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繁荣之后（2/2）

但在实务派内部，又有两个派系，一个派系认同减少财政花费的改革，以范仲淹为代表，这一派系可以称为温和实务派。范仲淹失败后，另一个更加认同增加财政收入的派系在逐渐形成，这一派可以称为强硬实务派。

宋仁宗去世时，北宋的政治形势已经变成了强硬实务派与保守派的对立。在保守派一方，得势的也是强硬保守派。两派的中间力量都逐渐失势，北宋的官僚政治向着派系政治和朋党政治滑去。

商王世系与党争

由于仁宗没有儿子，他指定宗室子弟赵宗实（后改名赵曙）为皇位继承人。 [25] 宋仁宗有个叔叔（即他父亲宋真宗的弟弟）叫赵元份，封为商王。赵元份的第十三个儿子叫赵允让，封为江宁节度使。赵曙就是赵允让的儿子，被仁宗收为养子。从这时开始直到灭亡，北宋的皇帝世系就从真宗一系转到了商王一系手中。

赵曙（后世称他为英宗）是一个过渡性的守成的皇帝，对于养父的政策没有做出太多的修改，仍然重用仁宗时代的大臣。英宗担任皇帝不满四年就去世了，将宋朝江山留给了他的儿子赵顼。日后这个儿子比他的父亲要出名得多，他就是以改革著称的宋神宗。

宋神宗出生在仁宗盛治期间，他最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宗室子弟，突然间被提到了皇位继承人的位置，又幸运地在十九岁时就当了皇帝。在历史上，老人往往更加具有守成的智慧，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之一，比改变重要的是首先要保持这个时代的延续；年轻人却总是喜欢变革，神宗将自己处的时代视为理所当然，他看到的不是成就，而是问题，希望通过努力将世界变得更好。 [26]

年轻的宋神宗选择了激进实务派王安石来实现他的改革梦想。

与范仲淹的改革不同，王安石改革对减少政府花费毫无兴趣，而且强调由政府多控制民间经济，指导民间经济，在政府的努力下，将经济做大。他认为，政府大力发展经济的结果，是政府也可以多收租税，而民间也更加富裕。如果说范仲淹的改革主题是减税和减少管制，王安石的改革就是加强干预。 [27]

事实证明，王安石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是无法发展经济的，他的改革措施大都以失败告终。对北宋社会破坏最大的，除了改革本身之外，是王安石为了推行改革而引入的新官僚阶层。

英宗时期，仍然沿用了仁宗留下来的大批官员。这些官员大都带有温和的改良思想，又带着一点保守精神。他们即便赞同改革，也是希望减税和减少管制。当王安石采纳了大政府的行动时，官员们普遍反对。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必须依靠另一批人，他强烈地排挤前仁宗朝官员，打压异己，将一群年轻的官僚送上了最高官员的职位。

不幸的是，这批官员大都缺乏有力的道德支撑，他们唯一的兴趣是攫取权力，这使得北宋的官场出现了一次大换血。

在王安石之前，北宋官场上有一批历史名臣，如吕公著、韩维、欧阳修、文彦博、富弼、韩琦、司马光、范镇等，他们全都被排挤走，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几位权臣，如吕惠卿、蔡确、章惇等人。这些权臣后来被称为新党，他们把新党之外的人，不管是极端保守派、温和保守派，还是温和实务派都叫作旧党。

这次换血，让北宋的官场出现了严重的倒退。更麻烦的是由此出现的党争。为了和新党（极端实务派）对抗，在原来的老官员中崛起了一支最保守的力量，原本温和的保守派和温和实务派彻底靠边站。这支极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司马光。

宋神宗和王安石死后，司马光掌了权。如果说王安石是不遗余力地排挤旧党，那么司马光就是不问是非地摒除新党。当双方都不再以是非为标准，只是以党派站队时，北宋的官场彻底走向了衰落。

新党和旧党的争执还表现在了对外战争上。仁宗和英宗时代，中国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但到了神宗时代，王安石主导了对西夏的用兵，最终虽花费巨大，却徒劳无功收场。

