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遗患无穷（2/2）
在北宋君臣一丝不苟地执行金人的要求时，只有一个人质疑是否有必要这么做。李纲反对说，金人要的金银根本就没办法凑齐，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燕云地区后，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是中原地区的门户，虽然叫三镇，但大小实际上已经是十几个郡，只要三镇丢失，就意味着整个河北、山西地区不可守了。一旦山西、河北丢失，整个中原就不复存在。割掉三镇，等于是间接地灭了国家。
这一点，那些宰相难道看不到吗？不是看不到，是不在乎了，他们只在乎这几天的危险，想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先把眼前的事对付过去，没有一个人有更远的打算。
李纲的建议是：不要着急凑钱，割让三镇的诏书也不要着急发，先和金军拖延，不要留把柄。再拖个十几天，等勤王大军一到，不管是否凑齐，三镇是否割让，金军从自己的安危出发都会撤离。
但宋钦宗已经听不进去了，他只想快点摆脱出来。他也不让李纲辞职，但又只让李纲负责守城事务，更重要的和谈则交给了几位主和派的大臣。
正月十二 [31] ，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等人在正午时分离开首都，前往金军大营。他们是去做人质的，赵构是亲王，张邦昌的少宰已经属于宰相级，符合金军的要求。随从有北宋使节李邺、高世则，他们持皇帝的新和约（誓书）前往。
康王作为人质期间表现得不卑不亢，金人对他也以礼相待，斡离不表示如同见到兄弟一般。 [32]
斡离不经验不够丰富，也不够凶狠，年轻且有些好色，当北宋几乎完全答应了他的条件，他也立刻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他对立刻能到手的财富更加看重，对所谓岁币倒不是那么在乎，于是决定将北宋的岁币减去一百万贯，恢复到出兵之前的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钱一百万贯。 [33] 这相当于北宋岁币这一块就减去了，剩下的只是高额的一次性赔偿费用，以及割让三镇。
但这两条都不容易完成。
首先，在三镇交割上，皇帝催促中书省向山西、河北地区下令，由三镇的官员向金军交割，不得延误。李纲数次争辩，但皇帝和其他大臣一心想着让金军赶快撤离，希望尽快完成。
直到皇帝的誓书发出，李纲才确信无法挽回了。不过他最后还是留了一手，利用手中的军权，将发往三镇的交割命令扣下了。只要接不到命令，三镇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皇帝卖了，就会继续抵抗下去，只要抵抗，就有希望。 [34]
官家议和，百姓遭殃
宋钦宗与金国的东路军谈判时，金国的西路军还在围困太原，甚至越过太原南下，希望打通西线。
宋钦宗给西路军统帅粘罕写了信，请求他停止进军。皇帝派出使者宋彦通和郝抃，让他们带着给粘罕的信，首先前往斡离不的营地，请求斡离不派人跟随他们一同去往山西，把书信交给粘罕。
斡离不同意了，在信使往来间，又免去了北宋赔偿的一万头牛。 [35] 作为回报，宋钦宗写信敦促太原守军不要抵抗。因此，虽然李纲按住了交割三镇的命令，但交割太原的诏令还是通过金人发出了，其余两镇被搁置了起来。
金人最看重的仍然是战争赔偿问题。虽然免去了一部分岁币和一万头牛，但剩下的还是要尽快交割。由于金人军队都是义务兵，需要靠北宋的赔偿作为工资，他们规定了高昂的军事费用，不说其他小项，最大的两项是金五百万两和银五千万两。
