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和大富翁（1/2）

浦涛路街边的一个小公园里，蒋政宇赤着脚，一圈圈踩有按摩效果的圆石子路。妈妈却不怎么敢尝试，她的功夫主要在手上。白天的喷泉和人工瀑布已经谢幕，刚才政宇燃放了一把小孩玩的“快乐王”烟花棒，像是一些萤火撒落，短暂地照亮了黑暗的场地，算是在禁放爆竹的上海，为过年添上一个小小的节目。这是大年初二的晚上，上海闵行的天气并不冷，但母子俩的年节也不热闹，甚至连年夜饭也忽略了。对于长年只有母子俩的小家来说，团年的意义似乎没有那么重要。

家在远离地铁8号线终点的某小区单元楼一层，除了母子俩，最显眼的是几台规模不小的缝纫机器，比在商场工作室的还要大上一号。以前母子住在一间铁皮屋里，这些机器也是屋顶下的主角。它们在母亲双手的操持下活动起来，轧轧作响中维持着母子俩的生计，还有在闵行这片土地上的一些想法，其中主要是上五年级的政宇的未来，就像母子俩时常玩的“美国大富翁”游戏。但这毕竟是一片异乡的土地，春节仍不允许燃放烟花，细丝星星的闪光很快落地。下半年政宇就面临着回安徽老家上学的前景，母子俩八年来首度分离，或者妈妈和政宇一同回乡，与这里的天气、人群和未来彻底告别。

上海闵行，蒋政宇的妈妈在做衣服。

缝纫机 小花

妈妈的工作室在闵行区绿地乐和城商场的三楼，没有招牌，上一家承租商户的招牌“我的焕颜吧”还没有取下。屋里最显眼的除了机器，是成衣、布料和线圈，此外是量体和取货的顾客。母子俩在其中没有特别的位置，妈妈总是在缝纫机前的坐凳上，留给政宇的是另一台锁边机，和一只方凳，机台上摆满护手霜饭盒文具菊花罐等零碎什物，政宇在其间摊开课本，做家庭作业。五颜六色的线圈绕成纺锤排列在他头顶的架子上，像是一行行栽培的蘑菇。

政宇在就读的浦江文馨学校是个好学生。这是一所民工子弟学校，但条件不错，有一些外来公益组织开设的“梦想课堂”“春雨计划”等项目，在近期的拆违清退风波中，它也一时无虞。英语是政宇特别感兴趣的功课，经常张口在说。他参加了“春雨计划”国际救援志愿者组织，学习防震减灾知识，外国志愿者告诉他“长大了可以来组织工作”。

周末在乐和商城里，政宇也找机会练英语，蹭wi-fi看英文动画片，学《冰雪奇缘》的主题歌。妈妈工作室附近有一家迪迪龙英语辅导机构，有外教上课，政宇常常过去蹭课，站在门口的小圆洞外边听上一节课，和工作人员混熟了，人家也不赶他，有时还会给他一个凳子坐。学到了一两句纯正的外教口语，政宇就很兴奋。

他并不是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的乖乖男，单眼皮下面长长的眼睛时常在活动，好奇地观察什么，即使是在做作业学外文歌的时候，身体也时常在扭动，遵循无形中的某种节奏，起身去拿什么东西的时候，滑步的感觉更明显。这是他的另一大爱好，在课堂上学来的鬼步舞，“随时都想跳”。让他遗憾的是做不出迈克尔·杰克逊的王牌动作“45度倾斜”，“学不会”。

政宇还有别的兴趣：研究昆虫，有一次捉住一只昆虫，壳没了，感觉它的内脏特别细致精密，还曾经被打屁虫的气味熏到过；周六和伙伴一起打“火影忍者”。这没有妨碍他的学习。“邻居小孩今天还没写完的功课，政宇周五晚上就做完了。”妈妈说。三年级时政宇考过全班第一。

