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境线上的童年（1/2）

黄昏时分，妈妈带着陶连江从院子下坡，穿过竹林到一片玉米地边缘，举起手机，寻找从越南来的信号。

这天是端午节，妈妈要给国境线那边的大姐打电话。信号很飘忽，举着手臂来回找了几次，总算显示出两格。但是没法拨电话，手机卡欠费了。

野孩子

麻栗坡县马鞍山苗寨紧邻中越边境线，与对越自卫反击战主阵地老山遥遥相对。二十七年前最终落幕的那场战事，给这个村落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最明显的是比比皆是的残肢和来自地下无从完全清理的地雷。

在夜里离家游荡的陶连江，无心去顾及这些地雷，相比之下，爸爸醉酒后发抖的拳头更为可怕。爸爸曾用镔铁水瓢砸头，扫帚戳眼睛，“有次拿刀戳我的鬓角，皮破血流了”。酒醒之后，又问陶连江疼不疼。去年爸爸醉酒后和人打架，拿斧头削伤了对方的鬓角，被派出所拘留两天。陶连江害怕这个醉酒前后完全不是一个人的爸爸。

另一宗恐惧，则来自种种传说中的鬼魂。

战争中大量士兵和居民身亡，传说在战后层出不穷。譬如一个中国女兵掉进越南境内一条水沟，水沟里都是血，人路过时血水会飞扑起来；一个越南背菜板过来卖的老奶奶，在村旁竹林里遇到一个女人叫她，她答应了，从此一路跟到家中恐吓，直至老奶奶死亡。亡魂会在门前呼唤孩子的名字，晚上来床边推孩子起床，孩子们不得不改用苗族名字，穿红衣服辟邪。

这些传说中的鬼魂会在陶连江的梦中出现，变成黑暗中摇晃的竹林那样高大的身影。竹林是他最常过夜栖身之处，厚积的竹叶做了床铺，梦魇和露水是他的伙伴。防空洞不敢进去，怕里面有蛇。

爸爸会四处寻找，寻获后施以惩罚的暴揍。陶连江不得不寻找隐秘的地点，去到更让人意外之处。一条干沟的水泥底子，一处邻家的屋顶，一条岩脉略可倚靠的罅隙，都是他用以安顿身体之所。上房和爬杆，是陶连江的特技。他可以哧溜爬上村子小广场的旗杆顶端，在几根旗杆间自如穿梭。他莫测的行踪引发了村人的担心，他会从屋顶下地拿人家的东西，晚上溜进商店偷糖。

家里常常没有吃的，父亲醉酒时不做饭。陶连江四岁就开始自己煮米饭，干饭常常煮成粥，没有菜。

堂哥家是唯一可以偶尔托庇之处，大部分时间陶连江在堂哥家就食。上学交伙食，也是从家里带上一碗多米，再到堂哥家添一碗。天气凉的时候，陶连江会跑到堂哥家的猪圈，和大猪偎睡取暖。去年的一天，堂哥在自家猪圈发现了陶连江，劝他说爸爸打工了，家里只剩你一个男子汉，应该在家过夜。陶连江答应了。

那些年家里没有妈妈。“地雷村”的名声在外，这里的男人多数娶不到本国媳妇，陶连江的三任妈妈都来自国境线那边的越南。

亲生母亲在陶连江未满周岁时就离开了，没有奶水吃的陶连江只能吞咽玉米糊糊，这造就了他身体的瘦小。为了政府补助造房子的事情，生母和爸爸常常打架，房屋刚刚造好就出走，不知去向。一年之后，生母回来了一趟，带着一个蛋糕，说给陶连江过生日，还给了一百块钱。邻居猜测她有回头之意，但当时陶连江爸爸又找了一个越南女人，生母只好离开。对于这一次探望，过于年幼的陶连江来不及有记忆。

以后陶家的邻居在文山州看见了陶连江的生母，背着一个小孩，衣服看上去很破旧，两人没有讲话。邻居推测，生母嫁到了离边境更远一些的内地，这也是不少越南女人的轨迹，先嫁到地雷村，情形不好就再往内地走，条件会好一些。但是生母看起来过得并不如意。

记忆中的继母对陶连江不错，但她也受不了家穷和爸爸的拳头，两年后离开了。失去了伴侣的爸爸天天醉酒，陶连江就此过起了流浪露宿的日子，从幼儿园放学，索性过家门而不入，吃百家饭，一件衣服一双鞋穿一年，直到三年前爸爸找了现在的继母。

在竹林里过夜的时候，陶连江会想生母。陶连江上身的牛仔装是生母买的，带着best kids的字样，比裤子显得干净有式样很多，是生母上学期来学校探望时带的，还给了一百块钱。相比之下，脚上继母买的凉鞋，就更顾及实惠，尺码和爸爸的一样，陶连江直到成人都能穿。前几周生母还打电话回来，“说等我到了十四岁，给我买个手机”，大约是方便母子通话。两年后的这个愿景，让陶连江脸上增添了光泽。

问起“最喜欢哪个妈妈”，陶连江一时“说不出来”。后来又说，更喜欢亲妈妈，“她对我好”。

陶连江也爱爸爸。“他不喝酒的时候，很勤快。”陶连江说，每次下雨，爸爸都会去田里看水。爸爸曾经带着妈妈和他一起去山上砍柴，一人背一篓回来；五岁那年，爸爸在附近的矿山打工，带陶连江到山顶，把他放在滑槽的矿车里，顺索道放到山脚。

这对于陶连江，都是在心底保存得好好的记忆，一样也不会损坏。

异国人

寂寥闷热的午后，两个孩子在户外游戏，妈妈在堂屋里看电视，反复播放一张歌碟，画面上一个穿苗族服饰的女人在荒地上走动，低沉忧郁地唱着“你有一个家，不如换一个新家”，妈妈坐在小马扎上，手托腮帮听着，脸上渐渐添了两道清晰的水迹。

妈妈在国境线那边本来有一个家，几年前随着丈夫的病故，一切都消逝了。丈夫的去世，据说是由于帮人杀猪，吃了病死的猪的血，脸变绿了，又喝酒，第二天就去世了。

丈夫去世后，带着两个女孩的妈妈难以支撑，被迫再嫁，继夫是个瞎子，自己带着一个女儿，对母女三个态度不好，只好回去，回去后发现，房子土地被去世丈夫的几个兄弟拆分，家当都卖掉了，无处栖身。妈妈只好把女儿寄在亲戚家，孤身越境打工。

堂屋墙上挂着越南老屋的旧照片，一间低矮的竹笆房，生前的丈夫坐在屋里抽水烟。另一张照片，是小女儿坐在一副毛毡子上。寄养期间，这个小女儿死去了。

寄养大女儿陶连娇的亲戚家态度很凶，五六岁的陶连娇需要每天上下走两里多山路，去河里提水，用塑料瓶子一天提十瓶。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直到妈妈认识了陶连江的爸爸。

妈妈和陶连江的爸爸在一块打短工，爸爸看上了妈妈的勤快，托本村在芭蕉坪帐篷小学教书的马老师去说合。马老师是妈妈的亲舅舅，马老师的妹妹战前嫁到了越南，这在国境线两旁的苗家是很常见的事。

战争期间，很多亲戚断了来往。但交战一旦结束，两边的走动就多起来，越南女人越境嫁过来成了常事，派出所起初试图查禁，为此马老师还与警察发生过争论。

“那时候受伤的人多，光棍多，寨子很乱。越南老婆过来，才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