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遗患无穷（1/2）

孤城守将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宋钦宗在吴敏的推荐下见到了李纲。在奏对中，李纲总结了金军出兵的五大欲求，认为他们的军事行动要达到的目的是：第一，称尊号，获得北宋的尊重；第二，索还逃亡者，加强人口；第三，要求增加岁币，获得更多收入；第四，要求犒师，即一次性的物资赔偿；第五，割地。

他认为第一、第二项，对于北宋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应该满足对方；第四项一次性赔偿，对北宋来说只是一次性支出，也可以尽量满足对方。

但第三项，由于宋徽宗许诺的岁币已经很高，加上是持续性支出，每年都要交，所以不能轻易许诺再增加岁币。至于第五项，更是万万不可，这不仅是土地丢失的问题，而是意味着北宋将失去屏障，未来守不住。

李纲建议皇帝在这个指导原则下与金军展开较量，同时不要懈怠军事上的准备。 [1]

第二天，宋钦宗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这是李纲第一次跻身于北宋重要官僚行列，但仍然不算是最高的宰执级官员，没有资格参加国务会议。宋代官阶最高的几位官员称宰相，还有几个副宰相称为执政，共同组成最高官员群体。

正月初四，金军正在渡河的消息传到京城，宋徽宗已经离开，宰执级的官员都在劝说宋钦宗赶快逃走。他们大都认为 [2] ，宋钦宗离京之后的第一选择应该在襄阳一带。

为什么是襄阳？这就要从中国的地理结构谈起。在中国，秦岭—淮河将国家分成了南北两部分，沟通这南北两部分的道路主要有三条，分别是从陕西入四川的西路（也叫蜀道），从淮河到长江流域的东道（宋徽宗逃亡时所走的道路，运河也修建在这条路上），以及从河南中部经过南阳、襄阳到达湖北、湖南的中路。中路位于三条路中间，而襄阳又在中路的中间，所以被认为是中华的地理中心，也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如果宋钦宗逃到这里，比起宋徽宗逃到江南要好看一些，同时也可以说是为反攻做准备。 [3]

除了襄阳，也有人建议西去长安组织反攻 [4] ，也就是选择西路。

如果能进行有序组织，皇帝撤离首都也不算是错误的选择。在全局性战争中，首先要保证的是皇帝的安全，因为皇帝就是指挥系统的最高首脑。其次，等皇帝撤离了，还要对整个首都的平民进行有组织的疏散。平民撤离完毕，军队再入驻，展开顽强的防守，守住都城，并在合适的时机进行反攻。

由于金军兵马并不算多，只要组织得当，是可以利用上述策略将他们击败的。

但这样的策略只存在于人们的理想之中，现实却是，由于金军来得太快，朝廷仓促准备，一旦皇帝出走，不仅无法组织有效的平民撤离和军事防御，反而会导致后方的大混乱和战线的崩溃。可以想象，只要皇帝一离开，溃兵立刻就会逃离，把平民丢下不管，而平民由于缺乏有效组织，很可能会出现一次踩踏式的大悲剧。溃军和难民还会冲击其他区域，北宋的军事将彻底瘫痪。

因此，考虑到实际情况，要想组织有效反击，皇帝不仅不能离开首都，还必须负起责任，鼓励士兵，防止哗变。

李纲作为兵部侍郎，在宰执们开会时并没有资格参加。但他越级来到了开会现场与宰执们辩论。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如果皇帝逃走，哪怕是去襄阳，整个大宋江山也就完蛋了。在他的鼓励下，皇帝终于决定留下。

为了让李纲在未来可以参加国务会议，皇帝问下属，宰执级官员中是否还有空缺？恰好尚书右丞有缺，皇帝就现场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尚书右丞虽是执政级官员的最低一档，却让李纲有权参加国务会议了。

直到正月初五，皇帝仍然处于摇摆之中。他的日常用品甚至都已经装车。李纲煽动了禁卫军，让他们表示坚决不走，再以此胁迫皇帝，让他明白即便上了路，也有可能被军队抛弃。皇帝决定不走之后，李纲又用皇帝的名义去强迫大臣留下。 [5] 他几乎是凭借个人的力量威逼利诱，才将整个朝廷留在了京城。

