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再起波澜（1/2）

太上回銮

金军虽然撤离，却给宋钦宗留下了三个问题。其中两个和人相关，一个和地相关。

和人相关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人质的肃王赵枢的安全问题。肃王本来是替代康王前往金军营地做人质的，按照双方约定，一旦金军退兵，就会将肃王送回。

二月十二，当金军渡黄河时，皇帝派出使臣王俅前往金军营地迎接肃王，但考虑到当时情况危险，金军并没有答应。

金军在河北地区时，皇帝第二次试图要回肃王。 [1] 但由于李纲、种师道等人坚持军事打击，斡离不更不敢将肃王放回。于是，肃王就成了靖康年间第一个被金军带走的亲王，再也没有回到中原故土。

肃王最初被扣押在燕京的悯忠寺， [2] 一年后，徽、钦二帝作为俘虏也开始了屈辱的北行，肃王在燕京加入了他们，被送到了五国城。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十月，肃王死在了五国城。

肃王北狩最大的受益者是康王。如果不是姚平仲劫营，很可能康王会作为人质被金军带走，也就没有了后来的南宋高宗。在肃王怆然离去时，康王却接受了一系列的荣誉，就在二月初十金军退兵的当天，康王被封为太傅、静江奉宁军节度使、桂州牧兼郑州牧、康王。 [3]

肃王离开的同时，还有另一个更重量级的人物需要回来，他就是宋徽宗。 [4]

金军来到时，满怀艺术天赋的宋徽宗躲到了南方。最初的恐慌驱散后，他将扬州作为自己的驻地安定下来。太上皇一到扬州，东南方立刻乱了套，援助汴京的勤王军大都来自西部，东南部的军队没有一支到达，其原因在于太上皇在扬州断掉了与首都的联系，截留了通往首都的租税，并阻止了东南的勤王之师。他的做派并不像一个退位的皇帝，竟有将北宋政权一分为二之势。

既然金军走了，按道理，他应该回来。但对宋徽宗来说却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他的儿子到底会怎样对待他？

在历史上，太上皇都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北魏时期献文帝拓跋弘（年仅十七岁）被文成文明太后逼迫退位，将皇位让给了他儿子元宏（孝文帝）。但由于年轻的太上皇不肯完全放弃权力，最后被太后毒杀了。唐太宗逼迫父亲唐高祖退位，因为他杀死了哥哥和弟弟，成了不二的接班人。唐高祖郁郁退位，度过了九年的孤独光景，但至少还是个善终。唐玄宗与宋徽宗的情况最像，都是在大敌当前时逃跑，将御敌的责任留给了儿子，唐玄宗退位后也脱离了社会中心，变成了寂寞老人。

宋徽宗意识到，回到首都汴京，等待他的一定不是鲜花和赞美，而是耻辱的指指点点和冷嘲热讽。他在是否回汴京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但他一天不回汴京，宋朝的权力中枢就会紊乱一天。首先，太上皇身边还跟着童贯、蔡京等大臣，如果太上皇不回来，皇帝甚至担心他会被这群人挟持在南方另立中央，北宋分裂成南北两部分。

其次，太上皇本人也不想回来，而是想到西京洛阳去，在那儿不受儿子的管制，可以继续自由自在，这也意味着北宋将分裂成东西两部分。

再次，哪怕太上皇回去，如果他不肯安分守己当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头儿，总在背后对儿子的决策指指点点，那么北宋的朝廷同样是分裂的。

如何解决太上皇的问题，成了皇帝和大臣们关注的焦点。按照开封府尹聂昌的看法，不如带兵去把太上皇周围的奸臣都处理掉，太上皇就不能不回来了，这等于是强迫他回来。聂昌的提议被李纲阻止了。

李纲认为，给足太上皇面子，同时劝说他放弃权力，才是最优选项。于是，在北宋最需要加强防卫以免金人再来之时，作为主战派的李纲却首先被派去解决太上皇的问题。

李纲在与太上皇的商议中，提出让太上皇让出大内禁中，毕竟他已经不是皇帝，禁中是给现任皇帝居住的。但皇帝将皇家园林撷景园改为宁德宫，请太上皇居住。

为了让太上皇感到受尊重，皇帝还要时时请安，并允许太上皇和太后在必要的时候进入大内。

太上皇在李纲的劝说下，终于回到了京城，这让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北宋的朝政不会走向分裂，而是统一在年轻的皇帝手中。人们有理由期待皇帝能够励精图治，重振宋朝的威望。

太上皇回銮后，对宠臣的清理也到了最后阶段。如果要让太上皇彻底交出权力，必须将蔡京、童贯等太上皇的身边人都处理干净。只有太上皇失去了这个圈子，才真正失去对政治的干预能力。

