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战争无厘头（1/2）

主战派得势

就在宋钦宗拼命搜刮金银，试图满足金人要求时，各地勤王兵马陆续赶来。

正月十五之后，就已经有小股兵马来到汴京，每天到达万人以上。作为汴京城防主官的李纲每天都要派遣统制官召集队伍，划分营地，拨给粮草兵器。一方面文官敛财敛得精疲力竭，另一方面武将也忙忙碌碌地应付援军问题。

正月十六 [1] 来了一支规模大一些的部队，统制官马忠从京西招募的士兵赶到了。他们在西城墙最南侧的顺天门（新郑门）外 [2] 遇到了一支金军，将他们杀败。与此同时，北宋将军范琼也从京东方向过来，驻扎在了距离金军大营不远的地方。

在援军到来之前，金军四处掳掠，肆无忌惮。自从吃了马忠的败仗，才开始收敛一些，不敢单独行动了。

正月二十一 [3] ，最重要的援军到了。这一日到了几位经历过战阵的将军：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以及武安军承宣使姚平仲。他们率领着西北地区泾原路、秦凤路的军队赶到。除此之外，陆续到来的还有鄜延路的张俊、韩时中，环庆路的汪洋、马迁，以及折彦质、折可求等。熙河路的姚古、秦凤路的种师中也在赶来。

援军兵马号称达到了二十万。 [4] 这时的军事形势也就起了变化。金军主要驻扎在城西北方向的牟驼冈，而勤王军马大都也驻扎在城外，各个方位都有，最近的就在金军营寨的不远处。

大批兵马到来后，宋军首先面对的是指挥问题。之前的防御指挥权交给了城内的李纲，既然大部分军马在城外驻扎，那么到底如何统御这些人马，谁来负总责？

李纲的意思是，应该由原来的指挥机构，即他指挥的行营使来统一管理，种师道是将军中经验最丰富也最能打仗的，就让他当行营副使，掌管城外兵马。这样，一旦战争发生，决策和信息传递的顺序是：从皇帝到李纲，从李纲到种师道，从种师道再到城外其余将领。

但由于李纲升迁太快，宰执们大都不服他，于是皇帝与众位大臣商量过后，决定另立一个宣抚司，叫京畿河北河东路宣抚司，所有城外兵马都交给这个宣抚司领导。由种师道担任宣抚使，姚平仲充任副手（都统制）。不仅新来的勤王军队由这个宣抚司领导，就连李纲在城外的部队也划归宣抚司统领。李纲曾经设立了前后左右中五军，其中前军和后军驻扎在城外的东面，这两军归属宣抚司节制之后，李纲的行营司所能指挥的就只有左中右三军而已。

这样的做法，好处是给了城外的宣抚司以足够的灵活性，但坏处是由于指挥权的不集中，在战争中容易出现混乱。事实上，李纲已经被架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但城外宣抚司也并非是铁板一块，各个将领时常各自为政，给指挥带来麻烦。

不谈指挥问题，援兵一到，首先展现的还是强大的震慑力。种师道决定对金军形成压迫态势，他将勤王军主要驻扎在城市东北面和西南面的两个军寨中，对位于西北的金军形成围堵之势。

由于两寨的修建，汴京的东南角成了最安全的角落。有了军队的保护，种师道命令将东城墙南侧的新宋门和南城墙东侧的陈州门打开，作为军事和民用的通道。从此首都不再是封闭的，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这是生活正常化的表现。

虽然皇帝已经祈求和平，但对金军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种师道在后两天（正月二十三） [5] ，立刻在板桥组织了一次战斗，将金军击败，并乘夜间焚毁了马监的东廓，接近了金军营地。这次战斗让金军更加忧心，西路军迟迟打不通通道，孤军深入的东路军如果坚持下去，会不会被宋军的勤王部队消灭？

显然，如果长期驻扎，一定会有新的军事冲突。李纲曾经估计金军不过六万人，而勤王军队人数已经达到了二十多万，到最后，金军会淹没在宋军的人海战术之中。最好的策略，莫过于见好就收，金军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赔偿，又签署了极其有利的和约，只要能够安全退回北方就是胜利。