就在宋钦宗决定答应金人要求的当天（正月初十），皇帝先下了一道诏书，表示要卧薪尝胆，避正殿，减常膳，做出表率。接着第二封诏书就是针对官员和人民的了，皇帝表示为了凑够给金军的犒军钱，已经连宗庙里的器具都拿出来了，为此，王侯和官员也必须以皇帝为榜样，将家里的金银器皿交出来。如果仍然不够，就号召普通民众上交国家，帮助皇帝渡过难关。
第二封诏书还只是号召性的，第三封诏书就是强迫性和事务性的了，其中进行了详细规定，要求诸王的金银绢帛，各种内官（道官、乐官、伎术、五司）的金银，都必须尽快缴纳到元丰库。元丰库是平常放置帝国闲钱和杂钱的仓库，如果皇帝有一些非常性的项目，就从这里开支。 [36] 其余的机构，包括各种宫观寺庙、负责皇帝吃喝的六尚局，以及开封府的公用金银都送到日常开支的左藏库。 [37] 如果有隐藏或者转移的，都要受到相应的制裁。等两库的金银收集完成后，再一并转交给金军。
到这时，皇帝对人民还算客气。宫廷机构、内官上缴金银是强迫性的，而对人民只是号召性的，并没有强迫性质。
随着官方金银的上缴，宋钦宗立刻意识到他犯了个多大的错误。关于这个错误有多大，在几天后的数据中会有反映，这里先设一个疑问。
当皇帝和官员的金银上缴后，宫廷第一次发出了强迫民间缴纳银两的诏书。 [38] 诏书中表示，朝廷议和，只是为了让金军不烧杀掳掠，为此需要付出大笔的金银。在皇帝和官员上缴后，数额差距仍然较大，因此，皇帝权且“借用”京城内所有金银。城内持有金银的人，限于当日将金银缴纳入左藏库，如有隐瞒，朝廷可没收家产。人民可以互相告发，并获得告发财产的一半。
另外，卖官措施也出台了。在汉代，中国卖官鬻爵是一种皇帝增收的正常手段，但自从科举制成了主流，卖官已经逐渐退出了市场。但为了解决财政问题，皇帝不得不祭出了法宝，表示缴纳金银多的人，可以酌情安排成为官员。
正月十二，由于金银相差太多，宋钦宗开始定点定目标处理。首先进入目标的仍然是皇帝的内官，内官作为一个群体承担的额度是金一百万两、银五百万两，由专人负责监管。
其次是对贪官开刀。宋钦宗继任后，一直对如何处理父亲留下的大批宠臣犹豫不决，找出各种理由敷衍，但在财政的压力下，终于不得不动手了。皇帝下令将蔡京、童贯、何执中、郑伸、高俅、王宪、彭端、刘宗元等人抄家，将各家储藏的金银全部拿走，缴入元丰库。敢于隐藏的军法处置，勇于告发的获得一半财产。
在皇帝的政策下，从官府到民间都掀起了一波反腐热潮。这些官员当政时，人们不敢二话，但打死老虎的人却总是不乏其人。
除了内官和贪官之外，在社会上也有一些金银大户，他们也成了皇帝定点处理的目标。在汴京有着大量的声色场所，皇宫大内的东北角，就是妓女云集的鸡儿巷，皇帝在寝宫里甚至都能听见外面卖唱卖笑的嘈杂声。在整个汴京城还分布着几十处红灯区。红灯区的老鸨和头牌们都积攒了不少金银，因此也成了皇帝的目标。
在这些人中，最大的目标就是与宋徽宗传出绯闻（很可能只是后人的杜撰）的李师师，其次则是数位同等规模的经营户。她们的财产也一并被抄收，充当了金人的犒军钱。
除了红灯区，另一个传统上的金银大户是金银匠群体，以及曾经为皇帝服务、得过赏赐的僧道医药群体，皇帝也下令将他们的财产全部充公（正月十五更是要求所有得过金玉赏赐的人都返还，不限于僧道医药群体）。
正月十七，由于担心民间缴纳不够踊跃，皇帝特别任命了一批踊跃缴纳金银的民间人士为官员。
经过了多日的搜刮，到了正月二十，缴纳的金银终于有了一个数目。到这一天为止，北宋政府总共得到金三十余万两、银一千二百余万两。金人要求是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也就是说，经过多日劳动，北宋大大小小官员和民间一共完成了黄金任务的百分之六、白银任务的百分之二十四。 [39]
