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繁荣之后（1/2）

四十二年不识兵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三月二十九，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宋仁宗逝世，入葬永昭陵。 [1]

不知多久之后，在永昭陵的墙上，有无名氏题写了一首诗：

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 [2]

这首诗刻画出了中国帝制史上的高峰。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从表面看，他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加上性格有些优柔寡断，大事自己不做主，而是交给宰执们去处理，为人低调到好像不是一个皇帝。 [3] 甚至连他的大臣也诗酒流连、浅斟低唱，不以武功闻名。所以诗中说“边将无功吏不能”。

但就在这碌碌无为中，中国社会繁荣的时代却悄然来临。由于民间受到的干扰最少，经济发达，人们生活舒适，老百姓不用担心自己受穷，更不用担心来自官府的骚扰。而官员们也不用担心自己说错了话而掉头，即便当面和皇帝顶嘴，也不会受到惩罚。仁宗朝由此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值得怀念的时代之一。

仁宗死时，整个都城都陷入了巨大的悲伤，男女老幼哭成一片。据当时七岁的邵伯温回忆，当死讯传到西京洛阳，城中军民妇孺，都向着东方号泣，烧纸的烟尘遮住了太阳的光辉。 [4] 有人从汴京带来消息，说整个京师自发罢市悼念，数日不绝，乞丐小儿都在大内前，边哭边烧纸钱。有人在去往四川路过的深山里，竟然看到路边汲水的女人也拿着白纸哭泣。

这些人之所以痛哭，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人的死亡，而是在怀念一个时代。

中国皇帝在死后会被追赠一个谥号，表明后世对他的评价，之前“好”皇帝流行的谥号是“文”“武”“明”“章”等。到了宋仁宗，对他心怀感激的大臣们却想上一个独一无二的谥号，以表明他的特殊性，于是提出了“仁”字，所谓“为人君，止于仁” [5] ，一个“仁”字，表明了一个时代的宽宏大度。宋仁宗之后，各个朝代才出现了各自的“仁宗” [6] ，但更多只是照葫芦画瓢，谥号一致，却缺乏了他的实质：宽容和不干扰民间。

不仅宋仁宗，整个宋代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宽容时代。唐代的太宗纳谏带着很强的装模作样的痕迹，事实上，唐代宫廷和大臣之间内斗频繁，常常要置人于死地。宋代的皇帝却并不是装的，从宋太祖赵匡胤创立帝国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仁慈的基因。

宋太祖称帝三年后，就曾在太庙寝殿的夹层小间里立了一块碑，每年皇帝祭祀太庙，或者新皇帝登基，都由一个不识字的小宦官带领皇帝入内，对着石碑焚香、拜祭、默诵，将其中的嘱托牢牢记住。直到北宋灭亡，这石碑上的文字才流传了出来。石碑上只有简单的三条文字。

由于北宋继承了后周柴氏的江山，第一条内容是关于柴氏的，要求北宋皇帝不得对柴氏子孙用刑。就算犯了谋逆大罪，也只能赐他自尽，不能公开处刑，也不准株连家属。

第二条是针对官员和读书人的，要求后代皇帝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提意见的人。

第三条表示如果有人违背了前两条，就必然受到老天爷的惩罚。 [7]

宋太祖以身作则，不杀大臣，不杀功臣，不杀谏官，他的作风不仅影响了后代，也影响了宋代的群臣。比如，以军纪严明著称的大将郭进曾经担任西山巡检，负责进攻位于现在山西的地方政权北汉，曾经有人诬告郭进谋反，宋太祖不仅不相信，还把诬告者绑起来交给郭进处理。

郭进也没有杀这个人，而是留他在军中。直到有一次与北汉作战，郭进把这人叫来，告诉他：这次派你去打仗，如果你打败了，就干脆投降北汉吧；如果打赢了，我上奏皇帝给你加官。这人非常感动，誓死力战，得胜而还。 [8]

有宋太祖的榜样在先，北宋的皇帝们大都遵循了祖训，不随便杀人，尽量不干扰民间，这种作风持续了上百年，到宋仁宗时期达到了高峰。

宋仁宗不仅对大臣和人民仁慈，即便对敌国，同样保持着谦让的作风。仁宗驾崩后，他的死讯传到了辽国，使者报信的一路上，老百姓无不聚在一起哭泣，辽国在位的皇帝是辽道宗，当他听到了消息，也大哭着抓住使者的手感慨说：“四十二年不识兵矣！” [9]

辽国感谢宋仁宗也是有道理的。宋仁宗时代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战争，甚至有的战争还打得很窝囊。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这一年，西夏人李元昊自称皇帝，随后双方发生了战争。

战争的结果却出乎意料，小小的西夏在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接连击败宋军取得大捷，最后宋仁宗只好议和，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西夏向宋称臣。宋朝通过赎买的方式让西夏给了个面子。 [10]

在宋夏战争时，辽国也趁火打劫，以军事相威胁，希望从北宋获得好处。宋仁宗为了避免打仗，派大臣富弼去谈判，富弼不辱使命，经过谈判，以较优惠的条件达成了和解。 [11] 之前，北宋每年送给辽国岁币是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次又增加了银10万两，绢10万匹。通过这种方式保持了双方的和平。