当天，皇帝在李纲的半强迫半说服下来到了宣德门慰问士兵。皇帝只是象征性地露一下面，李纲与吴敏却借机大做文章。他们在士兵面前大声朗读着事先准备的檄文，每读一句，下面都激动地应和着，直到所有人感慨泪下。

汴京被弃城的危险暂时过去了，但接下来，是怎么守城的问题。由于承平日久，人们不仅忘记了怎么守城，甚至连守城的工具都没有了。我们不妨看一下李纲时代的北宋汴京城是什么样子的。

北宋汴京城包括内城和外城两座城墙，内城（也称旧城），周长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修建于唐朝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外城（也称新城，罗城）修建于五代时期的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四月，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 [6]

根据传说，宋太祖赵匡胤决定定都汴京时，曾经对城墙进行过一次改造。这次改造的图纸最初是由宰相赵普设计，设计方案颇有唐代风范，城市街道横平竖直，坊市燕然，但宋太祖看了大怒，立刻让赵普重新画了一张图，图上曲曲弯弯，到处是不合几何学的地方。于是，北宋的首都看上去如同一个委屈的古怪城市，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

到了宋神宗时期，曾经试图对城市进行改造，但最后也没有改成，只是增加了一圈女墙作为保护。

宋徽宗大建宫室的时期，终于有机会将首都美化一番。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改造工程开始，将原来不平的地方都拉直，并扩大了一部分，于是首都外城的周长扩大到了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重修之后，首都的确漂亮了很多，但由于城墙过于笔直，反而容易受到攻击。金人的大炮在四面轰击时，会引起大规模倒塌。 [7]

汴京城墙的内城墙一共开了十二个门，东城墙三门：靠北的叫望春门（旧曹门），往南分别是丽景门（旧宋门）、角门子；南城墙三门：中间的叫朱雀门，东面的叫保康门，西面崇明门（新门）；西城墙三门：从南往北分别是宜秋门（旧郑门）、角门子、阊阖门（梁门）；北城墙三门：中间景龙门，西面天波门（也叫金水门，传说中的杨家将的府邸号称天波杨府，就在这个门旁），东面安远门（旧封丘门）。

汴京城的外城墙更加复杂，一共十二个陆城门和八个水门，陆门分别是：东城墙两门，南朝阳门（新宋门），北含辉门（新曹门）；西城墙三门，南顺天门（新郑门），中开远门（万胜门），北金耀门（固子门）；南城墙三门，中南薰门，东宣化门（陈州门），西安上门（戴楼门）；北城墙四门，从东往西分别是长景门（陈桥门）、永泰门（新封丘门）、通天门（新酸枣门）、安肃门（卫州门）。

外城由于有三条大的河流贯穿，又形成了八个水门，供货物进出，每个水门里都有铁闸，随时可以放下，防止外面的敌人偷袭。其中汴河上水门分成南北两个，称为大通门和宣泽门，下水门南北分别称为上善门和通津门，惠民河上水门叫普济门，下水门叫广利门，广济河上水门叫咸丰门，下水门叫善利门。 [8]

为了御敌，外城的城门大都带有三层瓮城，扭头开门。所谓瓮城，指的是一个城门不是一道单门，而是在城门位置修建一个与城墙同高的围子（即瓮城），围子上开两个门，一个门对着城内街道，一个门对着城外，人们要从城内出到城外，要先经过内门进入围子里，再从围子经过外门到达城外。敌人来进攻，即便攻破了外门，也只是进入围子里，反而更容易被守军从瓮城城墙上瓮中捉鳖发动攻击。汴京的瓮城是三层，意味着有三个门，更加稳固。

所谓扭头开门，是指瓮城的内外门不是正对着的，人们从城内的街道先经过内门进入瓮城，瓮城里的路要转一个九十度的弯，再通向外门。这种扭头门的设计是为了避免攻城方的大炮直射，也是增加攻城方的难度，加强守卫实力。

不过，御道上的四个门——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封丘门，由于皇帝经常使用，都修的是直门两重，这四个门就成了防守方最薄弱的环节。

在城墙外，有一条宽十余丈的护城河，名叫护龙河。河两岸遍植杨柳，粉墙朱户，禁止行人往来。 [9] 城墙上每隔百步就设一个马面，所谓马面，就是比城墙更宽，向城外突出的墙体，由于更厚，不仅可以抵御炮火的攻击，也更容易对付城下的敌人，避免形成死角。马面上有战棚，以及躲避弓箭的女墙。城墙内有专门的牙道种植了树木，每两百步有一个武器库。在首都有一个机构叫京城所，专门负责武器与城墙的维修。