太上皇的宠臣包括两类：第一类是满足宋徽宗私欲和财政需要的能臣，比如蔡京在筹措帝国财政方面用尽了全力，而朱勔则负责替宋徽宗运送花石纲；第二类是那些倡导联合金国打击辽国的人，比如童贯一直是主战派，却由于打不了仗，变成了赎买派，也就是用金钱换取金军帮助，这一派人可以称为变质了的主战派。

在前期的运动中，失势的官员都已经被清理了，比如王黼、梁师成等人；但跟随宋徽宗去往南方的宠臣群体，包括蔡京、童贯、朱勔等人还没有清理，这次就轮到了他们。蔡京、童贯、朱勔都是在这时被处理掉的，他们或者在流放时死亡，或者被杀。

在这些人中，有一个人是最冤枉的，那就是首先倡议联金攻辽的赵良嗣。

赵良嗣于三月二十七被诛杀。 [5] 本质上来说，如果宋军足够强大，那么赵良嗣的计策是可以成功的，北宋能够获得燕云十六州的控制权。但由于宋军过于软弱，作为使臣的赵良嗣只好一次又一次和金人周旋，才获得了燕京。如果没有他的努力，就不会有燕京的交割。

拿到燕京之后，如果宋军加强防御，也不至于再次丢失。赵良嗣曾经希望引退，不再参与政治，可是宋徽宗不同意，他只好留下来，不想风云突变，功臣瞬间变罪人。

斡离不退兵后，赵良嗣承受了无尽的谩骂，在铲除奸臣的声浪中被赐死。他还被《宋史》写入了奸臣传，留下了无尽的骂名。 [6] 近千年来，替赵良嗣说话的人不多，但也有人质疑他不仅不应该被列入奸臣传，反而应该正名。 [7]

和约遭遇执行难

除了两个人事问题，最复杂的还是土地问题。直到金人离开，皇帝和大臣才意识到，他们为了赎买和平，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金钱上的代价是巨大的，一下子给予过多的战争赔偿，必然会导致下一场战争。金军士兵薪酬是掠夺制的，他们拿不到固定薪水，到底有多少收获，全看战场上抢多少东西，获得对方多少赔偿。宋钦宗付给二太子斡离不的赔偿让金人开了眼界，自然会让另一路元帅，也就是粘罕和他的西路军眼红不已。就算斡离不已经满足了，粘罕也必然会煽动另一场战争，来满足自己的军队对于财富的渴求。

既然另一场战争必然到来，那么决定胜负的关键，就要看北宋能否防御得住。

不幸的是，宋钦宗发现，如果要防止敌人的下一次进攻，就必然要占有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太原是山西的门户，粘罕之所以占领了更靠南的隆德府和平阳府，却又不得不退回北方，就是因为太原还在宋军手里，可以随时袭击金军的后续部队。河间是东路上最重要的据点之一，而中山位于河北与山西之间，是沟通两地的要道，一旦中山丢失，也意味着金军的东西两路军可以方便地沟通协调，形成策应，到时就不像前一次那样东路军孤军冒进了。

宋钦宗虽然向金军许诺了三镇，但金军却遭遇了典型的执行难问题。皇帝的割地使到了三镇，请求他们配合交割，但三镇不仅不执行，反而加紧了抵抗。

比如中山、河间两镇，当斡离不回师时经过这两个地方，被抵押的肃王，以及割地使张邦昌等人亲自到城下宣读皇帝的诏书，请求他们遵守法令，但都被城上的士兵拒绝了，甚至他们用弓箭石块将说客逐回。 [8]

金兵离开后，宋钦宗身边的大臣们也纷纷劝说他不要遵守条约。因为只要执行条约，就是宣判北宋王朝的死期将近；不执行，大不了是拼个你死我活。相比较而言，还是不执行更有好处。比如著名理学家、朱熹的祖师爷杨时就上书表示，三镇“一旦弃之北庭，使敌骑疾驱，贯吾腹心，不数日可至京城” [9] 。这样的三镇必须固守，不可丢弃。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说问题出在哪儿，只能说皇帝由于被吓破了胆，答应了根本无法执行的条件，现在只好反悔了。

就在金军撤离不久的二月二十五， [10] 皇帝派遣工部尚书王云等人出使金军，就提出了另外的建议：希望金军允许北宋保留三镇，但同时，北宋增加一定的岁币，作为三镇的租税交给金国。 [11]

这件事金国没有回复。于是，北宋官员开始考虑另外的可能性：既然要违约，就必须首先证明是金人先违约的。斡离不回军时曾经在磁州、相州、大名一带掳掠，杨时认为金军没有和平撤离就是违约，他建议皇帝以此为借口不执行协议。杨时还认定，金军最初答应（是否答应是有疑问的）到黄河就释放肃王，但迟迟未放，也是违约。 [12]