富弼归来后，宋仁宗想重重地赏赐他，但富弼谢绝了，表示自己非但无功，反而有罪，不敢要求赏赐，只希望能够避过未来的指责。但宋仁宗还是很高兴，授予他资政殿学士。 [12]

果然不久后，有人就向皇帝上书：“富弼没有功，反而有罪。”宋仁宗不仅听不进去，还说只要能避免战争，有利于人民，不敢爱惜财物。

对方反问：“难道财物不是来自人民吗？”

仁宗表示：“财物的确来自人民，但这些财物不是一日取来，也不至于引起人民的困顿，而战争不管输赢，却可以在瞬间造成民生凋敝。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只能两害相较取其轻。”

对方继续反问：“这样会造成辽国的贪得无厌，下次他们不要财物了，而是要你的独生女儿，又怎么办？”

仁宗回答：“如果对社稷有利，我怎么敢爱惜一个女儿？” [13]

事实证明，辽国并没有贪得无厌，在新增了岁币之后，双方保持了长时间的和平。这才有辽道宗感慨的“四十二年不识兵矣”。 [14]

盛世下的隐患

当北宋君臣试图树立一个完美无缺的皇帝榜样时，事实上，仁宗时代的繁华背后，许多问题已经暴露了出来，在未来可能成为政权和社会的隐患。

北宋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是“三冗”问题。由于宋太祖是靠政变上台，对政变推翻的后周政权一直很优待，不仅没有随便杀害后周的宗室、官员，反而让他们继续当官发财。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性，北宋一直维持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加上要养活大批的士兵、宗室子弟，国家财政一直不够用。所谓“三冗”，就是冗官、冗兵、冗费的统称。

在仁宗的父亲宋真宗时期，士兵大约为912万人，接受俸禄的宗室、官僚大约为9 785人。到了仁宗宝元时期（公元1038年—公元1040年），士兵人数已经达到了1259万人，而接受俸禄的宗室、官僚为15 443人。到了仁宗的继承人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公元1067年），由于和平与裁员，士兵人数终于降了下来，为1162万人，但是接受俸禄的人却立刻扩充了3/10。 [15]

仁宗时期的名臣蔡襄曾经统计过皇祐年间（公元1049年—公元1054年）的税赋收入和军事开支，税赋分为钱、绢帛、粮、草四项，其中军事开支分别占了四项收入的27、85、86和84。 [16]

由于养兵养官的包袱，宋代的财政收入不得不大大增加，宋代的农业税和劳役都更加沉重，专卖制度也更加发达。 [17] 只是由于皇帝除了收税之外，不干预民间经济活动，民间的发达掩盖了较高的税收。

宋代的另一个问题是军队的战斗力不强。这个问题的原因同样与宋太祖建立的制度有关。为了避免军阀坐大，宰相赵普向宋太祖提出了制约地方的三个方法：在政治上，削夺其权；在军事上，收其精兵；在财政上，制其钱谷。 [18]

政治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正常的官僚制度之上，加上了许多副属性的监管措施，防止官员擅权。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宋代设置了副宰相（参知政事），又将兵权分出去，划归了枢密院，同时将财政权力分出去，设置了三司使，号称计相。

在地方官制上，财权、军事、行政权力也各个分离，官员皆由中央任命，并且互相牵制。 [19]

就这样，宋代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僚制度最复杂的朝代，官僚体系盘根错节，任何人想要反叛，都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力。

军事上，枢密院掌管军事大权。但是，为了限制枢密使的权力，又设置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组成的三衙。这三衙统领全国的禁军和厢军，负责军事训练。

三衙负责练兵，枢密院负责调兵，而打仗时还要另设将帅领兵。路、州、县各个地方政府也设有各种各样的军事职务，负责当地驻军的监管、协调和后勤工作。

唐代的军事制度是府兵制，府兵制的基本特征是士兵战时打仗，平时就耕地养活自己。而宋代采纳募兵制，招募而来的都是职业兵，只负责打仗，不负责生产和屯田，他们是要中央政府发工资的。 [20]

募兵制的缺点是养兵成本大，优点则是军事素质更强。可是，由于宋太祖设立了复杂的调兵规则，平常训练士兵的不负责指挥打仗，负责指挥打仗的不负责训练士兵，将军上了战场还不了解自己的士兵，士兵也没有忠诚度。结果，虽然采取了花费巨大的募兵制，但战斗力反而比府兵制还低，打仗总是吃败仗。

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两方面，就成了宋代各位皇帝最大的噩梦。宋仁宗一生受人称颂，唯独在战场上被小小的西夏打败，成了毕生的污点。

“三冗”问题与军事问题，也成了大臣们争论的焦点。久而久之，围绕着这些问题，在宋代的官场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两大派别。

第一派可以称为保守派。这一派认为，宋军之所以屡战屡败，社会之所以出现问题，都在于北宋缺乏一个统一的思想。也就是说，皇帝过于重视实务经验，但对于道德的要求太低，造成了军民离心。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重新扛起儒教的大旗，在道德上做文章，将人心再统一起来。