这种看似非常专业的设置，还是只存在于理想之中，现实却是另一副模样。当李纲和宰执们争吵时，京城所负责人陈良弼立刻跑了过来，向皇帝报告首都是守不住的。 [10] 因为宋徽宗修筑城墙时只考虑了美观，没有想到京城会遭受攻击，因此将城墙的防御功能减弱了。

改造时拆掉了用于防御的木制塔楼（楼橹） [11] ，考虑到天下太平的局面，楼橹迟迟没有修复，就是有一些旧楼橹，也由于改造工程采取了新式墙面，和旧楼橹的制式已经不合拍了。旧楼橹比较大，在城墙上无法放置，可如果截成两个，又太小了。虽然京城还存着不少木料，但需要五千木匠一个月才能建好。 [12]

更麻烦的是，在城东的新宋门外，有一个叫作樊家冈的地方，这里由于接近皇家禁地，在开挖护城河时深度不够，成了防守的最大薄弱点，再补挖已经来不及了。

京城所的人都没有信心，李纲又该如何处理呢？

短兵相接

从正月初五皇帝决定留守，到正月初八金军到来的这几天，成了李纲唯一能利用的空档期。他立刻将全城动员起来，由于汴京已经一百多年没有遇到过战争，市民早已适应了和平的生活，动员起来可以，但要教会他们干什么，却并不容易。

在人员上，李纲给每一面城墙配备了一万两千名正规军，同时有大量的保甲、居民和厢兵来为正规军服务。正规军按照每百步配置在城墙上。为了避免人多杂乱，他还专门安排了宗室、武臣、从官等为提举官，负责协调指挥，避免混乱。由于城门是最难防守的地方，就由中贵、大小使臣分别领兵把守。

由于防御器械缺乏，制造器械也成了重要工作，汴京城准备的器械包括多种，除了马面上的战棚之外，还有保护城墙的毯子，重新给城墙装上大炮和弓弩，运送大量的砖石做炮弹，砖石也可以用于修补城墙缺口。当敌人爬墙时，必须放下檑木将他们滚下地面，同时还要预备火油和火炬烧他们的云梯。

除了城墙防御系统，李纲又准备了四万兵马分成前后左右中五个军，每军八千人。军队内部设立大小官员（统制、统领、将领、步队将），层层负责，抓好部队的训练工作。

在城外，也有两个战略性地点必须加以防御，它们是位于城东新宋门外的樊家冈，以及同样在城东的东水门外的延丰仓。

樊家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城外的一片高地，同时又是护城河最窄的地方，李纲派遣了五军中的后军驻扎在樊家冈，防止敌人靠近。

延丰仓是汴河边的一个大仓库。汴河上的漕船从南方来到，首先经过东水门，所以东水门一带就成了仓库最密集地所在。从南方来的漕粮许多就储存在这些仓库中。比如城外的延丰仓 [13] 、顺成仓，东水门内的广济仓、富国仓、广盈仓、万盈仓、永丰仓、济远仓。除了东水门内外，在整个汴京城的仓库一共有五十多处。 [14]

作为城外最重要的仓库之一，延丰仓里存粮（粟豆）还有四十万石，考虑到四处勤王的军队正在赶来，当他们来到城外时，要从这里获取粮食，所以必须派兵把守。 [15] 李纲派遣了五军中的前军专门把守延丰仓。剩下的三支军马则放在城中，作为机动部队使用。

正月初七，金人已经来到了汴京城外，他们首先向着城西北方的牟驼冈扑去。

牟驼冈是城西北角一片如同沙堆的高地，三面环水，靠着一个叫作雾泽陂的水塘。 [16] 牟驼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里是皇家御用马匹的马厩，养着两万多匹马。 [17] 当年郭药师曾经受邀在牟驼冈打过球，知道位置的重要性。一旦获得了牟驼冈，不仅解决了马匹问题，还解决了饲料问题。正是在郭药师的带领下，金军才将北宋的皇家马匹一网打尽。斡离不兴奋地对带路的宋降臣沈琯说：“南朝真是没有人，如果他们有一两千人守卫黄河，都不可能放我们过来。”

