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中国历史的独特性（2/2）

第三，正是因此，中国王朝出现了周期性的崩溃。

与中国君权缺乏有效约束伴生的，是官僚系统非常庞大，权力同样缺乏有效监督。如我们分析过的，中央王朝每汲取到1分税赋，官僚系统可能会额外贪污10分。因此中国传统王朝到中后期，总是出现汲取能力过度的问题。在皇帝穷奢极欲的同时，官僚系统更侵吞了大量财富，结果是“皇帝与官僚共享物质财富” [8] ，导致一个王朝建立不久就迅速陷入大面积腐败当中。

由于中国传统王朝的汲取成果不能为社会共享，用来促进经济成长，因此这种过度汲取总是表现为压垮脆弱的小农经济。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中，没有妥协性渠道，要解决问题，只有通过战争，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生。

欧洲在持续的小规模的动荡中发展，人口发展曲线比较平稳。而中国大一统王朝总是“脆断”，崩溃所造成的周期性人口损失，要远超过封建制的西欧。

中国历代很多思想家都发现，在周秦之变后，中国社会的运转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特点。宋代罗泌在比较郡县制与分封制时说：“建封之时，一人纵失德于上，而万国之中各有政化，闻者德以兴起。郡县之世，一人失德，则波颓瓦解，而海内共惧其祸。”也就是说，封建制下，最高统治者一个人的失德，不会带来全天下的崩溃。因为各地并不在统一领导之下。而到了郡县时代，皇帝一个人不靠谱，全天下都要跟着倒霉。

王夫之说，从秦代之后，中国历代皇帝“贪天位、戗人伦”，以致“盗贼、夷狄交相蹂躏中国，不知其所终”，即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交替造成社会动荡，而且这种历史规律还找不到终结的办法。

黄仁宇则解释说：“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段，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中国在专制时代，好像皇权无限，其实大部的威权，不过矫揉造作的仪式上之装饰，实际是对内不设防，以无数的小自耕农作抽税的对象，财政的收入极为微薄，各种严刑峻法也只能有选择性地、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执行。”

五

“过去100年、特别是50年里，世界各地的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取得了无可辩驳的长足进步，农村人口、贫困人口和文盲比例都显著下降。然而，今天世界上已经建立起了稳固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差不多与100前完全重合——说到底还是那些西方国家，唯一的例外出在东亚地区。这似乎有力地证明了，经济的发展，甚至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并不能落实真正意义上完善的西方式制度；在不少地方，相反还带来前所未遇的社会动荡。” [9]

确实，放眼世界，全球180多个国家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其中所谓发达国家20多个，其他基本上都是所谓的“后发国家”。通过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发达国家和地区基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欧洲国家；第二类，是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英国前殖民地，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第三类，是中华文化圈的成员，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

相反，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非英国殖民地，比如西班牙殖民地，以及以非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英国前殖民地，比如印度，再加上其他大部分国家，都不是发达国家。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些国家，现代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失败和挫折：

土耳其从300年前起就开始了漫长的现代化之路，其艰难与中国高度相似，经历了土耳其版的“师夷长技”“洋务运动”“君主立宪”的重重失败，直到凯末尔改革才宣告走上正确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土耳其离加入欧盟只差临门一脚，却在近些年开始走上了回头路，离欧盟越来越远。其原因是凯末尔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改革”，虽然有效地改造了城市，但触角难以深入到边远而广大的土耳其农村。集中在农村的宗教人士和农民宗教意识仍然浓厚，20世纪40年代土耳其政治民主化以后，数量庞大的底层民众开始显示力量，伊斯兰因素又堂而皇之地一步步彰显存在，到近些年达到高峰。

拉丁美洲的民选政治也步入泥潭。在贫富差距和社会动荡中焦虑不安的拉美民众很容易受到那些激进口号的影响，他们喜欢那些提出诱人目标和简单快速的解决方式的领导人，谁的气质和姿态最权威，最像“父亲”，谁的许诺最直接、最简单、最激进，就最容易上台。比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许诺要为穷人提供“超福利”（免费住房、免费汽油），因此迅速崛起于政治舞台。上台之后，为了兑现承诺，查韦斯大力推行国有化，把所有行业都收归国有。但赶走了有管理能力的外国投资者之后，委内瑞拉本国却没有成熟的企业家阶层接手，国有企业陷入效率低下和严重腐败当中，激进的国有化不久之后就导致各种物资短缺。堂堂的“石油富国”已经沦落到需要进口石油，超级市场没有食物，人们到垃圾箱去捡东西吃。国家的经济崩溃了，穷人获得的福利也自然随之成为泡影。委内瑞拉的经济困境，反映的其实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之所以在这么多国家遭遇重重失败，是因为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动力并不是内生的，而是被移植的，这种移植过程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为艰苦，并且成活率很低。除了制度原因之外，现代化还需要有文化土壤。

