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和大富翁（2/2）

一个朋友对蒋小三说：“我要过你的日子，早就神经出毛病了。”

饺子 大富翁 家乡

母子租住的小区房里，最显眼的仍然是机器，和蘑菇一样的各色线圈，四处堆积的布料衣服，倒因此不觉得冷。

有时候妈妈关店早，会骑电动车先回家吃饭，干一些打扣眼和绣花之类的活计，再去补习班接政宇。机器声音大了，小区邻居有意见，只好把门窗关得紧紧的，夏天机器发热，浑身冒汗。

房子看上去是简单装修过一遍，但处处透着自己动手的粗放痕迹，卫生间的瓷砖缝隙宽窄不一，瓷砖大小和颜色各异，厨房的地面显得不平，墙上也露出深浅不一的粉刷层次。屋子没有产权证，不能接入煤气管道，妈妈找附近乡下熟人换煤气，年前刚买过了一罐。

下午时分，妈妈去小区空地收了一大摞晾洗过的衣服被褥回来，是积压了很久，趁着过年两天空闲，今天天气不算冷洗的。另外有年前洗过的一大塑料袋鞋子，因为下了几天雨，怕返潮了又拿出来晒。几乎都是政宇的，只有一双属于妈妈。

缝纫机台子上有两只政宇小时候抱的毛绒玩具，一只泰迪熊和两岁时买的驴。政宇喜欢泰迪熊，把它叫作“撒气熊”，眼下熊的肚子变得很扁，头和屁股被挤大了，这是政宇五年来拳头“撒气”的结果。

虽然从两岁起缺少了父亲，只见过照片，政宇和母亲的生活中，却并无多少互相撒气的时刻。在政宇看来，“感觉她（妈妈）有一种很难形容的母爱”。母亲也知道政宇心疼自己，冬天睡觉前打热水泡脚，会先给妈妈泡。倒是妈妈看了书，有点担心儿子到了年龄一点儿不叛逆，“是不是不好”。

至于父亲，只有一个稀薄的背影，似乎不需要提起。当初是爸爸主动离家，政宇说原因是“不想让我和妈妈太痛苦”，又说“爸爸每年只能挣一点儿，几百块”。在妈妈的讲述中，则是“两个人天天吵架，怕影响孩子”。自从离婚，妈妈再也没有找过对象，自己说“没那个心思，就不会遇到”。

在心里，她把自己结束单身的可能性推到了政宇成年之后。眼下政宇处于小升初时期，妈妈认为是关键阶段，现在只是辛苦自己一个，再找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影响孩子，“不想去赌”。政宇倒希望母亲找一个，“按自己想找的来”。除了有儿子陪伴，妈妈“一天太忙，没有时间孤单”。

在远离家乡的上海地头上，妈妈也并不缺朋友，除了互相帮衬的师傅，还有老乡和邻居。腊月二十七收工后，二十八妈妈特意做了一满桌菜，在家请客。政宇一一数得出妈妈炒了七个菜，他说妈妈是“一级厨娘”。他最爱的是妈妈出手的奥尔良鸡翅，而妈妈也不谦虚，“我去了肯德基，麦当劳都得关门”。红烧肉是妈妈的另一出拿手好戏，她自称结合了家乡和上海的做法，味道更为醇厚。

吃饭的时候，政宇规规矩矩先摆好妈妈和客人的碗，其后才是自己的，周六周日饭后涮碗的事也自动包了。有个朋友家里是开餐馆的，来吃饭时带了饺子皮，妈妈帮她剁馅，包好饺子送给她。以前这个朋友开婴儿游泳池，在勤俭村和政宇母子住处相邻，都是铁皮泡沫棚屋，两家互相照顾。

大年三十晚上，朋友的妈妈生病了，本人回了山东，委托妈妈忙活了一番。开始是出去买药，买不着又回朋友家四处找，总算翻到了，给老太太服下后，又和老人聊天到一点多才回来，年夜饭被母子忽略了，好在政宇从朋友家找到了一束旧年的烟花棒，能够偷着放一下，算是迎新了。

