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1/2)
一
中学历史告诉我们,工业革命是从纺织业开始的,具体地说,是从英国工人发明了珍妮纺织机开始的。
但是历史课本并没有讲清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其实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的棉纺业是很落后的。在当时世界上,英国的纺织品一点名气也没有。当时全世界的“名牌”,是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棉布。中国和印度在技术上和工艺上远比英国领先。 [88]
那么,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和印度,而是发生在英国呢?
一个原因是英国人口稀少,人力成本高,而中国和印度人口密度大,人工非常便宜。
我们讲过,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在中世纪后期就高于中国,而且差距越来越大,标志之一是欧洲工人的工资远高于中国。马德斌说,在工业革命之前,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工人工资是同时期中国大城市的3倍左右。印度的情况也差不多,1680年英国工人的工资是印度工人的4倍。
这种工资上的差别,就造成了生产方式的差别。荷兰学者范·赞登(van zanden)和中国学者李伯重的比较研究中都提到,为什么过去中国拉船用的是纤夫,而荷兰用的是马呢?因为荷兰人力太贵,用不起,而中国人的工资非常便宜。
工资高,资本家就有充足的动力去改进技术、节省人力,而中国和印度却没有这样的动力,或者说,动力不是那么足。马德斌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活字印刷。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从宋代出现时起,基本上没有得到过广泛应用,仍然沿用雕版印刷。而欧洲人一旦有了活字印刷技术(有学者说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也有研究认为是欧洲人自主发明),却立刻投入了广泛应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呢?因为中国的人工成本太低了,印刷厂雇人去雕整块的木板,花不了多少钱。而在欧洲,这个成本就很高了。所以,欧洲的资本就要与技术结合起来,想办法取代人力成本。 [89]
二
荷兰工资和英国一样高,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荷兰,而是发生在英国呢?
因为机器是用钢铁制造的,所以工业革命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人力成本比较高,另一个是有着丰富煤炭资源,能够支持铁矿冶炼业。
英国北部恰好符合这两个条件,工资高,煤资源又非常丰富。《全球通史》里说:“英国享有的另一重要的有利条件是,……它很早就开始用煤做燃料,利用煤末冶炼铁。到1789年法国革命时,英国每年大约生产1000万吨煤,而法国仅生产70万吨煤。”
荷兰虽然一度领先世界,但是无奈在自然资源上有先天不足问题。“荷兰在17世纪时享有其黄金时代,但是,它缺乏机器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劳动力资源和水力。” [90]
三
除了工资水平和丰富的煤资源外,英国还拥有巨额的资本。
对殖民地的掠夺,一开始导致了西班牙的迅速富有。1502~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了18600吨注册白银和200吨注册黄金。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
然而,和后来的英国不同,西班牙极端专制式民族国家的崛起是短命的,它的暴富只是昙花一现,之后便持续衰落下去。
因为白银的流入并没有帮助西班牙的制造业发展起来,而只是助长了西班牙人的炫耀性消费,那些在东印度发财的人回到西班牙以后,在塞维利亚购买了官职、土地和豪华的住宅,把其他的钱都花在了奢侈品上面。国王和贵族们从此沉溺在奢侈和腐化中不能自拔。这一过程与历史上的传统帝国毫无区别。
西班牙人不投资制造业的原因倒并不是西班牙人天性懒惰,而主要是西班牙本土落后的封建统治和沉重的税收。我们说过,西班牙是欧洲最专制的国家,各地关卡林立,反复征收商品过境税。各地势力强大的王公贵族不愿意看到工商业主的崛起威胁他们的特权地位,因此便把数以万计的从事工商业的外国人从自己的领地上赶走了。所以西班牙的制造业一直没有发展起来,经济结构非常落后。在英国、荷兰大力发展毛纺织业和五金业时,西班牙却大力出口羊毛、矿石等原材料,进口五金和纺织品,推动他国的工业化。 [91] 因此,西班牙帝国极盛一时而后便一蹶不振。到了17世纪,西班牙就陆续被英国等国家击败,从强盛的顶峰上跌落了下来,成了西欧最贫穷的国家。
而英国从殖民地获得的巨额财富,却源源不断地投入工业。因为英国与西班牙政治体制不同,工业的产权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
英国也是在中世纪后期,渐渐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英国虽然不是很大,但仍然分成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等制度、法律不同的地区。在英国的统一集权过程中,过去分散的旧国家机构改革后组成枢密院,产生了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机构。从1543年开始,在威尔士实行英国的一切法律制度,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被英格兰议会迎立为英王,英格兰和苏格兰初步统一。克伦威尔时期,又结束了爱尔兰地区的封建割据。 [92] 地方关卡被取消,商业活动可以更好地进行。统一之后,英国国力增强,对外战争获得更有力的支持。
但是新型政权也有一个强烈的副作用,那就是国王权力比以前加大,经常横征暴敛,用于个人享受。因此国家管理上经常乱作一团。
公司的成功,让英国人受到了启发:在国家管理上,为什么不能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呢?
