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中国历史的独特性（1/2）

一

只有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我们才能看清中国的特点。

中国文明并不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文明。以有文字和建筑能证明国家的出现而论，中国比苏美尔要晚近2000年，比埃及也要晚了1500年。

但是中国后发先至。在西周时期，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整饬的大一统封建制度，比欧洲早了近1800年。 [1]

接下来，中国又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同样比欧洲早了近2000年。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就实现了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直接统治和严密控制，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调动资源。这是同时代世界上其他国家不能梦想的。欧洲国家直到中世纪后期，才开始了类似中国春秋战国的构建统一集权国家的过程。而直到17世纪达于顶峰的法国中央集权，仍然做不到像秦始皇这样对社会的全面而有力的控制，更何况统一欧洲。

二

中国这种相对西方近2000年的领先，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社会面貌的“现代化”，流动性增强。

在世界其他地方还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时候，秦朝就已经从制度上废除了贵族制度，实现了“万民平等”，出现了空前的社会流动性，有能力的人更容易上升。大一统国家之内，语言文字和度量衡统一，有利于大范围内的物资和信息交流。这种状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是不可想象的。西方直到中世纪后期，才解除了领主与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打破了国内重重封建税收关卡。日本做到这一点，要到明治维新之后。印度直到今天，种姓制度还有强大影响。

其次是大一统带来了比较长的和平时期。中国的地理特点和文化心态，决定了分裂状态下，群雄通常争战不休，“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结果是人口锐减，经济崩溃。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中，只有建立起稳定的大一统政权，才能享有长期和平，这就是所谓的“乱世人不如太平犬”。秦汉帝国崩溃后，虽然也经常经历分裂时期，但是大一统郡县制度总能成功地再度完成统一。

因此，在所谓的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中国历史发展却进入了高峰期。在长期的和平下，一个王朝的经济通常会稳定发展，因此出现了很多盛世，比如唐代的贞观、开元和清代的康乾盛世。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就，比如唐诗宋词；也留下许多雄伟的建筑和工程，比如万里长城、故宫和大运河。

三

当然，中央集权制度领先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造成了中国和欧洲历史的不同走向。

第一，中国大一统郡县制下，官僚系统极为发达。而欧洲封建体制下，自治社会传统一直没有中断。

秦汉帝国通过“编户齐民”，把几乎一切社会组织打散，用郡县制对全国进行了格式化。这与罗马帝国相当不同。因此秦汉帝国是一元刚性结构，书同文，车同轨，举国上下，如臂使指，步调一致。而罗马帝国的文字没能统一，政治制度没能统一，甚至法律也是不统一的，保留大量地方自治因素。“2世纪的罗马帝国乃是自治城市的联盟和凌驾于这个联盟之上的一个近乎绝对专制的君主政府二者奇妙的混合体。” [2] 罗马帝国的繁荣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有机结合之上的。一方面，“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执掌国家大事——外交、军事、国家财政”。这也许更接近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结合郡县制和封建制长处的政治构想。

罗马帝国远没有中国这样成熟而庞大的官僚体系，到了中世纪，官僚系统在欧洲干脆消失了，因为各地基本上是封建自治的。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在分裂和动荡当中，社会自治一直发挥着很大作用，比如中世纪西欧的庄园、行会、教区、俄罗斯的米尔内等，都是一定程度上的自治社群。

而中国很早就用官僚体系取代了社会的自治功能。在西欧中世纪，自治城市成为体制外的权力中心，市民联合起来，从封建主手中购买到自治权，成为体制外的异己力量，这在中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第二，中国的中央集权受到的约束很小，而后发展起来的欧洲的中央集权受到重重社会力量的约束。

正如封建制是国家的早期形态一样，中央集权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欧洲的崛起与统一民族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不过，西欧中央集权国家和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形成过程相当不同。欧洲是在议会、自治城市、行会等多种社会力量发育起来之后才出现中央集权国家的。因此，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中，君主的专制权力是有限的，君主权力不仅受法律、议会的制约，也受到各社会阶层、利益团体的限制。

而中国完全不同。中国的“国家巩固发生在社会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以前”，在其他国家发挥约束力量的世袭贵族、教会、商人组织等力量，都无法约束传统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 [3]

