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和四个“公主”（2/2）

经过一个小时，锅里的肉渐渐变得红亮，到了快出锅的时候。先前坐在长沙发上逗乐看电视的孩子，次第起身打帮手。亚星拿起堂屋地上的榨汁机，去院子里的龙头加水，打大蒜汁。地上的大蒜是她先前剥好的。

堂屋地上的杂物中间，放着一盆泡花生，一盆泡鹌鹑蛋，另有一盆加一袋小螺蛳、两袋毛豆，这些都是卖卤煮的配菜。爸爸先在一只老式单只煤气灶上烧开了辣椒油，把小螺蛳倒进去煮，姗姗倚在卧房门边看着，防止辣椒油溢出来。屋里的气味更浓烈了，苍蝇萦绕来去。

亚星将榨好的蒜汁倒进刚才爸爸洗出的塑料瓶子里，预备出摊用。爸爸揩拭一只放在三轮车上的桂花大瓦罐，用来盛煮好的卤肉。

一个女人打电话来买煮花生，因为价格的事掰扯了半天，又一直追问是不是新鲜的，只肯出两斤十块钱。爸爸说没卖过这价，但因为同是做小生意的熟人，过后还是让亚星给她送去。院子里搁着几辆废弃的小黄车，亚星骑上其中一辆离去。

姗姗在煤气灶旁边的案板上切了一把香菜，装起来等爸爸带走，抽空玩了一下爸爸的手机。择香菜是她名下的任务。亚星送花生回来，和妹妹聊了几句，一块把香菜和蒜汁搬上车。三妹子怡也把秤盘搬上三轮车的座位，又把车上的醋拿下去，醋只剩了半瓶，爸爸让姗姗去巷子口的超市买。子怡又拿来爸爸的围腰，洗好了菜夹子。爸爸把一张塑料布蒙上瓦缸，在车头挑起晚上用的一盏电灯泡，准备工作才算是做完了。

北京顺义庄子营，冯亚星、冯姗姗五兄妹的父亲在院子里做卤煮。

妈妈说，亚星最老实，活儿大都摊在她身上了。老二不想干的时候会躲起来，老三脾气暴。亚星说四妹扬子最勤快，让她干啥都行，和三妹二妹则须讨价还价。晚饭爸妈不在家，都是亚星做，炒一个菜，“自己感觉还行”。

很小的时候，女孩们就开始干活了。妈妈回忆刚来北京时，拆迁时砍砖挣钱，带着亚星和姗姗，弄个小推车搁在一边，渴了买个冰棒。亚星小时候走路有点头重脚轻，总爱摔跤，现在额头上还有磕出的疤痕。再大一点，姗姗记得自己站在砖堆上，有时也学大人拿铁夹子夹砖干活。

后来添了老三子怡，父母在南郊收了几年破烂，又拾棉花，也带着孩子。在杨家营，亚星和姗姗上了一个私人开的学前班，闭园时先到老师家里，妈妈收破烂回家后再送到家，整个学前班就这一个老师。老大老二上学了，老三子怡还不会下地走路，扔在家里，弄个学步车拴在床头上，一天哇哇大哭，现在的暴烈脾气或许是从那时来的。

子怡在米各庄上了一个残疾人开的学前班小班，一个月两百块钱，也是早晚在老师家吃喝，妈妈另外给老师钱她不收，就买了一箱方便面送她。后来盖新房费用涨到三百，又转到尹各庄上。添了老四扬子之后，妈妈干上了卖水果一行，一边喂奶一边卖，头年赔了两千。以后又怀着老五卖水果，直到临产前一个月歇摊，产后一周多又开始出摊，孩子都是跟着摊子长大的。

爸妈做水果和卤煮生意，一个考虑是自家孩子可以落得吃些。以前妈妈卖过菜，剩下的不方便保存，孩子也吃不了，才换成水果。爸爸卖的卤菜和花生毛豆，剩下的也做孩子们的食物。对于地上剩的一袋昨天的毛豆，姗姗和姐弟们没人去动，因为吃得太多了。以前姗姗喜欢吃卤鸡腿和鸡胸脯肉，现在也失去了胃口。至于家里的卤煮气味，孩子们早已没有了感觉。