1688年,英国人通过“光荣革命”赶走了詹姆士二世,邀请荷兰王子威廉三世(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入主英国。作为让威廉三世继承王位的条件,英国议会要求其签署《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 ),保证国王不会侵犯公民权利,王室不会废除议会通过的法律,公民有权拥有枪支武器,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等,这些法律构成了现代英国民主制度的框架。
作为外来者的威廉三世在英国全无统治基础,只能充分尊重英国国民的意愿。这样,立宪君主制度正式在英国诞生。通过光荣革命,“英格兰人成功地驯服了庞然大物型的现代国家,他们没有摧毁利维坦的巨大能量,相反是使它响应他们的意愿,服从他们的法律” [93] 。
自1714年起,入主英国的汉诺威王朝国王逐渐把几乎所有的职权托付给内阁,“王权”的内涵不再是国王本人的权力,而逐渐演变为现代意义的“行政权”。内阁成员作为国王的大臣,表面上要听命于国王,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 [94] 大英帝国成了一个公司,议会就是董事会,首相就是公司的总经理。国王有这个公司的所有权,但是并不拥有经营权。国王并不干涉公司的日常事务,内阁大臣如同职业经理人,在经营这个国家。
所有权和经营权捆绑在一起,不利于最优秀的人进入管理层。而两权分离,就意味着帝国作为一个独立生命可以延续下去,它可以从最优秀的团队手中发扬光大。 [95] 这就实现了一次国家管理制度的质变。
世界历史上以前的帝国,经常陷入内部纷争和腐败之中。比如蒙古帝国的历史伴随着不停的皇位之争,不停地动荡。因此,它们的事业往往不能持久。最短的亚历山大帝国不过持续了几十年,大元帝国满打满算也就存在了90多年,西班牙帝国的兴盛期也不过100多年。极盛过后,就是崩溃和衰败。
在漫长的中世纪和近代初期,英国国势一直起起落落,有时短暂兴起,却也经常沦为一个二流国家。1640年威尼斯大使称,“在世界各国的眼中,英国只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民族,因而无足轻重” [96] 。
但是创造了公司式的帝国模式后,英国政治获得了空前稳定,不再有内部纷乱,从此持续发力,先是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又成功挑战荷兰的世界海上霸主的地位,最终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并且到今天仍然保持着良好的治理成绩。
特别是因为私有产权得到有力的保护,英国的商人们更愿意投资工业。别的不论,在1750~1800年间,东印度公司单从印度就掠夺了价值1亿~15亿英镑的金币。和西班牙人不同,英国人把海外的利润主要投入国内的制造业中。海外来的金钱大大促进了英国对工业尤其是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这是工业革命的经济基础。公司发展壮大之后,才是工业革命的到来,公司模式的殖民给了工业革命必要的资本前提。工业史学家克宁汉(h cunynha)说:“如果瓦特早生50年,他和他的发明一定都同时死了。自有世界以来,可能没有一个投资的收获超过像掠夺印度一样的利润。”
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ss north)在《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中指出:“所有权结构在荷兰和英国的发展,刺激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包括鼓励创新和其他各种有利因素。因此说,工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提高私人收益率的结果,从而导致人们致力于发展新技术,并将其应用于生产过程。”
所以工业革命不是一个简单的煤的问题,更与政治体制有关。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对英国的崛起的解释都是因为工业革命。似乎是发明蒸汽机这一偶然事件才导致了大英帝国的出现。这显然是一个错觉。 [97]
四
因此,英国是一个“软硬适度”的,既有中央集权又有强有力制衡的统一民族国家。
那么,为什么立宪君主制的政治变革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和法国呢?
西班牙等国有强大的军事传统,而英国历史上很长时期没有常备军。
众所周知,英国是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国,海洋形成了天然的防御,这导致它历史上的战乱要远远少于欧洲大陆诸国。既然很少有外敌入侵的压力,英国人认为他们没有必要花巨资养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中世纪以来,英国只是在战争时期才召集贵族领地的义勇队,建立临时的军事武装。战争结束后,军队随之解散。直到1645年,英国国会通过了《新模范军法案》,英国才出现第一支常备军。
诺斯总结说:“让我们考察一下代议制议会在英国兴旺而在法国和西班牙衰落和消失的原因。英格兰在地理位置上是一个岛屿,从而把英国与它的竞争对手隔离开来。外国的入侵不像在欧洲大陆那样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中央政府提供的保护对英国人不如对法国人重要。” [98]
我们知道,越是外敌环伺、战争频繁的国家,越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王权。国民甘愿把自己的部分自由权让渡给国王,以换取生存。西班牙就是这样。
而英国这方面的需求不强烈。英国的王权相对于西班牙和法国等国,是非常软弱的。在中国,“君”与“臣”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而英语里的“kg”,除了“国王”之意外,还表示“大的”“主要的”。事实上,英国的贵族一直认为国王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是“贵族中的第一人”。国王本身不过是最大的贵族而已。英国贵族基于习惯法,对国王有强大的约束力,在议会上拥有很大的发言权。
此外,英国历史上一直有着强烈的自治传统。即使在欧洲,英国也算是一个异类。1729年,造访英格兰的孟德斯鸠说,英格兰与欧洲其他地方相异之处在于英格兰是一国“自由的人民”,“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格外有利于个人的自由”。恩格斯则称英国为“地球上最自由的,即不自由最少的国家”。而“有教养的英国人就具有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是天生的独立自主的权利”。
1166年,亨利二世颁布《克拉灵顿诏令》,确立了陪审团制度,规定大部分地方案件由当地人自己处理。有的时候,陪审团基于良心和情感,给出的审判结果甚至违反了国王的法律。但是因为陪审团在审判前对上帝宣过誓,陪审团的意志被认为就是上帝的意志,审判结果仍然会得到认可。 [99]