从这时开始，金军对金银和宝物的移交越来越重视。

在北宋的朝廷内，随着勤王军队的到来，那些求和的大臣也在加紧行动。如果金军最终被勤王军击溃，就意味着他们主持的求和工作是错误的，这些大臣很可能被愤怒的群众撕成碎片。只有让金军尽早离开，才能证明他们的求和是正确的，不需要承担责任。因此，北宋君臣也越来越配合金军的赔款移交工作。

于是产生了奇怪的一幕，一方面，军事将领们变得越来越高调，另一方面，北宋的搜刮工作也在加速，皇帝由于参与了求和，甚至眼都不眨就将祖宗传下的财宝尽数献出，换取金军赶快离开。当皇帝舍弃的东西越多，求和的大臣们越赞赏皇帝的大公无私。接下来皇帝更是将各种美食、珍禽、驯象送给金军，甚至女人都送过去为金军服务。在一封信里，斡离不甚至感谢皇帝送了百余个歌舞伎给他，并表示不忍心让这些人离开父母之邦，等用过后，离开时会还回来的。 [6]

但皇帝又和大臣不一样。江山是皇帝的，大臣永远只是职员，不管送什么，大臣都不会眨一下眼。可皇帝虽然接受了大臣的恭维，却会偷偷地心疼丢失了那么多珍宝和土地。

与此同时，金军犯了一个最不可原谅的错误：他们对于金银的渴求过于强烈，将位于城外的后妃、皇子和帝姬（公主）的墓葬都刨开，把殉葬品洗劫一空。 [7] 这终于触怒了皇帝，加上勤王军队给了他勇气，他变得偏向鹰派了。

主战派的看法也逐渐左右了皇帝。种师道一到京城，就感到出乎意料。他说，京城周长八十余里，金军怎么能围得住？城高数十丈，粮食可以支撑数年，哪能攻下来？只要城内扎寨，城外严兵据守，勤王之师都来了之后，几个月就让金军困顿了。到时候只要他退，就和他打，和议干什么？三镇和燕京都不用割让。

主和派的李邦彦反驳说，当初讲和不是因为没有兵吗？

种师道说，“战”和“守”是两种概念，“战”需要真正的士兵，但“守”就不一样了。京师有数百万老百姓，他们不能“战”，却可以参与“守”，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兵，怎么说没有兵？ [8]

正月二十七是一个大雾天，这一天宋钦宗召集了李邦彦、吴敏、种师道、折彦质、李纲等人开会。李纲更是提出了完整的战略，他认为现在宋军与金军数量的比例已经是十比三。金军孤军深入，应该采取当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的办法，将黄河渡口等要道守住，再断绝敌人的粮道，用重兵把敌人围起来。宋军甚至不用主动出击，金军如果有游骑出来，就袭击一下，但如果他们大部队出来求战，宋军就坚壁不战。在都城坚壁不战时，宋军却可以分兵去收复河北地区丢失的土地，断绝金军的归路。等金军主力疲惫了，粮草殆尽，再逼迫金军将三镇和誓书归还，给他们留一条活路北归。等他们渡黄河到中途时，再动用所有力量给予毁灭性打击。 [9]

李纲的说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但由于还有两路兵马姚古和种师中没有到，决定再等一等他们。综合考虑，宋军决定选择一个吉日——二月初六——发起行动。

虽然大计已定，但到了二月初一晚上，突然一支宋军出现在了金军营地前。难道进攻提前了吗？这要从一位叫作姚平仲的将领说起。

劫营

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是北宋著名将领姚古的养子。从西北出发的姚古也响应了勤王号召，但由于路途遥远，当时还没有赶到。

姚平仲曾经跟随童贯参与了平定方腊叛乱的战争，他自认为功劳很大，却被童贯压制。这次到京后他又提起了当年的战功，宋钦宗对他刮目相看，屡次单独找他谈话，并许诺他一旦立功，立刻给予重重赏赐。 [10]

当众人定下二月初六发动进攻的策略，姚平仲却担心自己在众人的行动中显现不出来，如果能够提早单独行动，擒获了斡离不，那么他就成了稳定北宋的最大功臣。

姚平仲与步将杨可胜两人将想法告诉了宋钦宗，竟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于是他们议定，于二月初一夜间率先发动进攻。这件事不仅瞒着李纲，就连城外的指挥官种师道也并不知晓。