大年初一上午晒被子，下午整个用来补觉，晚上炒了一个菜吃蛋饼。对于年夜饭被忽略，政宇并没有遗憾，反正平时有了时间妈妈会做好的。

家里没有电视，春晚也是在手机上看的，政宇特别喜欢非洲的一组节目，说到长颈鹿是那里的共享单车，特别好玩。政宇还不能骑单车，但他是滑板高手，每天都会在小区里踩上两圈，“已经教了几个徒弟”。

除了看春晚，政宇和妈妈在家里也有了游戏项目，“美国大富翁”，近半月两人天天会玩上一局。妈妈总是输，但政宇说妈妈是让着他，每到一个地方，不管是洛杉矶、芝加哥还是纽约，妈妈都不投资买楼盘、停车场、加油站、邮局，把这些机会通通让给政宇，这样政宇很快占有了很多产业，妈妈下次掷骰子再到这里，就需要交税，最后手头的筹码用尽。

妈妈希望政宇以后考上华东政法大学，当律师，“家里法盲太多”。政宇知道，妈妈不介意自己将来走得更远一些，或许真的在大富翁游戏里那些名字闪闪发光的城市立足，因此一再把机会留给自己。但眼下政宇即将告别上海，回安徽的老家去上学。

妈妈没有能力为自己和政宇在上海缴纳社保，这也意味着政宇没有就地上初中的机会。妈妈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让政宇在这里上完六年级，回家乡直接入学初中，上海的学制是六年级算作初中预科，和安徽不相匹配。因此暑假之后，政宇很可能回老家砀山。老家的教材版本也和上海不一样，妈妈为此还在去年暑假自学，给政宇补了五年级的课程，虽然妈妈自己也只是初中毕业，“不懂的上网查”。

在家乡和上海之间，政宇很难说哪头更熟悉。政宇出生后由妈妈带到上海，两岁零八个月时送回老家，请大姨带了三年，上一年级时又接来上海，直到十二岁的今天。因此老家有不少幼儿园的同学，和妈妈娘家亲戚的表哥表妹。

虽然政宇不适应老家的气候，“一回去秒长冻疮”，但暑假回乡，他也找到了不少和乡土有关的乐趣，刨了好多土蚕子喂鸡玩，还参加了挖花生的劳动。妈妈也希望他能熟悉一些田野里的情形。

在上海，政宇长年跟妈妈待在闵行区从学校到商城、住处的三角地带，坐地铁觉得稀奇。妈妈只是在去城隍庙市场采购线圈和橡皮筋辅料的时候，带他去外滩兜过一次。

浦江文馨学校的老师说，2016年孩子走了很多。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父母有居住证和灵活工作证，缴纳社保，能够继续让孩子在上海上学，但最多也就是再读两年，八年级一定会回老家，孩子们心理上没有把自己当作上海人。

回老家之后，一般是寄宿，学校条件有一定落差，活动也没有这边多，加上由随迁变为留守儿童，心理上会遇到困难。一些学习差的孩子回去后就辍学了，或者再读一两年后出门打工，再回流上海。

妈妈打算和政宇一起回去，“不能分开，让他做留守儿童”。但回去不是那么容易。几台机器就是大麻烦，买价一共花了五万多，假如不干了，出手只能卖作废品。即使机器运回了老家，那边针织成衣没这边的市场，不知道能否继续干这个。留在上海，意味着母子再次分离。

2018年，小公园放烟花的夜晚过去了，政宇的赤脚也不再踩在都市的健身石子路上。世事依循它的律例前行，暑假过后，政宇结束了在上海的五年学业，回了安徽老家。妈妈的工作室另换了地方，住处的租金涨到了1700元，在上海屋檐下缝补打拼的生活，还要继续下去。

似乎一副最长的线圈，从轴上拆下来，可以从妈妈的心口，一直牵到老家砀山的乡下，缀到政宇的心口上，时间和距离不能挣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