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中国历史上的官营传统（1/2）

一

在中国历史上，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除了文化上的贱商因素外，还有官营工商业的传统。

早在周代，中国就实行“工商食官”（《国语·晋语四》）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手工业和商业要国家来经营。当时的政府建立了大量手工业作坊，并设“工官”管理。工匠的吃住由政府提供，所谓“官廪之”。要按政府的要求生产各种东西，“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礼记·月令》）。制造出来的东西上要刻上工匠的名字，如果质量有问题，就要治罪（后世明代的城砖，上面也刻着工匠的名字，目的与此相同）。至于商人，“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官府有专门的官商负责采买等事。

当然，关于周代的这些制度描述过于规整细致，显然是经过了后世的加工，不见得完全可信。但是至少从春秋战国开始，政治家们就不断论述通过国家垄断经济控制民众的意义。管仲除了“利出一孔”理论外，还提出了“官山海”的思路，即由国家来垄断和经营自然资源（“山海之利”）开发的理论。他开创了盐铁专营制度，目的一是“塞民之羡，隘其利途”，即通过垄断堵塞民众致富之途，以控制国民经济。因此他规定，所有食盐都必须由政府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定价销售，即“官收、官运、官销”。据说齐国由是富强，称霸诸侯。

汉代初期，一度奉行黄老无为之治，放松对民营经济的管制。结果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经济迅速恢复，全国形成关中、巴蜀两大商业城市群，成长出了一些全国性的商业大都会，著名的是“五都”，即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一大批大工商业主崛起，或经商，或开矿，家业万贯，实力相当雄厚。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说：“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就是说，富商大贾有的大量役使贫民，前呼后拥，车乘百余辆，囤积居奇；有的冶铸煮盐，家财积累到万金。这一时期，冶金业、制盐业和铸币业都相当发达，工匠们用高炉炼铁的方法已经非常普遍。西汉时期，中国“在生产技术的造诣上，在钢的产量和质量上，比之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钢铁工业所达到的水平，并无逊色，但是中国却早了两千年……” [53] 。这一时期市场经济秩序的自发生成和扩展，似乎预示着市场规律会不断冲破各地和各种各样的“布罗代尔钟罩”（the braudel bell jar），从而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社会繁荣。 [54]

然而民营经济的迅速成长，却令政府非常紧张。《盐铁论》中这样描述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对政权的威胁：

今夫越之具区，楚之云梦，宋之钜野，齐之孟诸，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齐以其肠胃予人，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干，以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也。势足以使众，恩定以恤下，是以齐国倍而外附。权移于臣，政坠于家，公室卑而田宗强。今山川海泽之原，非独云梦、孟诸也。鼓金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猾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

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会出现王权削弱、公卿大夫力量增强的局面，是因为公卿大夫掌握了“山泽之利”，开矿煮盐使他们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最终独霸一方，架空了王权。如果听任民营经济发展，大商人的势力足以纠集大量民众，就会挑战官府权威。特别是开采矿藏的地点，往往都是高山大谷之中，在这些政府监控不到的地方，如果聚集数万人，将严重威胁政权稳定。因此他们建议中央直接掌握社会的经济命脉，以防不测事件发生。

所以汉武帝为了更好地控制社会，再一次实行大规模“铁盐官营”政策，将原由豪富占有的矿山和产盐滩灶收归国家，由官府直接组织盐业和铁器的产供销。 [55] 当然，官营的另一个目的是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所以垄断性的官营企业在汉代大量出现。

也因此，官营企业的弊端在汉代就已经显露无遗。

我们先来看铁器。据当时的历史资料，铁器官营在汉代覆盖得非常普遍。这一方面对私营冶炼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打断了冶铁业的良好发展势头，另一方面也给民众生产带来极大不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品设计不合理。“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官僚主义的解决办法必然使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因为如果官营工商业的利益不能直接进官员的口袋，他们就没有足够的动力优化产品。事实也正是这样，汉代的官营生产，为了自己方便而不是百姓方便，不考虑百姓各地需要的多样化，产品统一规格，全国各地用一个模子生产，“多为大器”，又大又笨重。

第二，官府生产的东西质量差。因为工人，也就是“卒徒”，缺乏责任心，为了节省时间，常常不按规范操作，只顾赶时间凑数量，所产“多苦恶”，质量严重下降，“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割草都割不动，严重影响生产效率。

第三，官营的商店，好坏不能挑选，拿给你什么就是什么。更可气的是有时候走半天山路进城，还经常碰上“关板了”，或者虽然营业，但销售人员开小差，常常找不到人，“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

第四，因为官产铁器质量差，价格高，老百姓只好退化到用木头农具耕地，用手去除草，“贫民或木耕手耨”。然而一旦官铁滞销，政府就强卖强买，强迫摊派，《汉书·食货志》记载：“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这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

除了工业官营，汉代商业也有一部分是官营的。这就是汉武帝时的“均输平准制度”。汉武帝在长安设了一所“国立贸易局”，网罗天下货物，“贱则买，贵则卖”，叫作“平准”。大体而言，就是凭借强大的国家资本，介入商品的流通买卖，既要打击富商囤积居奇，以稳定物价，“万物不得腾跃”，又要赚取差价发大财。

政策一出，官员权贵纷纷自告奋勇来为国家服务，为朝廷敛财。他们跑到街上，“坐市列肆，贩物求利”，“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不惜自降身份来当商人，凭借自己的地位和财力，与民争利。结果“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物价越来越高。本想缩小两极分化，但结果反而是权力与经济相结合，官吏利用手中权力经商致富，促使社会分化更加严重：“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今欲损有余，补不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 [56] 再好的初衷，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设计，最终得益的总是官僚权贵，受损的总是老百姓。

二

至于盐业官营，也存在很多弊端，最主要的是生产、销售成本都迅速上升，盐价迅速上涨，老百姓吃不起盐，“土梗淡食”，只好退化到吃那些有点咸味的土和草梗，或者干脆不放盐。

关于汉代盐业经营的弊端，留下的具体记载不多，最透彻的讨论发生在唐代。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韩愈与户部侍郎张平叔争论食盐到底是由民间自由销售好，还是由官营好。韩愈说，首先，民间自由销售好处很多，不论多么穷乡僻壤，只要有需求，商贩就可以送盐上门。而官营服务不可能这么到位，偏远山村没法买到盐。“乡村远处，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将盐家至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