从这一天傍晚开始，金军发动了对汴京城的攻击。由于他们占领的牟驼冈位于京城西北部，因此城墙的西面和北面成了最主要的进攻区域。

首先被进攻的是位于西面的水门宣泽门，俗称西水门。这道门建在汴河的上水方向。在一个城市里，除了陆路城门之外，水城门往往是防御最薄弱的环节。陆门大都有瓮城和几道门，但水城门只有一个水闸，平常将水闸拉起，就可以通船，到了夜里（或者需要防御时）将水闸放下来。

如果外面进攻的人能将水闸破坏掉，就可以通过水道入城了。

当然，守城者知道水门比较薄弱，也会采取反制手段。比如，为了给水门提供额外的保护，在水门两侧建了两条与城墙垂直的墙，将河岸夹住，这就是所谓的拐子城。需要时，守城的士兵可以站在拐子城上向下射箭，这样就扩大了防御纵深，不用等到对方攻到城下再防御了。

针对宣泽门，金军派出了数十艘小船，顺着汴河水而下，在船上放火，试图将闸门烧毁。李纲听说后，立刻派遣了两千人的敢死队，登上拐子城，一旦火船顺流来到拐子城区域，士兵就用长钩把火船钩到岸上，再用石头将船砸毁，避免它们靠近水闸。

为了进一步减缓火船的速度，他们还在水中安置了杈木，火船受杈木阻挡，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如果火船能够突破杈木，又避开了长钩，阻拦它们的最后一道关卡是——蔡京家的假山。由于缺乏石头，李纲下令将蔡京家的假山都搬来，扔在水门前的水里，作为最后的阻挡。火船撞到假山上，就无法靠近闸门了。 [18]

经过李纲的固守，金军损失了百余人，却无法攻克水门。

但敌人的撤退只是暂时的。正月初九那一天，李纲去向宋钦宗汇报时，突然又传来金军进攻北面四门的消息。汴京北面四门从东往西俗称陈桥门、封丘门、酸枣门和卫州门。由于距离牟驼冈最近，成了下一个袭击目标。

当天早上六七点钟，敌人就开始集结，发动进攻，其中酸枣门受到的攻击是最多的。

李纲立刻向皇帝请求再派一些禁卫军中的神射手，跟随他一同去守城。由于汴京太庞大，从大内到酸枣门，竟然有近二十里，路上街巷，李纲生怕自己还没有赶到，城门就已经失陷。所幸当他赶到时，金军刚渡过护城河，用云梯攻城。李纲立刻命令援军上城，用弓弩射杀攻城者。

当他在酸枣门内时，突然发生了一幕令人恐慌的情景。从城门楼上突然间扔下了六七颗人头，这些人头都是宋军的，不是进攻的金军的。

李纲立刻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这些人都是奸细。

如果是没有经验的指挥官，会认为杀得好，但李纲却敏锐地意识到坏事了。城内的守军开始滥杀，往往不是真的有奸细，而是恐慌的表现。战争中，士兵们往往也非常害怕，他们担心自己的生命，开始防范一切人，由于过分疑神疑鬼，到最后会对身边的人都信不过，将杀戮扩大化。

如果不制止这种行为，谣言很快就会散布开来，人们会以为处处都是奸细，那时就要开始逃跑了。到了这一步，事情就必然失控，也意味着城池无法守住。

幸亏李纲知道这个道理，他上了城门，将几个杀人的士兵抓住斩首，并下令：

凡是声称抓到奸细的，必须亲自带着人到长官处，说清楚为什么指证他是奸细。如果不经过程序，擅自杀人，就是滥杀无辜，要立刻斩首。

控制住了守城者的恐慌，李纲率领官属登城督战，激励将士。此时宋军士兵的士气已经扭转，越战越勇。针对攻城者的不同手段，守军也采取了不同的防御层次，分成远、中、近三个层次。对远方的金军，用威力巨大的床子弩和坐炮对付；对中间的金军，用神臂弓和强弩射击；已经开始登城的，用普通的手炮和檑木将他们滚下。