妈妈蒋小三也是一个好学生。十一年前她在家乡安徽砀山县的时候，干的不是裁缝这行，和哥哥一起卖了六年小百货。初中毕业后她跟师傅学过几天缝纫，来到了上海捡起底子，认真拜师学艺，师傅现在还时常来店里帮衬，蒋小三做针织，师傅做梭织，可以互相介绍客户。

周末是人流多的时候，大多是女客。个子不高的妈妈站在身材形形色色的顾客面前，拿着一把皮尺，丈量乳房、肩部、腰围、臀部、手腕，在定制单上记下尺码，手绘出款式，还有特别的标注，比如老人、斜肩等，前一天有个老人背上有个臌包，要穿得松，年轻人又喜欢紧一点。有次一个人背上凹进去一块，裁剪时要把那一块给他收掉。顾客走后，妈妈踩响缝纫机踏板，皮带轮呼呼噜噜转动，一会儿又拿蒸汽斗熨衣服，工作台上水雾氤氲。

顾客多是上海本地老阿姨，妈妈说她们有些人“是心疼我，看我八年过得辛苦”。政宇说“都是回头客”。下楼玩时认识了陌生人，政宇总是推销妈妈的手艺，邀请她们去店里看看，“自己愿意这样”。

由于没有本钱，妈妈做的是来料加工，这样可以不用囤布，少了成本压力，只需要购置一些辅料，但也因此缩减了利润空间，一件连衣裙只能挣百多块手工费，一天只能做出一件多，针织上衣也就做个三四条，还要自己包辅料。平时干到晚上九点多，前一段赶工，早上六点起床，八点开门干活，忙到晚上十点半，十一点睡觉，中间穿插着接送政宇来去学校，做两个人的早晚饭，午饭通常是饭盒带到工作室解决，连带各种家务，周末也没有休息日。“感觉她特别辛苦，”政宇说，“养活了我就算不错了。”

有一个做裁缝的母亲，也给政宇带来了便利：不缺穿。身上所有的内衣都是妈妈织的。别人给的二手羽绒服手腕部位有了破口，妈妈绣一个蝴蝶结遮住；政宇还让妈妈在胸前贴了一个卡通人图像，“妈妈贴的位置低了点”。过年妈妈给政宇在网上买了一件红羽绒服，裤子自己做，还粘了一个小老鼠的商标，和羽绒服内衬上的皇冠标志相配。妈妈和政宇说衣服要两千多，吓得他闭了口，后来知道是99元。

妈妈日常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针织款式，她喜欢在t恤的前襟添上一支小花，有点像从家乡的路旁采撷来的。朋友圈里的自拍也都经过美颜，似乎出自职业需求。

电动车 铁皮屋

机台上小瓶里盛着菊花，是一个顾客送的，每天要喝，用来养护被针线活计磨损的视力。

另外是趁“双十一”降价买的一盒藏红花，用于抹手，冬天妈妈的手整天露着干活，还要骑电动车，皴裂得不好收拾。店里有空调不舍得用，拿胶布贴上了，家里也没有取暖器。这双手背上有坚硬的茧茬，是长年被剪刀箍勒出的，意外地比手心更多。政宇的耳垂和手上也有冻疮的陈迹，一到冬天就会复发。

除了室内的寒冷，这也来自母子电动车的艰辛之路。没有校车和方便的公交车，妈妈需要早上骑电动车送政宇到学校，自己折回商城开业，晚上再骑车去学校，接政宇回家。上二年级那年，因为妈妈下班晚，政宇放学后要上一个晚读班，等妈妈九点多去接回家。有次起了大雾，骑车看不见路，妈妈关了电池，让政宇坐在熄了火的车上，推了两个小时才到家。后来政宇长大了一些，母子一块走路，母亲鞋带松了，政宇会蹲下身去结。电瓶车没电了，政宇要妈妈坐在车上，让他一路推到现在住的小区。