能够提供这种土壤的有两种文化，一种是清教文化，另一种是儒家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共同特点是积极进取，推崇勤奋节俭的生活方式。清教文化主张信徒必须在尘世生活中恪尽职守，把在尘世取得事业上的成功看作被“上帝选择”的证明。“他们（上帝的罪人）应当勤奋，以便最终能得到上帝的召唤。……如果他们不用勤勉、奋斗、劳动去获得恩典和拯救，他们必将毁灭。”新教推崇勤勉这一品质，认为饥饿和贫困是上帝对懒惰者的无情惩罚。 [10]

儒家文化则更为入世，它不追求虚无缥缈的来世，而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它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种刚健进取的奋斗精神，与新教伦理有异曲同工之处。事实上，如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正在生动地向世界展示华人强大的竞争能力。比如高晓松在视频节目《晓说》中讲的，在硅谷打工的华人，如果3年还没有升职，就会感觉不满。而印裔工程师30年不升职，仍然心平气和。秉承这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精神遗传，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也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求变意识。

与清教和儒教比起来，通行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及法国殖民地的天主教文化，则是一种中世纪性格的宗教，它宣传在现实生活中受罪是件好事，是未来获得永恒拯救的前提。既然凡事上帝已经天定，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既然一切都托付给了上帝，索性就万事不着急了。因此天主教文化圈的时间观念比较淡薄，能拖就拖，有人将之戏称为“明日文化”。“对每一个要求，西班牙人总是回答以快乐的明天。” [11] 因此，以儒教文化人口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除了少数几个国家，现在都已经完成现代化。这些实现了现代化的儒教主体国家和地区的共同之处在于，既拥有儒教文化培养出来的勤奋进取，同时又拥有借鉴自西方的法治环境。

因此有些人，比如新儒家学者，强调这些国家和地区崛起过程中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儒教文化是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成功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同意这一点，而是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比如李光耀说：“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而比较公允的看法是，这两方面都很重要。

六

中国从秦到清的历史表现为强烈的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是指“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沿着一种轨迹运动，逆转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也许会有其他的选择点，但是一定制度安排的堑壕阻碍了对初始选择的轻易扭转”。通俗地讲，其实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能相信一个40多岁的人，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世态度吗？早在秦统一六国的时候，中国就完成了“初始选择”，一直到清朝都无法摆脱这个刚性的轨道。“早熟国家的历史遗产不仅使后来的中国发展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路径，也使其形成了不同于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路径。” [12]

每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是由它的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汇集而成的，或者用感性的说法，是上天所决定的，无所谓对错。

儒家精神的强毅进取，中国人个体强大的竞争能力，在改革开放40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地理，决定了它的大一统趋向。在大一统的框架下，我们应该可以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实现“系统升级”，充分激活整个社会的活力，在每个人更幸福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更强大。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1] 如果这一制度从周朝建立（前1046年）开始计算，而欧洲成熟的封建制度从普瓦提埃战役（732年）开始算的话。8世纪20年代初，阿拉伯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732年，阿拉伯军队沿通往巴黎的罗马旧道北上，进抵普瓦提埃。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率军迎击，并成为这次战役的胜利者，因而获得“锤子”（音译为马特）的称号。阿拉伯帝国因此确认了地理扩张的极限。

[2]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第194页。

[3] 张孝芳：《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5期。

[4]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276页。

[5] 如果出现宽松的情况，那通常是因为统治阶层本身的懈怠，而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比如明代后期皇帝懒政，结果却使江南民间经济迅速发展。

[6] 集中力量，可以开掘大运河，治理黄河，修建水利设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但这项开支在总量中往往只占很小的比例。一些小型、中型的项目，分裂政权就能办到。比如五代的吴越国主钱镠，对筑海塘、疏浚河道、农田水利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还专门设置了“撩湖军”，负责疏浚西湖。（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第171页。）

[7] 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3期。

[8] 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3期。

[9] 陈季冰：《从土耳其的历史，看一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难题》。

[10] 王晓德：《天主教伦理与拉丁美洲不发达的文化根源——兼与新教伦理对美国发展作用的比较》，《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4期。

[11] 王晓德：《天主教伦理与拉丁美洲不发达的文化根源——兼与新教伦理对美国发展作用的比较》，《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4期。

[12] 张孝芳：《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