妈妈是个很瘦小的女人，晚秋裹着一件从头到脚踝的二手羽绒服，身上有过早的风霜痕迹，因为趁城管下了班，晚上要出市场外摆摊，卖得好些。妈妈的任务还包括半个月集中洗一次衣服，一周给每个孩子挨个洗一次澡，冬天带孩子们去澡堂，小孩每人六块。2017年冬天，村里的澡堂子拆了，孩子们洗澡要去邻村，次数很少了。

夏天来临的时候，爸爸用三轮车载着几个孩子去看了一次牙齿。亚星的牙齿保持得特别好，只有一颗坏牙。姗姗自己说小时候喜欢咬铅笔尺子，后果如何她没明说。子怡有蛀牙，姗姗的蛀牙脱落了。这是孩子们少有的体检项目。

暑天下午三点半，爸爸的三轮车载着卤煮离开了院子，和邻居赤膊男人一块去市场。王子吵着要拉屎，亚星找了卫生纸带他出去。路旁杨树林子下有个简易厕所，几块废弃彩钢板搭起一个低矮的棚子，男女勉强隔开。低头走进棚子，蹲位旁边一座惊心动魄的卫生纸小山，没有地方下脚，似乎和沙发上的孩子们难以联系起来。

学业与生计

那天的聚会结束之后，暑假当中有个学生路过管头发现，厂房已经被扒平。“我们的学校！”几个学生在微信群里发着哭泣的表情。

这已经是青红蓝两年内第四次迁徙。在亚星上学之前，它在六环内的南半壁店村有一座很大的校园，一千多学生。两姐妹入学时它也还有七百多师生。校园并未拆毁，甚至学校大门上的花体铁字校名仍在，只是派了别的用场，师生们再也回不去了。

2017年，学校在疏解整治潮流中搬到管头村，借一家幼儿园的地盘栖身，学生们告别了阳光充足的宽绰校园，搬进逼仄阴暗的几进房间。一条缺乏光线的走廊，是学生主要的活动场地，以往的体育课连同升旗仪式不得不取消。校名也成了忌讳，生锈的铁门关闭，只在孩子们需要出来上公厕时打开。

大兴火灾前后，大量学生转回老家上学，或跟随父母离开北京。随着学生人数的大幅下跌，学校的老师大部分离开，只剩下几个退休后出门代课的老人，年纪最大的过了七十岁，日常吃住都在学校，挤在摆了架子床的两间宿舍里。其中包括两个终生教学却未能转正的民办教师，需要挣得自己每月的生活费。人老精力衰退，授课水平下滑，课堂上也管不住学生，和在半壁店时完全是两回事了。

姗姗以前喜欢英语，现在上课却头疼，因为老师“口语就那样了”，带着河南口音，“随便一句话，能说一节课”。相形之下，数学老师没有口音，“认真听就能听懂”。

“男生抽烟喝酒，学想上就上。”亚星说。当着老师的面，学生也会抽烟。一个八年级女生经常翘课，理由是“天太热了不想来”，家里人也不管她，眼下已经开始学美甲了。

谈恋爱的特别多，亚星班上三个女生，两个有男朋友。那个爱翘课的女生从六年级开始，一学期谈一个。亚星说自己压根儿没想过这事儿，“他们谈的又没结果，过一段就分了，浪费时间”。亚星和姗姗的学习在班上都在前面，只是现在班级的人数太少，名次也做不得数了。

在管头村的厂房里，空间更加狭窄，仅有的活动空间是一条过道，二楼还住着几十位干零活的民工，每天经一架铁梯上下。附近有几间空旷的仓库，胆大的孩子有时跑去玩，仓库里废弃的垫子成了他们翻跟头练跳远的地方，焊工的电枪在校门不远处喷出火星。

暑期厂房被拆后，下半年学校搬到了火沙路上一个小区里，因为上学动静太大遭到投诉，初中班被迫转移到校长自己买的房子里，分成两拨教学。小学班的上学时间也改成周六周日上课，周一周二休息，以调和对居民的打扰。