另外，皇帝还可以在西路军找借口。由于金军的两路存在协调问题，东路军已经撤退，西路军还在南下占领隆德、平阳等地，这也是违约。

如果仔细琢磨这些借口，不得不说，宋钦宗如果以此为借口，的确是有问题的。关于释放肃王问题，金军从来没有答应到黄河就释放他，只是宋廷的一厢情愿罢了；金军在河北的掳掠是战争中无法避免的混乱，即便统帅想制止，也无法完全避免；西路军南下更多是古代通信的时间差问题。粘罕向南进军时，并不知道协议已经签署，也就无法停止进军。当然，如果说金军将协议执行得不折不扣，也不确切。

如果宋金双方能相互谅解，这一切都不是大事。可一旦有一方不准备谅解，而是寻找机会推翻协议，那么利用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也就成了唯一的途径。

三月十六，皇帝向三镇下发抵抗的诏书，他宣布由于金军首先摈弃盟约，宋军不得不抵抗。皇帝采取主战派的主张，首先罢黜那些参与了和谈的官员，在本书中一度占据了主要舞台的李邦彦、李棁、李邺、郑望之等人同时丢了官，与赵良嗣的区别只是他们没有被杀掉。可见，在宋朝从事外交工作也是危险的职业。

皇帝派遣种师道、姚古和种师中三员大将去支援三镇。这一次他显得信心十足，表示“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 [13] 。

宋朝皇帝前后不同的态度首先给粘罕的西路军带来了混乱。粘罕占据了隆德、平阳，但无法拿下太原，正在进退两难之际，突然收到宋金议和的消息，协议中包括割让太原，宋朝甚至派来了一个叫作路允迪的割地使。粘罕意识到这次进攻不可能更进一步了，捞到太原也不错，于是下令退军，北归去接收太原。

到了太原城下，路允迪帮助金军招降太原，但太原守将却表示，他们收到了皇帝的最新诏书，与路允迪的说法恰恰相反，诏书不仅不是让他们交割太原，反而是要求更加坚决地抵抗。 [14] 粘罕什么便宜也没有捞到，一面命人继续围攻太原，一面率军北上休整。

四月，一个更好的机会似乎出现在了宋钦宗面前。这个机会是由一个金人的使团带来的。

由于北宋不想交割三镇，金国派遣了一个使团，由萧仲恭与赵伦带队前往宋廷，催促交割事宜。 [15] 但宋钦宗并不想交割，将使团留置了下来，不放回金国了。

使团的首领萧仲恭是一位辽国的降将，与辽国另一员大将耶律余睹很熟悉。耶律余睹在金军中担任监军，是非常重要的武职官员。北宋的接待使了解到，萧仲恭似乎对金国并不满意，经过交谈，更进一步知道耶律余睹也过得不顺心，这两人对金国并没有太多忠心。

经过与萧仲恭等人的商讨，宋钦宗决定不再扣押萧仲恭，放他回去。皇帝亲笔在黄绢上写了一封信，封在蜡丸中，交给萧仲恭让他转交给耶律余睹，招降他反对金国。皇帝暗地将山西许诺给耶律余睹，只要他反金，他可以在山西建立一个与北宋友好的世袭政权，相当于宋金之间的一个屏障。 [16]

北宋君臣满怀期待地将萧仲恭等人送走，等待耶律余睹的答复。如果这两个人决定反对金国，那么山西一带的压力就会降下来，北宋可以对付河北一带的金兵。

宋钦宗没有想到，他犯了一个和他父亲一样的错误。宋徽宗曾经试图招降辽国天祚帝，被金军截获了他的圣旨，成了金国攻宋的一个好借口，这已经是很大的教训。到了儿子宋钦宗，又试图招降耶律余睹，还同样留下了文字把柄。

在这之前，宋钦宗一直在金人面前与父亲撇清关系，表示以前的错误都是老皇帝犯的，老皇帝已经退位，新皇帝不应该承担以前的责任。但这件事之后，金人已经明白这父子两人秉性是多么相似，就连做事的风格都一样。

萧仲恭并没有想投靠北宋，他之所以答应，只是因为北宋不让他回去，他需要找个策略离开。 [17] 耶律余睹更没有谋反的意图，他甚至不知道北宋皇帝会给他写信。于是两人共同将宋钦宗的蜡丸绢书上交给了金人。从这时开始，金军基本上放弃了对北宋的指望，开始准备新的军事行动。

宋金之间的对决也就在这样的气氛中逼近了。

老将离去

既然宋钦宗也准备依靠军事解决，除了招降耶律余睹之外，在自身军事准备上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四月时，针对金军可能再次南下的形势，李纲向皇帝上书提出了八项建议。这八项建议都是针对北方战备的，分别是：

