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1/2）

一

上一章我们讲的，是历代王朝为什么要收那么多税。

那么，这些税是怎么收上去的呢？国家规定的名义税率那么低，这些超过名义税率的部分，都是什么内容呢？

第一部分是隐性加税，最典型的是明代。明代的税率看起来虽低，却从宋代的“货币化税收”恢复到了“实物征收制”，农民要给国家交粮食，而且最要命的是要求百姓自己把粮食送到官仓去。这样一来，实际税率就翻了很多倍，因为运费很高。正统四年（1439年），于谦曾经上奏，说山西每年运往大同、宣府、偏头关三边的税粮，道途之费“率六七石而致一石”。交一石粮食，运费要花六七石，相当于税率一下子翻了六七倍。

最夸张的还是明代的白粮。明初定都南京，京官所吃的大米由附近江南五府（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农民交纳。这五府离南京很近，问题还不大。但传统时代的政策改革有一个规律，是“只改其不便君者，不改不便民者”，改革只改不利于统治者的，不改不利于百姓的。明成祖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后，仍然由江南五府负担京官大米。这五府的民众要千里迢迢自己把粮食运到北京，运费就远远超过粮食本身。李俊丽研究明代北方赋役情况的结论是：“明朝初年朱元璋制定的轻徭薄赋政策并没有被其后代君主坚持下去，到明太宗朱棣时期，各种赋役负担逐渐增加。……北方地区交纳的税粮不但数额大，运输费用也高，最低为所运粮食的1/2，最高能达到六七倍。” [15]

第二部分是交税过程中的索贿受贿。

明代运费还不是农民最主要的负担，更可怕的是官吏克扣，因为是实物税，农民在把粮食交到官府的时候，官府的工作人员往往千方百计挑剔，说粮食质量不达标，太湿了，或者品质不好，要农民回家换新的来。上千里的路途，不可能重新换，怎么办？贿赂他，因为他实际上就靠这个活着。所谓“厂基之典赁，芦苇之搜求，人工之费用，旗甲之盘剥，门吏皂快之需索，诸弊难以屡数”，里面的门道太多了，各种克扣，往往致使纳粮者十户而九都要“破家荡产，鬻妻卖子”。连明代皇帝都对此种情况心知肚明，在圣旨中说过：“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间费耗常十数倍，加以郡邑官鲜得人，吏肆为奸，征收不时，科敛无度，假公营私，弊不胜纪。”意思是说各地官员素质不高，吏员更都是坏蛋，拼命多收税，结果收上来的到国家这里不过20~30，而百姓的负担却比国家规定的多了十几倍。名义上三十税一，实际上却超过了50。

这种腐败还是比较低层次的腐败，更高层次的腐败是修改税基。官员和吏员们利用信息不对等的优势，帮助官员家族和地方大户通过“洗抹涂改或者故意毁灭”的方式，修改税收底册，把豪强士绅负担的部分分摊给平民百姓。 [16] 更为普遍的操作方式是由于明代官员有免税免役权，就是说官员的家庭不用交税，也不必服劳役，所以大量百姓就投靠到官员之家，把土地投献给官员，以求少交赋税，这样，又有很多负担就转移到剩下的百姓身上。

官府增加民众负担的第三个办法是通过“附加税”，税外收税。

古代中国和全世界其他国家比，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政府直接面向每一个农民收税。而其他国家在前现代化时代绝大部分实行的是“包税制”和“纳贡制”。“包税人”和“头人”管理一个地区，具体如何征税国家并不管。中国却是通过国家机器直接到每家每户收税。

这看起来比较“现代”。但问题是，在传统时代，技术上无法建立起现代税收体系，税收管理极为粗放，县令收多少税是有非常大的弹性的。由于传统中央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时，通常只顾保中央的收入，不顾地方利益，给地方政府分的比例太低，因此地方政府通常会以地方办公经费的名义额外征收各种附加费。对这种情况，中央政府也只能默许。但问题是，多收多少，国家并没有固定的标准。黄仁宇说，传统中国的一大弊病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征收多少，实际上是地方官的“良心账”。

既然如此，地方官员自然就“不讲良心”，尽可能多收。本来应该在正税之外多收10就能满足办公需要了，但最后可能变成20~100，甚至更多。多的部分除落入了自己的腰包外，再层层上供上级，叫作“陋规”。因此才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

二

当然，我们以上说的都是常态下的办法。在非常态下，传统官僚体系还有很多新花样。

我们前面讲了，汉武帝大笔花钱，府库为之一空。于是汉武帝决定向民间收割财富。最肥的一茬是谁？当然是商人。

武帝初年，随着经济发展，一大批大工商业主崛起，家业万贯，实力相当雄厚。汉武帝对这些巨商非常反感，认为他们虽然如此有钱，却对国家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指责他们不帮助国家的急难，导致黎民百姓陷于重困之中。

那么，怎么搞到他们的钱呢？

汉武帝的第一步是“卖爵”。挂起一批诱人的诱饵，把他们的钱钓出来。“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

买了爵位有什么好处呢？打仗不会征发你去当兵，也不再征用你当劳力，免除终身的徭役。买了武功爵的人，还可以当官，可以免罪。

此项政策一出，商人们纷纷踊跃出资，国家获取了巨额的财富。

然而汉武帝花起钱来如同漏斗一样，这笔钱不长时间就花光了，怎么办？

汉武帝还有第二步，“加税”。钓不出来，就直接加税。汉代对商人本来征127的商税。汉武帝发布了一道“算缗”令，要求商人主动向政府呈报财产，老实交代家里有多少房子、多少马匹、多少钱财，税率由127提升为6，提高了4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