因为老四扬子入学，爸爸去新校址看了一次，所有年级学生分成初中和小学两个班，总共剩下三十多人，课堂上一组上课，一组做作业。在老师家里上学的亚星和姗姗起初连课桌都没有，只能席地在膝盖上写作业。爸爸觉得，这个学校维持不了多久了。

孩子回老家上学的问题摆在眼前，但在北京待了十几年，一下子又不知道怎么回去。

当初因为家境贫困，结婚后夫妻一块出来，老家全无根基，只有两间十几年未曾修葺的烂瓦房，已经遮蔽不住风雨，住不下一家人。十几年中只想着生儿子，钱都花在孩子身上，没有修房。孩子的爷爷去世，奶奶患有癫痫，靠一个姐姐在家乡照顾。此外只有三亩地，没有工厂可以上班，回去的话没有收入，不回去，眼看北京待不住了。

尤其是大兴火灾发生后，一时间人心惶惶，出租屋总有人来清查，连天然气有段时间都不让用，爸爸的三轮车被抄，似乎马上就要被赶回老家。2018年摆摊查得松一些，爸爸也在市场里顶了别人的摊位，但很多外地人走了，生意清淡，2017年生意不好还欠了一万多块钱账，次年才还上。房租又步步上涨，从说好不搬不涨钱的一年五千，一步一个台阶涨到2019年一年九千。送孩子回老家，看起来是必然的事了。

几个孩子都没有怎么在老家待过，2014年回去上户口，在老家一周，几个孩子身上都长痘，回北京才好了。提起回老家上学，亚星摇头说“不想”。姗姗说姐姐担心回去学习赶不上，水土不服，姗姗自己“不想那么多”，回去可以上更好的学校，眼下青红蓝实在没有个样子了。

由于孩子们一直在上民办学校，享受不了义务教育政策，每个孩子的学费都不菲。以2018年新入学的扬子为例，一学期需要缴纳2800元学费，这还是学校减免了1000元的数字。冬天取暖费一人四百，校车和学校伙食更是不敢有份。两个上了初中的女孩，2017年缴费已经达到了每人一学期3600元，老三也要3500元，每次开学无法一次交齐，都是分期付。如果回到老家读寄宿，学费和一部分生活费是国家出的。

但老家的学校不是想回去就能上的，学籍是门槛。青红蓝没有办学资质，无法办理学籍，有的孩子回老家上学需要毕业证，青红蓝的老师只好找朋友，用photoshop软件自己制作。聚餐结束后打扫房间，学校给姓李的同学颁发的“三好学生”奖状被撕开撇在地上，李同学说“没用”，老师们也无人在意。倒是喝空的啤酒瓶，被一个老教师收集起来，准备拿到废品站去换几块钱。

2018下半年，爸爸打听了老家的学校，都需要学籍才能接收。爸爸计划的是在青红蓝读完这一学年，明年下半年全部孩子回老家上学，但学籍的事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其他从青红蓝转学回乡的学生，都需要在当地托关系，爸爸妈妈离乡多年，又没有这方面的人脉。

如果姐弟们回乡上学，爸爸妈妈只能派一个人陪同，另一个留在北京挣钱，这是好不容易商量出的方式。从来没有分开过的家庭，要拆成两拨。

妈妈可能是留在北京的那个人。在家里，她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卖水果辛苦，四点多去十公里外的市场进货，七点多出摊，晚上八九点才回来。爸爸的出摊时间晚一些，早晨进货回来，把几个孩子送到公交站，可以回来补个觉。以前摊子被抄那段，爸爸每天喜欢喝两顿小酒，妈妈颇有抱怨。

冬天骑三轮车去农贸市场出摊的途中，经过一座公路桥，桥底有一位北京老人开着自己的三轮车，车上载着一套dvd音响，停在桥底自己拿着话筒唱k。妈妈看着说，“命不好，没生在北京，各种照顾”。

对于几个孩子，妈妈的打算是尽量让她们好好上学，“不要像自己这么辛苦”。

北京通州管头村，师生聚餐中，三好学生奖状被撕坏弃在地上。

北京顺义庄子营，兄妹们在凌乱贫穷的家中看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