电动车和几台缝纫机器一样，是母子的重要财产。对于店面所在的商城，政宇最深的印象是货运电梯里的铁锈味儿，因为母亲怕电动车停在楼下被窃，每次要搭乘黄乎乎生锈的货运电梯到二楼，有时进辅料回来拎着大编织袋子，也需要乘货梯，货梯里的气味让政宇一路皱着鼻翼。这会让政宇依稀感觉回到了从前，和妈妈栖息在一处铁皮屋顶下。铁皮棚屋在一个叫“勤俭”的城中村里，靠近布料批发市场。前两年城中村被拆除，布料市场也迁来了乐和城商场，母子才搬来附近的小区。

妈妈租下那里，除了便宜，是因为需要空间来堆放几台笨重的机器。铁皮屋顶下的空间并不大，外面一个小间摆上裁剪台子作为店面，剩下四台机器和母子的床一起摆在里间，只有一个小窗户透气。墙壁是单层的砖头，大约是为了等待拆迁特意起的违建。

不必说夏天的闷热和冬天的寒冷，最窘迫的是另几宗事：用来固定铁皮屋顶的钉眼总是漏水，上海的雨水又多，总是外面大下里面小下，有时床上都放了两个盆接水，母子到外间裁剪台上过夜。“最严重的时候，连电饭煲的内胆都拿出来接，屋里放了七八个盆。”母亲微笑起来说。冬天刮北风，墙壁往外倾斜了十厘米，把铁丝拽断了，裂开一道豁口，拿塑料泡沫堵起来，外面用柱子顶着，这样过了一个冬天，妈妈说“是村里最差的房子”。

政宇上晚读班的那年冬天，因为夜深骑电动车实在太冷，母子还在学校附近租过一个隔断间，和六家人住在一起，却从没串过门。两年之前搬到了现在的小区。

这总算是一个居民商品房小区，妈妈租的是物业的自用房，入住时完全是毛坯，妈妈自己当起了装修工人。“开始连门都没有”。正好小区有一家人装修，扔掉拆下来的旧门，被妈妈捡回来，一共捡了三道门，都用上了。地板、地砖都是捡的，卫生间贴的墙砖也是从建材市场捡回来的废料，有好几种颜色，用三天时间贴起来，请了一个老乡来帮着铺地砖做防水。买来水泥石灰涂料，妈妈自己刷墙，政宇帮着提桶。最后捡回来一具沙发。在什么都是捡来的这个家里，政宇和妈妈总算过上了屋顶牢靠的生活。

虽然是物业自用的毛坯房，租金仍然比铁皮屋涨了一倍多，到了一千两百多块，明年附近通地铁，物业更是放风会再涨1000元。这让母子俩的生活成本上升了不少。工作室和住处的房租加在一起，眼下已经到了4200元。加上政宇每月上补习班一千多元的学费，每学期一千多的饭费，是最固定的支出。下半年的补习费，老师考虑到政宇家里困难，一直没有开口催。

另外的一宗花费来自老家。赡养父母之外，当年和蒋小三搭伙卖百货的哥哥先天残疾，后来又患上胃癌，妻子被娘家人接走，每年小三都要支援哥哥几千块钱。哥哥夏天去世，留下一儿一女，分别在上小学和初中。夏天哥哥去世前，蒋小三带着放暑假的政宇回家，在支付宝“花呗”上透支了两万块钱给哥哥，让他有点安慰，“知道他走了，孩子还是有依靠”，为此小三背上了三万块债务。眼下两个侄子上学每月各要近三百块费用，也由蒋小三发红包过去。

这些都只是靠蒋小三一双手，剪、裁、缝、熨、织，变着法儿挣出来。第一年到上海，生意没有做开，一件衣服挣五六块钱，一天收入四五十块钱。住在铁皮屋里的第一个冬天，小三“没有吃一口肉”，春节没有路费，朋友给了一千块钱，才能够回家。那年冬天吃的菜，基本都是周围的农民老太太给的，感冒了没钱买药。眼下大宗固定开支加上母子的日常花费，仍旧只能打平，难以在上海的地头落得一笔积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