第一，唐代藩镇虽然导致了安史之乱和后期的地方割据，但由于北宋的最大问题是指挥权不统一，军队战斗力不强，因此可以考虑在北方边境地区建立一批藩镇，让藩镇负责带兵，并征集军粮，给予世袭的权力，保卫边疆。

第二，王安石时代建立了保甲制度来训练民兵，但后来保甲制度时废时兴，名存实亡，作为非常时期，应该考虑恢复保甲制度，利用人民对家乡的忠贞来保卫国土。

第三，战争中以军队最为重要，军队中又以战马最为重要，由于金军几乎将马匹都掳掠一空，因此，养马乃当务之急，需要政策扶持和指导。

第四，河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池塘沼泽遍布，但到了北宋时期，由于人们开荒种地，将河北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大华北平原。没有池塘沼泽，河北就彻底丧失了防御手段，因此，需要恢复一定的池塘沼泽，以备军事防御之需。

第五，河北、山西的城池坏了很多，需要大修。

第六，免除战乱区的租税，尽快恢复生产。

第七，尽快想办法吸引商贩，用市场经济的做法解决河北、山西地区的粮草问题。

第八，之前朝廷筹措军费，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盐税和盐钞，北方地区的盐主要出自山西解州的解池，但宋徽宗初年解池被水冲了，朝廷规定从南方海边运盐代替解盐，从此北方军费受到了影响，现在应该恢复从解州供盐的制度，不要让南方盐运到北方来。 [18]

这些措施有的是军事的，有的是经济的，但整体上都是为了战争服务。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条都是非常必要的措施，第一、第八条虽然看上去会让现代人产生抵触，但仍然是很必要的，第四条工程太大，恐怕很难实行。

宋钦宗表面上答应了大部分改革，却由于行政效率的低下，全都搁置了，没有对战争产生任何的帮助。

五月，对宋军的打击来到了。金军退师后，宋军在河北、山西地带的防御主要依靠三个人，分别是种师道、种师中与姚古。五月初七 [19] ，由于种师道过于年迈，向皇帝上书请求退休，在三位战将中，种师道经验最丰富，他的离职让宋军少了一员统帅级的人物。

剩下两员将领中，姚古负责山西地区的防务，粘罕退军后，姚古收复了太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但宋军想要解围太原，却屡屡无法成功。

金军对于太原的封锁做得很好。太原虽然在张孝纯等人的坚守下固若金汤，但金军在城外却筑起了障碍，将整个城池困在了中央，彻底断绝了城内与城外的联系。在金军围困汴京时，虽然汴京防御力量不足，却一直是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金军在汴京城外的西北角，外界的物资和人员却利用东南角的城门进出。与汴京不同，太原完全和外界断绝了联系，物资彻底中断，粮草匮乏到了极点，这逼迫着宋军必须赶快援救太原。

姚古从太原的西南方出发，去解救太原危机，没有成功。宋军不得不考虑利用种师中在河北的军队。种师中率军护送斡离不离境之后，大军停留在河北地区的大名府附近，皇帝给他的新任务是从河北穿越太行山的井陉关进入山西境内，从东南方进军，与姚古的部队形成钳形攻势，夹攻太原外的金军，将他们赶走。

种师中穿越井陉后，到达了平定军（现山西省平定县），接着又克复了寿阳县（现山西省寿阳县）、榆次县（现山西省晋中市），距离太原已经是咫尺之遥了。

但种师中并没有急着进攻，而是选择了占领这些据点的同时，继续以太行山以东的真定（现河北省正定县）为基地驻扎。

种师中不急于进攻，北宋朝廷却等不及了。恰好这时，传来情报说金军大部队已经回北方度夏，只有一些散兵负责畜牧养马。按照宋代的指挥制度，虽然种师中与姚古都是一方大将，但制定战争决策的机构却是汴京的枢密院。当时负责枢密院的是知枢密院事许翰，他是个爱纸上谈兵的人，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逼着种师中与姚古赶快进攻，如果不进攻，就治他们“逗挠”（怯阵不敢作战）之罪。 [20]

“逗挠”之罪在军事上是严重的罪行，甚至可以判处死刑。种师中本来是希望稳扎稳打，既然已经接近了太原，就不妨停一停，制定一个更加可行的计划再上阵。否则不仅无法打败金军解放太原，反而连已经获得的城池都可能丢失。但在许翰的逼迫下，他不得不感慨着率兵前进。

按照许翰的策划，除了种师中一道，姚古也要从西路进军，形成夹击。 [21] 由于夹击讲求速度和时间，种师中不能带太多的辎重，尽量轻装向太原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