这次用兵还导致了新旧党在军事上的分歧。从此以后，新党大都是主战派，希望通过对外战争换取功名；旧党大都是主和派，即便面对敌人的入侵，也希望采取不抵抗政策换取和平。

这两派的分歧严重影响了北宋后期的军事路线。北宋后期，常常由主战派主持政局。在和平时代最大的智慧是如何避免战争，但这个智慧是主战派没有的，他们总是不断试图把和平的国家拉入到战争轨道，并导致了与北方的冲突。

可一旦战争爆发，北宋的军队总是无法获胜。一两个败仗之后，主战派下台，换成了主和派。不幸的是，当主和派上台时，却往往是战争的硝烟已经升起，必须依靠军队去保卫国家的时候。到了这时，最大的智慧是如何全面调动军事力量打胜仗，可这个智慧是主和派缺乏的，他们不仅不加强防御，还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拖前方将士的后腿，造成军队更加被动。

对于任何国家，军事行动的原则都应该是：不轻易言战，战则必死战。但北宋却正好相反，最需要和平时主政的是鹰派；最需要抵抗时，在台上的却是鸽派；这种错位让北宋无力应付一场全局性冲突。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死后，北宋的政局在新旧党之间震荡。继位的宋哲宗没有亲政时，主政的是宋英宗的皇后高氏，高太后贬斥了新党，重用旧党的司马光。司马光立刻动用一切力量打击新党。

不想八年后的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高太后死了。亲政的宋哲宗立刻想起了父亲当年的理想，将新党人物纷纷召回，将旧党贬斥。新党的章惇、曾布等人兴高采烈地回到了政治中心，将旧党名单搜罗了一下，全部贬官。 [28] 在党争的背景下，北宋的政治局势已经失控。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年仅24岁的宋哲宗去世，由于哲宗没有活着的儿子，只好让他的弟弟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

宋徽宗初年，宋神宗的皇后向氏主政。向太后支持的是旧党，于是北宋的官场再次大换班，章惇等新党被贬斥，旧党回归。

但宋徽宗从心里更加认同他的父亲宋神宗。宋徽宗继位不到一年，向太后死了，徽宗立刻掉转马头，继续重用新党。此时，新党逐渐被一个叫作蔡京的人所把持，他成了宋徽宗最倚重的大臣。 [29]

为什么新党在屡次被贬之后，还总是能够回到北宋政治舞台的中心呢？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新党旧党已经向着不同的方向演化了。

在斗争中，旧党已经极端化成一群道德狂人，极度缺乏应对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新党却已经进化成一群理财专家，能够用各种手段帮助皇帝找钱。

徽宗的父亲神宗试图对官制进行改革（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限制官员人数，落实事权。但在宋神宗死后的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公元1094年），人们就又开始抱怨官员人数太多——不仅在改制后的几年增加了，还比改制前增加了很多。 [30] 到了徽宗时期，在短短的20年里，官员数目比元祐时期又增加了数倍。 [31]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政府官员人数已经达到了46万人， [32] 比起宋仁宗时期扩大了三倍。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户部的财政收入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支出，几乎年年都有赤字出现，甚至收入只能满足支出的四分之三。 [33]

但就在户部仰仗皇帝解决问题时，皇帝花钱的能力却更加强大。宋徽宗本人的奢侈居于宋代皇帝之首，他爱好广泛，品位高雅，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声色犬马，全都涉猎。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建筑和园林专家，建设了不少亭台楼阁，让各地进献珍稀的花草树木、奇峰怪石、鱼虫鸟兽（统称为花石纲）。他的任何一个小爱好都足以让巨富之家倾家荡产，当这么多的爱好聚集到一个人身上，就是一个国家也难以承受了。

在所有的大臣中，只有蔡京的理财能力与宋徽宗的胃口匹配。于是，皇帝越来越陷入对蔡京的宠爱无法自拔，至于旧党的道德楷模们，由于没有实务能力，不仅不能提供帮助，反而总是给皇帝制造麻烦。

崇宁三年（从公元1104年）开始，蔡京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用各种票据，从金融上帮助皇帝维持开支。北宋时期，由于雕版印刷的成熟，政府已经可以印刷数目众多的信用票据，最著名的就是交子和盐引，它们都可以被当作钞票使用。