由于缺乏经济统计，也许在制定目标时，金军对于北宋首都有多少黄金根本没有概念，宋钦宗也不知道到底能获得多少黄金，双方达成的协议已经完全脱离了实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就好像一个人让邻居（他的家产只有十万）给他十亿，邻居居然毫不犹豫答应了，还签了保证书，但到最后自然执行不了。这怪谁呢？
宋钦宗和大臣们慌成一团。他们把这次失误怪罪于那些商谈和约的大臣，当初出使金军营地的是李棁和郑望之，于是两人成了替罪羊，被罢了官。 [40] 但替罪羊可以找，事情还是要做，皇帝唯一能做的，是出台更加苛刻的搜刮令。
当民间的富裕团体被搜刮一空，剩下的就是普通民众了。正月二十，宋钦宗下诏，这篇“著名”的诏书首先描绘了民众凑不够金银的可悲下场：如果凑不够数，金兵必然攻城，将男人全都杀光，女人全都抓走，房子全都烧光，金银财物全都拿走。 [41] 很难想象一个皇帝竟然会在自己的首都这样吓唬老百姓，这也说明皇帝实在没有办法了。
接着，皇帝提出要求，为了避免进入诏书中描绘的地狱场景，大家必须把金银全都贡献出来，如果有隐瞒，就抄家、惩罚；如果上缴，可以当官；如果告发，就获得财产的三分之一；如果知情不告，按照隐瞒一并处罚。
正月二十二，皇帝又想出一招：派出使节前往金营说明情况，由于金银数量不足，希望用其他宝物折纳，交给金军。但是前面的使节已经被罢官了，谁还敢步他们后尘？不得已，皇帝在时隔五天后，再次找来李棁、郑望之，让他们出使金军营地。
郑望之等人进了金军营地，两天后才被送到了牟驼冈。斡离不由于打球着了凉，不肯见他们，是王汭接待了他们。在和王汭的谈判中，郑望之提出金银是凑不够了，只能用宝物充数。王汭觉得可以，让北宋去准备各种宫廷宝贝。 [42] 但这并不是来自斡离不的答复，只是王汭的个人决定。
斡离不虽然没有见宋使，但还是给了个回答，他并没有提是否可以用宝物折纳，但表示可以减少一定的犒军钱。减少量是：金减少五十万两（总数五百万两减少到四百五十万两），银减少五十万两（总数五千万两减少到四千九百五十万两），表缎和里绢一共减少十万匹（总数二百万匹减少到一百九十万匹）。 [43]
宋钦宗只能在一片模糊之中，一面搜刮民间金银，另一面准备宫廷财宝。
经过这一轮的催缴，皇帝终于又凑了金二十余万两、银二百余万两。到正月二十八时，一共搜刮到金五十一万七千余两，银一千四百三十万二千余两，表缎等四十余万匹。 [44] 到这时，皇帝已经确定不可能再完成金银任务了，就只有依靠那些其他的宝物充数。在李纲的劝说下，皇帝也将搜刮金银的诏书撤了下来。 [45]
正月二十九，皇帝带领郑望之等人于宣和殿查看宝物。所有的珠玉都已经放在了笼匣中。作为“六贼”之一的梁师成还没有被赐死，留在皇帝的身边，举着一个螭龙玉杯感慨：“这一个玉杯工价就是几千缗！”皇帝回答：“这种东西不知有什么用，留不得了。”
二月初一，皇帝派遣李棁和郑望之押着宝贝前往金军营地。这些罕见的珠玉、犀角、象牙平时深藏于深宫之中，现在都被摆在了野地里。金军太师耶律忠前来交割。他们在野地里拿出账册，有人将珠宝一件一件抬过来，一一核对。
耶律忠询问每一件宝贝的价格。郑望之回答：“这都是无价之宝，没法估价。”
一位辽国降官提醒郑望之，价格是折纳金银的基础，现在就应该尽量往高里估价。于是郑望之尽量将价格估高，报告给金人。估价完毕，耶律忠回去与斡离不商量后，斡离不决定第二天接见北宋使节，并宣布新的优惠政策。 [46]
李棁和郑望之等人住了一晚，他们与在金军营地做人质的康王和张邦昌住在了一起。
但突然间，事情又起了重大变化：就在当天晚上，宋军突然向金军营地发动了袭击，这场袭击，也标志着宋营中的另一股力量正在做最后的努力。
但他们的努力却可能产生两种结果：如果成功，将金人全歼于黄河南岸；如果失败，让皇帝的宝贝一去不复返的同时，宋金和约也毁于一旦。
但宋军的进攻将走向哪个结局呢？
【注释】
[1] 参考《靖康传信录》。
[2] 以张邦昌与白时中为首。《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靖康前录》。