虽然指挥官不知晓，但民间却早就知道了。

劫营的日期是由一位术士楚天觉通过占卦决定的，占卦时消息就已经泄露。京城家家户户都知道皇帝要在二月初一打仗了。另外，皇帝还在开宝寺树立了三根大旗，上面写有御前报捷的字样，这是为了胜利后庆功准备的。外城北面的正门是封丘门，这里距离金军营地最近，门上提前搭建了皇帝驾临的阁楼，是为了检阅俘虏用的。这些准备让京城的人们充满了期待，人们纷纷等待着胜利的消息。 [11]

到了晚上，劫营开始，姚平仲和杨可胜率领七千兵马，向着六万金军的大营冲去。到了大寨，却发现寨子大半是空的。金军从寨外将宋军包围，于是劫营变成了突围。姚平仲比较幸运，突围而去，杨可胜却被俘了。

姚平仲劫营时，在金军做人质的康王、张邦昌，以及出使未回的李棁、郑望之等人正在寨子的某处睡觉，突然间外面人嘶马鸣，四处火起，有人来报宋军劫营。康王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死期到了，金人会将人质杀掉以报复宋军。

在旁边的郑望之反而劝说康王不要紧，不须恐慌。如果宋军赢了，金人不敢随便杀人质，如果宋军败了，康王作为人质已经半个多月，自然不可能知道劫营的事儿。康王听他说得有道理，才放心一些。 [12]

当天晚上，镇守城内的李纲正好有病，请假在行营司休息。到了半夜，皇帝的亲笔信突然到了，信里说，姚平仲已经起事，大功就要告成，请李纲率兵到封丘门策应。李纲吃惊的同时写了个札子，表示自己在生病，况且大家都在按照原定日期做准备，现在突然发生战斗，都措手不及，拿不出兵来。

不想短短一会儿，皇帝的传令官竟然来了三次，越来越急。李纲才意识到大事不好，连忙带着他仅剩的三个军出城。此时，参与了劫营的范琼、王师古等人正在北门外被围困，李纲连忙加入战团，在幕天坡鏖战，击退了金军。当金军再次进攻时，他又用神臂弓将金军击退。 [13]

第二天早上，斡离不紧急召见康王等人质。在召见地放了数百面宋军旗帜，都是劫营者留下的，还有被俘的数十名宋军。张邦昌赶快声明，这可能是某一支勤王的军队，为了向皇帝邀功才这么做的，皇帝可能并不知情。

恰好，被俘的杨可胜在准备劫营时，与皇帝商量做了安排，他写了一封给皇帝的信揣在身上，信上表示他瞒着皇帝出击是为了立大功，等胜利后请求皇帝给予封赏。如果他死了或者被俘，金人从他身上搜到信，会以为皇帝是不知情的。现在这封信与张邦昌的说法吻合，竟然真起到了作用。

康王和张邦昌摆脱了嫌疑，但出使的郑望之却没有这么容易了。斡离不接见他们后，将郑望之单独留下，送去了一位叫作“都统国主”的将领处。康王和张邦昌都意识到再也见不到他了，纷纷向他告尘世最后一别。

郑望之跟随着向导在金军大营的营栅里穿梭，营地里的道路曲曲弯弯，直线距离十几里，曲线距离却走了六七十里。

郑望之到了都统的营地，穿过两边卫士的刀枪丛林，才见到了都统。将军直截了当地说：“北宋求和，你是首来谈判之人，既然今天以兵相加，你也免不了一死。”他以为郑望之参与了劫营阴谋，强迫他将整个策划过程说出来。

郑望之竭力辩白，表示自己不会自寻死路，如果事先知道，又怎么会在劫营当天还留下？既然他没有参与阴谋，又能说出什么？

都统将郑望之留了一夜，第二天才放了回去。郑望之重新见到康王和张邦昌，才知道康王为他流了不少泪，以为他死了。即便在金军内部也传言，都统叫他过去不是善意。 [14]

击退了金军的进攻，李纲回到行营司，才知道自己已经被罢官了。皇帝下令，将李纲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的职位罢免，甚至连行营司都撤销了。只是任命蔡懋担任守御的职位，接收李纲的军队。

怂恿皇帝罢免李纲的是宰相李邦彦。主和派将姚平仲全军覆没的消息带给皇帝，李邦彦乘机向皇帝表示，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推说皇帝并不知情，是主战派的李纲和种师道等人擅自行动。他甚至主张将李纲和种师道等人绑了送给金军。 [15]