所谓交子，就是以金属货币作为后盾的纸质凭证，每一张交子背后，都对应着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作为储备。理论上，一贯交子可以随时兑换一贯金属货币。

所谓盐引，是以盐作为后盾的纸质凭证。理论上，每石盐引也可以随时兑换一石盐。

在蔡京之前，交子只在四川使用，盐引只在北方使用，他扩大了交子和盐引的使用范围，将之变成全国发行，再利用政府的印钞机，将超过需求的交子和盐引注入实体经济之中。这时的交子和盐引已经无法兑换对应数量的金属货币和盐了，这就是通货膨胀。

蔡京的改革帮助皇帝获得了大量的收入，但给民间制造了剧烈的通货膨胀。

民间的怨声传到了皇帝的耳中，于是宋徽宗采取了一个历代王朝都会的方法：利用对外矛盾来化解民意，将人民的不满从国内引到国外去。

在宋代，整个社会的心中有一道伤疤迟迟不能愈合，那就是北方的辽国。不管是历代皇帝还是平民百姓，都记得契丹占据了汉人北方的燕云十六州。经过了上百年的和平，当年英勇的契丹国家也已经到了衰落期，于是，一场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策划在宋徽宗的主导下上演了……

【注释】

[1] 参考《宋史·仁宗纪》。

[2] 参考《能改斋漫录》。

[3] 参考《后山谈丛》。

[4] 参考《邵氏闻见录》。

[5] 《大学》：“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

[6] 指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明仁宗朱高炽（洪熙帝）、清仁宗颙琰（嘉庆帝）。

[7] 参考《避暑录话》。

[8] 参考《涑水纪闻》。

[9] 参考《后山谈丛》。

[10] 参考《宋史·夏国传》和《西夏书》。

[11] 参考《宋史·富弼传》。

[12] 富弼《辞枢密副使奏疏》，见《宋文鉴》卷四十五。

[13] 参考《东轩笔录》。

[14] 有人传说辽道宗做太子时，曾经混在使节之中来过北宋首都汴京，宋仁宗知道他来了，不仅没有扣押他，反而善待他，带着他游览大内，甚至见过皇后。直到太子快离开时，仁宗才向太子交心：“我们都是一家人，以后要时时记住我们的友谊，爱护老百姓。”见《邵氏闻见录》。

[15] 参考《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

[16] 蔡襄《论兵十事》，《蔡忠惠公文集》卷十八。四项收入的具体数据为：钱36 822 541贯，绢帛8 745 535匹，粮26 943 575石，草29 396 113束。四项军事开支的具体数据为：钱9 940 147贯，绢帛7 422 768匹，粮23 170 223石，草24 980 464束。

[17] 关于宋代财政，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18] 参考《宋史·赵普传》。

[19] 参考《宋史·职官志》。

[20] 参考《宋史·兵志》。

[21] 参考《宋史·司马光传》和《资治通鉴》。

[22] 参考《宋史·范仲淹传》。这十项改革纲领，出自范仲淹的奏章《答手诏条陈十事》。

[23] 《宋史·范仲淹传》：“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24] 《宋史·范仲淹传》：“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25] 参考《宋史·英宗纪》。

[26] 参考《宋史·仁宗纪》。

[27] 参考《宋史·王安石传》。

[28]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绍述》。

[29]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蔡京擅国》。

[30] 苏辙《元祐会计录·收支叙》对皇祐和元祐年间（两者相差三十几年）的官员情况做了对比——臣请历举其数：宗室之众，皇祐节度使三人，今为九人矣；两使留后一人，今为八人矣；观察使一人，今为十五人矣；防御使四人，今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为诸曹郎中），今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为员外郎），今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为博士），今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为三丞），今为四百三十一人矣；诸司使二十七人，今为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余可以类推，臣不敢遍举也。

[31] 《宋史·食货志下一》：“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减，今官较之元祐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

[32] 洪迈《容斋随笔·宣和冗官》：“今吏部两选朝奉大夫至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横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馀员，选人一万六千五百馀员。”《长编纪事本末·官制》则记载，政和二年官吏共四万三千余人。

[33] 《宋史·食货志下一》：“户部侍郎范坦言：‘户部岁入有限，支用无穷，一岁之入，仅了三季，馀仰朝廷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