[3] 关于襄阳的地理位置，可以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4] 指蔡絛。见《北征纪实》。
[5] 参考《靖康传信录》。
[6] 赵德麟《侯鲭录》。
[7] 岳珂《桯史》。
[8] 根据《宋史·地理志》《汴京遗迹志》《东京梦华录》综合。
[9] 参考《东京梦华录》。
[10] 参考《靖康传信录》。
[11] 这里所谓的楼橹，应该就是战棚，即放置在城墙马面上的塔楼，可以覆盖更远，并抵御敌人的木制塔楼的攻击。
[12]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3] 《东京梦华录》记为元丰仓，应该就是李纲所记的延丰仓。城外还有一个大仓库顺成仓，顺成仓桥就是以这个仓库命名。
[14] 参考《东京梦华录》。
[15] 参考《靖康传信录》。
[16] 参考《靖康传信录》。
[1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8] 参考《靖康传信录》。
[19] 郑望之《靖康城下奉使录》。
[20] 参考《靖康传信录》。
[21] 《靖康城下奉使录》为安远门，安远门是内城的城门，在北墙东侧，使节出的应该是外城门，酌情改为外城西面的正门开远门。
[22] 参考《靖康城下奉使录》。
[23] 李纲的回忆录和其余的书有矛盾，他记述金人使者前来发生在初九的战事之后，但其余书记载发生在初七战事之后，初九战事之前。
[24] 李纲语。
[25] 参考《靖康传信录》。
[26]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三十六篇。
[27] 参考《靖康传信录》。
[28] 《宋史》记载为萧三宝奴、耶律忠、王汭，《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为高永、张愿恭、萧三宝奴，《大金吊伐录》记载为高永义、张愿恭、伯哩（应当是萧三宝奴）。
[29]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三十八篇。
[30] 参考《靖康城下奉使录》。
[31] 《三朝北盟会编》等书记载为正月十四。但根据《大金吊伐录校补》中的记载，正月十二是更加可能的日期。
[32]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四十二篇。
[33]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四十一篇。
[34] 参考《靖康传信录》。
[35]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四十六篇到第五十三篇。
[36] 参考《宋史·食货志》。
[3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8] 本篇及下面几篇诏书出自《靖康要录》。
[39] 参考《靖康要录》。李纲记载为金三十万两、银八百万两，可能有误。
[40] 使节被罢官发生在正月十七。
[41] 大金为见其数未足，复遣使臣谕意，难为退军，兼恐兵众犒赏不均，必至怨怒，却来攻城，男子尽杀，妇人驱虏，屋宇焚烧，金银钱物，竭底将去。
[42] 参考《靖康城下奉使录》。
[43] 正月二十四，见《大金吊伐录校补》《三朝北盟会编》。
[44]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五十五篇。
[45] 参考《靖康传信录》。
[46] 参考《靖康城下奉使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