由于登城最需要的是云梯，李纲针对对方的云梯也做了安排，派了敢死队缒城而下，将对方的云梯烧毁了十几座，又斩杀了负责指挥的十几个金军将领。

宋军分辨金军到底是士兵还是将领是通过对方耳朵上的装饰来区分的：将领大都有金耳环，而普通士兵没有。

进攻持续到下午五点多，金军死亡数千人，才陆续撤了回去。酸枣门已经被射成了刺猬，守城的士兵也有伤亡。

最大的伤亡是何灌，这位将军从黄河南岸逃回后，参与了汴京守城，死在城下。

经过这次战斗，防守一方的信心大大增强。金军号称三十万人 [19] ，但根据宋军的估计，最多也就六万人，其中一半左右还是其他部族的友军，女真军队不超过三万。 [20] 按照这样的消耗，对方是不可能支撑长久的。同时，各地勤王的部队迟早会赶来，也就是说，只要再支撑一两个月，金军就必然要撤退。

当晚，皇帝大行犒赏，从内库中送来酒、绢、银等物品，受伤的人赏赐更加丰厚。守城者的士气已经达到了最高。

但就在这时，战争却戛然而止，正月之内再也没有进行过一次像样的攻防战，士兵们再次懈怠了下来。原来，战争只是让金军感到了困难，却让宋钦宗感到了恐慌。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议和，于是，汴京围城战变成了一场外交运动……

外交大溃败

就在金军刚到城下的那一天，正月初七，李纲率领军民守卫水门时，城内的宰相李邦彦和少宰张邦昌也没有闲着，他们准备派使节去见斡离不元帅，名义上是去犒军，实际上是打探消息。

他们选择了一个叫作郑望之的人，郑望之担任尚书驾部员外郎，正在去选马的路上，突然被人叫住。原来是兵部尚书路允迪派人来找他，让他到开国务会议的都堂去商议事情。

都堂里一片混乱，郑望之径直走到宰相李邦彦的办公室，发现除了李邦彦，其他的阁僚也在。当场，李邦彦任命郑望之为出使金军的大使，副使则由一位叫作高世则的人担任。

郑望之还想推辞，但众人不由分说将他们推上马，送到西面的开远门 [21] ，把他们放在筐子里缒下城墙。城外，何灌的军队正在布阵，听说使者来了，立刻找了个嗓门大的，渡过护城河，对着金军阵营大喊，让对方也派人来谈判。

很快金军阵营里走出一个紫袍人、一个白袍人。紫袍自称太师，名叫吴孝民，是个北方汉人；白袍自称防御，是个金人。于是谈判在阵前进行了一夜。

原来斡离不也在等待着谈判的机会。自从宋徽宗刚退位时派李邺前往金军，在邯郸遇上斡离不之后，北宋再也没有派过其他使节。与西路的粘罕不同，斡离不在军事经验上不足，一路上还曾经犹豫是否要回师。幸运的是他碰上了郭药师，才在对方的劝说下一直来到了北宋首都。但到底能不能打下来，还是个未知数，一旦打不下来，孤军深入就可能遭受最严峻的惩罚。最好的办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逼迫北宋皇帝签一个新和约。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斡离不到达城外的第一天就派出了吴孝民使团，不想却正好和北宋的郑望之使团遇上。

吴孝民与郑望之谈判时，首先安慰对手，表示斡离不听说宋徽宗退位了，就已经做好要和平的打算，就当是双方做一场买卖，之后就各自回家。

经过郑望之询问，吴孝民说出了买卖的实质：北宋割让河北和山西，以黄河为界，并支付一定的犒军金帛。

郑望之答道这哪是买卖。他举了个例子：有人想卖一匹绢，要价三贯，买家愿意出两贯五六百文，卖家让再加一两百文，最后成交。这叫买卖。金军又要金帛，又要割地，却没有任何回报给北宋，这不叫买卖，叫强取。 [22]

双方争来争去没有结果，只好进城再谈。吴孝民等人住进城内接待外国使团的都亭驿，已经是四更天。

第二天，皇帝见到了吴孝民使团。吴孝民表达了金军的主张，并请求派使臣前往金军军营逐条谈判。李纲担心派去的人太软弱，立刻表示他愿意前往， [23] 但皇帝拒绝了，派遣了同知枢密院卿李棁担任正使，郑望之和高世则担任副使，与吴孝民一道前往金军营地。

临行前，皇帝嘱咐连连，又派人带了一万两黄金和酒果，吴孝民不断地催促启程，但上马时，已经日落多时，从开远门（万胜门）出去走了一两里就天黑了，到金军营地已经是一更多。斡离不短暂地接见了使者，使者跪地膝行到了他的面前。 [24] 他只是不断地指责宋人败盟，没有谈正事就让使者先休息，第二天再说。