皇帝也慌了神，虽然他否决了将李纲和种师道送给金人的提议，但还是罢免了李纲。 [16]

二月初三，李纲正要进崇政殿见皇帝，在殿门口听说自己被罢免了，于是来到浴室院等待自己的处罚。对李纲进行讯问的是他的后继者蔡懋。经过讯问，蔡懋才知道原来姚平仲并没有全军覆没，劫营的士兵一共损失了千把人，而李纲的救援部队损失更小，只有百余人。姚平仲本人也并没有死亡，而是突围后担心种师道治他偷偷行动的罪，所以溜走了。所谓全军覆没的消息是不准确的，皇帝由于被吓破了胆，没有加以核实就相信了，匆匆做出了免职李纲的决定。

蔡懋把消息带给皇帝，皇帝也觉得是自己对不起李纲。毕竟皇帝对姚平仲劫营是知情、鼓励甚至参与的，李纲和种师道等人反而不知道。现在出了事，还必须由他们承担责任。

于是皇帝赏赐了李纲白银五百两、钱五十贯。能够赏赐这么多，在缺金少银的时代已属不易。按照皇帝的意思，先让李纲下野一段时间避避风头，等金军一走再重新用他。 [17]

除了面对大臣的压力之外，宋钦宗要处理的还有金人的愤怒。

二月初三，出使金国的使者郑望之等人被放回来了。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金国的使臣张恭礼，他带来了一封充斥着嘲笑口吻的信，信中故作不知情地谈到遭到一支情况不明的军队的袭击，这支军队气势汹汹前来，战败后又灰溜溜逃走，金军请求宋钦宗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8]

宋钦宗接待金国使节之外，还会见了郑望之。他听了郑望之的叙述，不断地说“错了，错了”。 [19]

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就如何处理这件事也有不同的看法。按照种师道的意见，姚平仲劫营的确是错误的做法，但这个错不是选择了军事对抗，而是没有做好准备就仓促行动。既然前面错了，金军以为宋钦宗会服软，那么继续进攻就成了另一种出其不意。再说姚平仲的损失也不大，宋军实力并没有被削弱，所以不如发动兵马对金开战，将他们打服再说。

而另一种意见，也是大多数主和派的意见，认为既然已经与金军讲和，花了这么大力气，就不好再反悔。不然，即便不说实力上，面子上也是过不去。

当金人使节质问时，宋钦宗一是磨不开面子，二是吓破了胆，立刻选择了和谈，他屈服了，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全力讲和。他回书承认了姚平仲事件，并声称自己毫不知情，是姚平仲本人以及一些与他关系不错的宰执（暗指李纲）发动的，姚平仲已经逃走，宰执已经被免，事情过去了。

皇帝写好了回信，却发现找不到人当使者了。由于出了这么多事儿，担心去往金军营地遇到危险，北宋的大臣们都不愿意当使者。

此刻，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正在城外的汴河边带兵，由于勤王之师太多，有许多小分队无法安置，特别是东南来的兵。由于太上皇的干扰，东南兵没有大规模集结，只有一些小部队零零星星到来。宇文虚中出城集合了两万左右的东南兵。他听说朝廷有难，将军队交给别人带领，自己坐在筐里吊入城内，接受了前往金军营地出使的任务。 [20]

宇文虚中到达金军营地后，发现这里的气氛剑拔弩张，他在金兵的包围下坐了四个时辰才见到了康王等人，第二天才见到斡离不。他来回于宋金两营达三次之多，金人一定要北宋割让三镇才肯退兵，宇文虚中甚至痛哭流涕，都没有争回三镇。 [21]

在他最后一次出访金军营地时，除了携带常规文书之外，还带上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和地图。这些诏书曾经被李纲扣押，但由于李纲已经离职，没有人能阻止这些诏书发出了。 [22] 当初李纲扣留它们，是希望等勤王大军到来后，逼迫金人同意不要交割三镇。现在勤王大军已经到达，但割让诏书和地图不仅无法扣下，反而更加轻易地送了出去。

到这时，意味着金军所有目标都已达成。他们需要三镇，现在已经拿到了割地诏书和地图；他们需要大量的赔偿，汴京城已经被搜刮一空，不可能获得更多的财物了。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安全地撤离。