另一派可以称为实务派。这一派强调必须针对具体问题制订策略。比如，财政问题是经济问题，就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战斗力不强是军事问题，就考虑如何加强士兵的军事训练，减少指挥层级，落实将军与士兵之间的忠诚度，并淘汰掉不合格的兵源，宁缺毋滥。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在司马光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中，充斥着道德说教。 [21] 《资治通鉴》将王朝兴衰的主线与皇帝的道德感强弱密切关联起来，皇帝有德，社会就繁荣，一旦皇帝失德，就到了垮台的时候。这样的划分在现代来看，显得有些荒谬，但在宋代的一部分人看来，却是真理。

除了司马光之外，还有著名的道学家程颐、程颢兄弟，他们更是除了道德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对于实务一窍不通。

后一派（实务派）在宋仁宗时期的代表则是著名的改革家范仲淹。宋仁宗之后，是更加著名的王安石。

在宋仁宗时期，两派之间的界限并不泾渭分明。除了“二程”这样的死硬派，大多数人其实是兼而有之。比如，名臣欧阳修很强调道德的作用，但他本人也是一个实务经验丰富的人。即便范仲淹，也同样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只是他不光强调道德，而更看重程序和实务对政权的影响。

与西夏战争战败后，为了解决财政花费巨大，但军队战斗力不强的问题，宋仁宗决定进行一次改革。他选中的改革者就是实务派的范仲淹。

针对皇帝的要求，范仲淹提出了十条改革建议，分别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覃恩信、重命令和减徭役。 [22]

简单说，中国历代改革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个：财政收入和财政花费的不匹配，收入少，花费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减少花费，要么增加收入。由此可以划分成两类改革：一类是以减少财政花费为主的改革，另一类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的改革。

减少花费式改革的理论基础是，社会的总产出是一定的，政府如果收多了，那么民间留存的财富就会减少，所以必须抑制政府多收税的冲动，减少冗官冗员，减少财政花费。

增加收入式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通过政府积极的手段，可以将整个社会财富的饼做大一点，这样政府的收入也增加，民间财富也增加。

范仲淹不相信政府能够把饼做大，他的十项措施暗含着这样的看法：

第一，政府虽然要收税，但收税不是越多越好，所以考虑问题应该量入为出，而不是量出为入。第二，政府不应该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来获取收入，而只应该依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第三，解决政府问题，主要不是解决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而是解决政府的快速膨胀问题，把政府的规模降下来，花费自然减少。

所以，它的核心不是加强政府权力和干预民间经济运行，而是针对政府本身的改革，要从自我的身上割肉，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他提出的十项改革有针对性地解决四个问题：一是养兵贵，二是冗官，三是行政效率低下，四是百姓税重。

宋仁宗同意范仲淹的大部分改革措施，但在执行时，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23]

对于范仲淹的才华，人们佩服不已。特别是这个刚直不阿的人因为言论触怒权贵，被放逐了很多年，他此次上台是深得人心的。范仲淹接受重任后，较为正直的官员富弼、韩琦等人也随即受到重用，与范仲淹一起筹划改革方案。这时，人们仿佛看到了希望，对他们的政策报以极大的掌声。

然而，当政策下达之后，真正需要的是执行。但这时，事情却乱了套。

为了将那些不合格的人裁撤，将依靠恩荫制度上台的人弄走，必须实行严格的考绩制度，但范仲淹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推行政策，也无法得到下层的配合去推广。

人们议论纷纷，认为改革的面太广，内容太多，无法推进，摇头不再看好范仲淹的改革。 [24]

范仲淹做了一次努力，他上书皇帝，向皇帝要求更高的权力。宋代的政府政出多门，每个衙门都做不了事，但是每个衙门都在让别人也做不成事。要想实行改革，必须把权力更多地集中在宰相手中。他要求作为辅政大臣，监管兵事和财政，而将其他的权力也尽量集中交给改革派，与辅政大臣形成权力上的协调，共同推进改革。

这次，由于牵扯到了真正的利益分配，经过讨论之后，群臣建议皇帝否决范仲淹的提议，只交给他刑法权。

范仲淹仍然不想放弃，利用刑法权继续推进改革。他派出了按察使四处出巡，督促官员执行改革，同时打击那些不为民办事的官员。随着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揭露出来，他的改革终于触发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反抗。

范仲淹了解仁宗皇帝的弱点，皇帝性格仁慈，肯于受委屈，却对付不了会哭闹的官员。

庆历新政实行了一年多之后，范仲淹已经预感到改革的失败。他主动申请外调，改革不了了之。

范仲淹的改革是宋仁宗时期最后的机会。他本人是一个偏保守的改革者，是保守派和实务派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人。一旦改革的尝试失败了，从实务派中就分离出一个更加极端的小派别。

宋仁宗后期，实务派与保守派的分歧已经变成了是否需要改革。在这之前，即便保守派也认定需要改革，但范仲淹改革失败后，保守派认为只要加强思想教育，这个社会就已经完美了，不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实务派却看到了社会的问题，赞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