正月初九，谈判与战斗同时进行，李纲在战场上击退了金军，但使团却在谈判桌上沦陷了。

当初，李纲想要亲自出使的意思是：他知道由于勤王军队没有来到，必须与金人谈判，但他希望使者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让步，什么地方不要轻易让步。比如，上尊号、一次性赔偿、边民问题都可以让，但领土与岁币问题都是千秋万代的大事，不能随便吐口。金人正处于虚张声势的讹诈期，如果全部满足他们的要求，只会让他们更加看不起，在未来变本加厉，也不利于勤王军队到来之后的行动。

皇帝不让李纲出使也是有理由的，他认为李纲过于刚烈，担心他出事。 [25] 但李纲又担心李棁过于软弱，会吃大亏。

皇帝与李棁等人谈时，也给出了自己的底线。在他所列的事目中，包括了如下的建议：第一，金国境内过来的人口一律返还金国；第二，金军撤兵；第三，不能以黄河为界，但可以考虑给金人一定的租税，也就是增加岁币，在与郑望之等人商量时，他认为可以增加百万（之前的规模是一百五十万，包括钱一百万贯、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而辽国时期的岁币是五十万），但在列事目时，他写的是最多可以增加七百万；第四，一次性的赏军钱银五百万两（岁银的二十五倍），绢五百万匹，金五十万两（与大臣商量时他提的也是百万银，事目上实际已经提高了很多，也已经接近他能够筹措的极限）。 [26]

事实证明，李纲的担心是正确的，李棁果然过于软弱了。

正月初九，金军参与谈判的是契丹人萧三宝奴、耶律忠和汉人张愿恭。双方引经据典，打了半天嘴仗。最后，萧三宝奴提出了要求：金军士兵不像宋军，平常是没有工资的，他们还采取部族制的做法，金国皇帝需要打仗，就从部族征兵，部族的兵都是义务的。但是，他们可以在战争中依靠合法地抢劫，来获得收入。如果要息兵，必须让所有的士兵获得一份犒赏，才有可能。

到底犒赏多少呢？萧三宝奴计算：粘罕的西路军一共动用了二十万人，斡离不的东路军三十万人，一共五十万人。每个人两锭银、一锭金才能打发。他们都听说汴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钱多得花不完，认为这点钱算不了什么。

但如果换算一下就知道这个数目是多么庞大，五十万锭金、一百万锭银，换算成两则是五百万两金、五千万两银（相当于岁银的二百五十倍），也就是宋钦宗设立上限的十倍。宋钦宗的上限，已经是能够搜刮的极限，提高十倍，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作为副使的郑望之还敢与金人争论几句，而作为正使的李棁却唯唯诺诺，不敢说话，被金人嘲笑为女人。 [27]

当天，金人再派使节 [28] 与郑望之、李棁等人回到汴京城内。他们带回来的要求有好有坏：第一，不再要求以黄河为界，改为只割河北、山西地区的三个镇——太原、中山、河间（当然，除了三镇，更北方的燕京地区已经被金军占领，也不会还给宋朝）。第二，宋钦宗许诺加岁币七百万贯，金军只要求加两百万贯（含之前宋金和约中规定的一百万贯，也就是此次增加的只是一百万贯）。第三，释放了一批燕山等地被俘的将领。这是金军让步的三个条目。但同时，第四，犒军物品却大大增加，除了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之外，还包括马牛骡各一万头，骆驼一千头，杂色表缎一百万匹，里绢一百万匹，书五监。 [29] 第五，由于宋朝在以往的和约中信用不良，要求提供亲王作抵押，跟随金军过了黄河就放回，再要求提供一名宰相执政级（宰执）官员，等三镇交割完毕再放回。

正月初十，萧三宝奴等使节见到了宋钦宗，将书信交给皇帝。皇帝读罢，看了一眼身边的吴敏，问道：“如何？”吴敏回答：“事无可奈何，再商量吧。” [30]

在除了李纲之外的宰执的要求下，宋钦宗答应了所有条件。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识到，金人所要求的金银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由于交割需要时间，政府首先要做的是将金军要求的人质送往金军营地。宋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自告奋勇，愿意去金军大营做押，同时选派了少宰张邦昌作为宰执级别的官员做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