这一制度对英国社会和英国人的思想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每一个陪审团都是一个小国会”,这一制度逐渐培养了英国人的权利意识,对英国普通民众起到非常好的社会参与培训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ancur oln)曾说:“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绝对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它需要一系列当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的制度安排。”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系列偶然汇集到一起的结果:一个软弱的君主政权和强大的议会,一部根深蒂固的习惯法以及常备军制度的长期缺乏,还有自治传统,这些都恰好汇集在了英国,构成了英国崛起的独特背景。 [100]
[1] 秦汉之初全力打散大家族制,而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父子无异财”的观念导致上层社会大家族又开始出现。比如东汉桓帝年间,姜肱几兄弟“友爱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恋,不能别寝,以系嗣当立,乃递往就室”。穷人为了避免战祸和谋生,也往往凭宗族血缘关系集体投靠豪强大族。
[2] 东汉建立者光武帝本人就是一个土豪,他曾经“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门”。
[3] 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30页。葛剑雄先生认为这个数字对荫庇人口的估计太多。但是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中说,因为资料缺乏,他也无法估算这个人数。
[4] 《“唐代江南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第二次会议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第419页。
[5] 《“唐代江南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第二次会议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第422页。
[6] 魏风华:《唐代士族政治》。
[7] 参见吴钩《宋代中国已迈入了近代的门槛》,《南方周末》。
[8] 夏振坤:《发展的多维视角:反思与前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第205页。
[9] 张杰:《“郑和谜题”:国家的贸易激励、选择权与制度冲突》,《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
[10] 参见吴钩《宋朝政府如何对付“贩卖儿童”》,《各界》2017年第5期。
[11] 参见王顺君《欧洲贵族真的拥有过“初夜权”吗?》,发表于微信公众号“搜历史”。
[12] 王晓德:《天主教伦理与拉丁美洲不发达的文化根源——兼与新教伦理对美国发展作用的比较》,《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4期。
[13]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88页。
[14]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88页。
[15]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35页。
[16] 转引自应志豪《从衰落走向复兴——8—14世纪西欧商业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4。
[17] 查理大帝还要求他的庄园中要有“铁匠、金匠、银匠、鞋匠、旋工、木匠、刀剑匠、渔夫、造胰工人,能造啤酒、苹果酒、果酒以及其他饮料,能烤面包与点心的工人……”。
[18] 风车的出现需要扇叶具有更好的力学结构,因此,风车的发明得益于帆的技术进步。634~644年左右,波斯人发明了立轴式风车,随后传入欧洲,又发展出水平轴的样式。
[19]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80页。
[20] 谢丰斋:《中西方的经济差距何时拉开?》,《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
[21] 同样,中国周代铁器普及导致生产力增长,但是井田制税率还是不变。因此,农民在种公地之余,有时间大量开垦荒地,获得大量私田,收入大幅增长。正是这种情况导致后来鲁国的初税亩改革。
[22] 弗里德里希·希尔:《欧洲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3] 进行这项研究的是清华大学的李稻葵、北京大学的管汉晖和牛津大学史蒂芬·布劳德伯利(stephen broadberry)等人组成的团队。
[24] 1750年即清乾隆十五年。虽然中国部分地区,比如江南地区和欧洲最富裕地区的生活水平相距还不太远,但整体上落后了。
[25] 侯建新:《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生活与消费水平》,《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
[26] 侯建新:《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生活与消费水平》,《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
[27] 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天津口岸后,当地官员给使团的船只送来大量的补给,其中有活牛、活猪、活鸡、活鸭,在运送过程中,经过碰撞,有些猪和鸡死掉了。过了几天,食物变质,他们就扔到海里去了。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景:英国人的船只附近,很多天津人跑来看热闹,这些中国人一看洋人的船上扔下了死猪、死鸡,好几十人不顾生死游到船边来争抢。英国人立刻明白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很低,连这些已经变质的死猪死鸡都要抢,可见他们是生活在饥饿当中。
[28] 脱胎于英国剑桥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的“加州学派”,以提出道光年间中国gdp占世界的32而引人注目,这一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麦迪森认为,宋代中国的人均gdp是450美元,当时是领先世界的,从元到清又提高到600美元。然而16世纪中叶,意大利人均gdp已经达到1600美元。现在包括中国学界在内,学者们一般都认为麦迪森在数据运用和统计技术上存在很大问题,对宋以后中国的人均gdp数字估计得太高。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