欧洲的中央集权之路，还进行过多种探索和比较。英国之所以后来能超越西班牙，就是因为它的体制既比荷兰松散的城邦联合体更有凝聚力，同时又比西班牙的君权受到更大的约束。通过光荣革命，“英格兰人成功地驯服了庞然大物型的现代国家，他们没有摧毁利维坦的巨大能量，相反是使它响应他们的意愿，服从他们的法律”。因此，英国到后来一家独大，并深刻地影响了今天世界的面貌。

中国一直没有机会驯服利维坦，皇帝在历史上一直注意削弱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实力，以保证皇权的独大。因此郡县制下的皇权只受“天命”的软约束，没有制度上的硬约束。

四

中国和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不同，也造成了中国和欧洲社会面貌的不同。

第一，传统中国社会是整齐划一的一元化结构。

中国大一统大王朝的面积极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为了保持国家的一元化和一致性，大一统王朝通常会对全国进行格式化的整齐划一。

这种整齐划一令西方人惊叹。就像我们前面引用过的，英国人说：“自进入中国境内以来，在这样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这样整齐划一，这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 [4] 中国在和平时代的社会治安之良好，和政府行政效率之高，也远优于同时代的欧洲。

但是整齐划一也有代价。在中央集权制下，因为皇权的独占性，君主通常对地方社会的动态发展表现出恐惧，对其他社会力量始终处于压制防范状态。 [5] 因此总是采取“消极性带防御性”的做法，“维持各地区的平衡，一般迁就经济落后地区”。比如很多朝代经常命令大片区域种植同类作物，结果加重了社会的负担，造成经济倒退。明初为防海盗骚扰，下令“片板不许下海”，清初迁海令更要求所有沿海居民内迁30里，正如葛剑雄先生所说，造成的经济损失其实大大超过了海盗的掠夺。

大一统王朝制定政策，出发点总是“便于君”而不是“便于民”，因此经常在全国范围内远距离大规模征调人力资源，被征调的百姓花在路上的时间甚至远远超过服役的时间，大大加重了民众负担，秦朝的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贾谊说，当时淮南的百姓迫切希望置于诸侯国的统治之下，而不直属于朝廷，以便能就近服役，而不必再长途跋涉于淮南和长安之间。而明代实物赋税制下，百姓负担的运费居然5倍、7倍于皇粮本身，这也是长途征调的结果。

葛剑雄先生说，在落后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如果政治设计更关注民生，应该更多地照顾地区差异。他观察到，有的时候，地方性“政权的领土大大缩小了……统治层次减少了，传递时间缩短了，行政效率会有所提高。只要保持和平状态，人民会因此而获得较多实惠”。

因此大一统体制一方面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带来了长时间和大面积的和平，另一方面却也限制了社会变化发展的空间，也压制了地方的效率。

而欧洲因为一直没有完成统一，各民族国家出现强烈的竞争态势。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规模浩大的郑和下西洋因为皇帝的一道简短的命令突然停止，这在欧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小国林立虽然动荡不休，但另一方面使得各地的活力得以发挥。

第二，中国传统王朝的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但是集中后的力量，用于提供公众服务的并不多。我们看传统时代的财政结构，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皇室和贵族们的消费，另一个就是供养军队和百官，用于民生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葛剑雄先生说，有些人认为传统政权既然集中了大家的力量，“必定会投资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工程，有利于发展生产等，显然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那些集中起来的财富“大多被挥霍浪费，真正用于国家管理和社会进步的反而是少数” [6] 。

管汉晖和李稻葵的研究证明了葛剑雄先生的这个说法。他们曾经将明代中国和工业革命前英国的财政结构进行过具体比较，结果发现，“总体来说，明代中国和英国的政府规模相差不大”，但是两国政府的钱，花到了不同的地方。明朝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宫廷和皇族的奢侈性消费，对宫殿和陵寝的修建，以及巨大的军费开支。除了几次治理黄河水患之外，整个明代很少进行大的水利工程修建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严重不足。政府也没有投资于道路的修建和保养，更别提“投资在工业制造或者其他生产性的事业上，因此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非常有限”。

欧洲的中央集权是在自治城市和商人阶级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君权又受到更多约束，君权通常不得不为经济发展服务。因此，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政府，汲取能力也很发达，但是英国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公共工程的修建以及转移支付，政府的投资和转移支付带动了国内其他投资的上升，投资的乘数效应为225，这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历史研究显示出，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而改为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是英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条件之一”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