宋钦宗不知道的是，他一直害怕强大的金军，但金军却对宋军的勤王部队感到忌惮。如果继续驻扎下去，即便双方再有诚意和谈，宋金军队之间早晚还是会有冲突。只要金军失败一次，就可能再无翻身之地。姚平仲的劫营是给金军提了个醒，让他们意识到该离开了。

但问题是，即便要离开，也必须防范宋军的袭击。事实证明，康王和张邦昌并不足以让宋军放弃抵抗，需要有更大的抵押品，才能让宋军不敢行动。

在二月初五的回书中，金军元帅要求宋军更换抵押品。把康王和张邦昌领回，换成皇帝的亲叔叔越王，并在太宰李邦彦和枢密吴敏中选一人来抵押。李邦彦是最高文官，吴敏是最高武官，以前抵押的张邦昌只是少宰，显然级别还不够。 [23] 金人认为，以越王和最高级别的官员作保，金军可以安然渡河回军，不至于被掩杀。

李邦彦是最大的主和派，如果他能被抵押出去，也算是得偿所愿。但就在斡离不写文书时，李邦彦还是宰相，当文书送达宋廷时，李邦彦已经不是宰相了。

群体事件

北宋朝廷本来已经焦头烂额，二月初五，汴京城内又发动了一场底层士大夫和民众的动乱，让宋钦宗更加手足无措。

这场动乱的原因是李纲被罢职。虽然种师道可能没有被罢职，但当时都城内的传言大都指种师道和李纲一块儿被罢免，主战派已经全部下台。

就在几天前，人们还盼着皇家军队打胜仗，但突然之间就变成了这样的局面。加上之前皇帝对民间搜刮金银的做法已经引起了民愤，而劝说皇帝停止搜刮的恰巧是李纲，这给他积累了足够的口碑。

动乱的导火索是一名太学生的上书。这名太学生叫陈东，当初也是他不断地上书要求惩治“六贼”，导致宋徽宗的亲近大臣下台。陈东的做法很有宋朝士大夫的特点，由于宋朝皇帝不杀谏官，于是士人们对多大的官都没有敬畏之心，该骂就骂。从政治谱系上说，他们属于实务经验不足的年轻左派，在当权者看来，是找麻烦的，但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们的理想主义又的确能够逼迫皇帝做出某种程度的改变，避免社会彻底板结。

二月初五，陈东联合在京城的数百位学生来到了宣德门外，跪在地上，要求将一封信传给宋钦宗。 [24] 信中的要点是：第一，他们把皇帝的大臣分成社稷之臣和社稷之贼两类，社稷之臣主要指的是李纲，而社稷之贼则包括了当时大部分宰辅，比如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等人。第二，指出一场小败说明不了什么。虽然败仗与李纲无关，但在当时的宣传下，大都认为是李纲的策略导致败仗，太学生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太学生已经意识到李纲是受人陷害，更何况，像童贯等人闯的惊天巨祸，皇帝都还没有完全追究，反而对李纲痛贬，这说不过去。第三，希望皇帝重新起用李纲、种师道等人，贬斥李邦彦等人。让李纲继续守卫京城，让种师道率兵进攻金军，获得完全的胜利。

太学生上书的消息惊动了京城，于是更多的人来到宣德门外。当天，在皇帝宫前已经聚集了数万人，他们鼓噪着不肯离开，表示除非见到李纲和种师道复职，否则不走。

群体事件正在进行中，大臣们散朝的时间到了。群臣从东华门恰好走到了群体事件现场，李邦彦也在内。众人立刻围了上去，对着他大骂，直斥他的罪过，更有人冲上去脱掉了他的靴子。眼看自己就要挨揍，李邦彦吓得赶快逃走了。

皇帝命人将陈东等人的上书收进去，过了一会儿传来旨意，表示众人的话很好，一定会施行的。

既然皇帝答应了，有的人就准备散伙。但另外的人立刻意识到，政府的许诺除非当场办，否则一定做不到。他们鼓动大家留下，要亲眼见到李纲和种师道，确信他们已经复职了才走。一会儿，掌管军事的吴敏走了出来，告诉大家，李纲因为用兵失利，暂时罢免。但这只是非常时期，等金兵一走就立刻复职。

从朝廷的安排也看出来，宰执们已经倾向于不折不扣地接受金军的要求，先把金军糊弄走了再说。在金军走之前，李纲是不能复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