是那按你这么说，咱们高皇帝刘邦推翻秦朝的皇帝，是大逆不道了？
这样一来，黄生张口结舌，不敢回答了。汉景帝是个老好人，只好出来打圆场，他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吃肉不吃有毒素的马肝，并不说明你不是美食家。学术不研究汤武受命这一段，也不说明你就不是学者。
意思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挂起来，不争论。“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以后这个问题就被列为学术禁区，不能研究了。
从这一段记载我们能看出，儒家那种从道不从君的劲头，是让统治者感觉很不舒服的。换句话说，儒家学说和大一统专制本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4]
那么，汉武帝怎么会决定独尊儒术呢？
因为汉武帝独尊的儒术，和儒家的本来面貌已经不一样了。为汉武帝所用的儒家，实际上是法家化了的儒家，外表是儒家，骨子里是法家。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番偷天换日的根本改造，让儒家思想变得和以前有了很大差别。
怎么改造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词，叫作“三纲五常”。我们后世一提起儒家，就经常会想起这个词，因此很多人都认为这“三纲”是儒家提出来的。
但是事实上，这是法家的的东西而不是儒家的。“三纲”，最早是法家的说法。韩非子说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大臣在君主面前，儿子在父亲面前，妻子在丈夫面前，都只能驯服，不能反抗。
这显然是和儒家思想完全相反的。儒家是强调权责对应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君首先要像一个君，臣才能像一个臣；父首先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所以“君使臣”和“臣侍君”都要各按“礼”而为。这种原则，多少有点契约的意味。
因此，儒家是反对法家这种单向的三纲的。
那么，为什么后来三纲成了儒家思想的代表性词汇呢？
主要是董仲舒的“点金成石”，把孔孟之道和韩非子的思想巧妙地嫁接在了一起。
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优点是保留了儒家以天命恐吓君主的理论，而且发展出一套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就是通过种种迷信，什么“占星”“望气”之类，来分析“上天”的想法，判断上天对皇帝满意不满意。如果地震了、天灾了，皇帝就要反省了，是不是自己哪点做得不对？就得洗个澡，静坐，反思自己。
也就是说，董仲舒要求皇帝要重视天命，通过“上天示警”让皇帝有所约束，不要胡作非为，否则就可能亡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周代文化的核心成果。
但是与此同时，董仲舒又和韩非子一样，把皇帝推到了至高无上的绝对化地位，甚至他在有些方面说得比韩非子还要过格。
为了强化皇帝的地位，他不惜穿凿附会，寻找神学上的根据。他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王是三横一竖，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代表贯通。皇权是贯通天地的。他说，皇帝是整个国家的心脏，“海内之心悬于天子”，臣民与皇帝的关系，就像四肢与“心”的关系一样：“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心在想什么，四肢就要想办法来满足心的需求；皇帝喜欢什么，百姓就要顺他的意。
所以天下臣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皇帝：“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臣民要无条件顺从君主，“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春秋繁露》）这些话比韩非子说得还要到位，皇帝听起来当然会感觉很舒服，因此，董仲舒明确提出了“三纲说”：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皇帝夫可以不夫，妇不可以不妇。由此，权利变成了单向的、绝对的。
董仲舒还继承了韩非子的法、术、势思想，强调一定要大树特树皇帝的权威。《春秋繁露》说：“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威分则失权。”董仲舒所谓的“威”即是韩非所说的“势”，都是指帝王独断专行的权威。一定要强化皇帝权威，同时还要愚民。法家一直是主张愚民的。董仲舒也说，民的意思就是“瞑”，就是愚昧无知的意思，因此“可使守事从上而已”，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上级的命令。
所以梁漱溟曾经说，董仲舒的这套改革，“把生动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贞节泥于形式，浸失原意，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纲五常所以被诅咒为吃人礼教，要即在此” [5] 。
四
汉武帝独尊儒术，一方面，让皇权获得了仁义道德的外衣，比以前冠冕堂皇多了，对皇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但是另一方面，却并不妨碍皇权的实际运作。
我们用盖房子来打比方，如果说秦始皇是浇筑起了房屋的骨架，奠定了专制制度的基础，那么汉武帝则抓意识形态建设，用儒家思想对房屋进行了装修：房子一装修，就好看多了。
但是，这个房子的本质结构并没有变。《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做太子时，看到父亲汉宣帝经常用严刑峻法，就劝父亲，咱们的老祖宗不是告诉咱们要以儒治国吗？您怎么忘了？汉宣帝勃然变色，告诉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意思是说，你小子懂什么？我们汉王朝的统治秘诀就是“霸王道杂之”，表面上是孔子的王道，实际上是秦始皇的霸道。
所以到了汉代，大一统专制制度才变得“刚柔相济”，初步成熟。这也是汉代统治比较长久的重要原因。因此形成了中华帝国的第一阶段——秦汉帝国。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逻辑，就是外儒内法：外表越来越儒家，本质却越来越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