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旋的低语（1/2）

一

匈奴研究界在2010年秋天忽然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澜。这一年美国体质人类学协会的官方刊物《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第142卷第3期上，发表了以韩国中央大学医学院kijeong ki教授领衔共二十二位作者署名的古人骨基因检测报告，题目是《在蒙古东北两千年前的匈奴贵族墓地发现一个西部欧亚男性》。这一研究是对蒙古肯特省巴彦阿达尔嘎县的duurlig nars匈奴墓地所找到的三例人骨进行基因提取和检测分析。韩国国家博物馆与蒙古科学院合作，从2002年开始就在肯特省及相邻数省开展调查，主旨是研究古代游牧文化，2006—2007年对duurlig nars墓地进行了发掘，在所发掘的三座大中型墓葬中，除了出土汉式青铜帐钩、马车、铜镜、玉器和金银器具，在三号墓还出土了三具人头骨，韩国中央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们就是对这三具头骨进行了dna提取和分析。

根据这份引起了极大争议的研究报告，三例头骨检测的结果为两男一女，其中一男一女的线粒体dna都是d4，而且男性的y染色体为c3，文章认为这些基因类型常见于北亚蒙古人种，因此这两人无疑都属于蒙古人种。检测对象的另一个男性，才是该报告的真正热点，因为报告宣称他不是蒙古人种，而属于印欧语的高加索人种。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在该男性dna中找到y染色体r1a1和线粒体u2e1，报告称y染色体r1a1和线粒体u2e1是常见于印欧人群的基因类型，而且分析显示该男性dna的常染色体与印度高种姓人群最为相似，因此得出结论他不是东亚人，而属于高加索人种。为了说明基因提取过程没有遭到污染，报告指出所有接触性工作都是亚洲人操作的。报告还把古印欧语（proto-do-european）人口迁徙扩散的研究、古代骑马游牧文化传播的研究，与高加索人种基因的传播结合起来，论证y染色体r1a1和线粒体u2e1的确是印欧人的基因特征。报告宣称，这是第一次采取到匈奴时代印欧人的父系r1a1和母系u2e1的dna，可能来自印度高种姓（所谓古雅利安人）或外贝加尔地区的斯基泰人。报告最后还有一句针对匈奴历史的结论：“这个西部欧亚人出现在匈奴帝国显示了匈奴人的种族宽容（the racial tolerance）。”

ki团队此一研究的新颖之处是在匈奴人中确认了印欧人的存在。不过，在此之前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娜·凯泽—特拉基（christe keyser-traci）所领导的小组已经连续发表他们对蒙古北部egy河谷出土的匈奴时期人骨dna的分析，比如2003年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发表的《蒙古egy河谷两千年前墓地的细胞核和线粒体dna分析》，在此基础上，该小组试图描画蒙古高原及中亚古代人口迁徙的路线图，比如2006年在《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上发表《蒙古国的人口起源：古今dna的结构分析》，2009年又在《人类遗传学》上发表《古dna对南西伯利亚库尔干（kurgan）文化人群历史的新启示》。他们以自己采集的古今dna样本为，参考各类基因库数据，建立起新的分析框架，比如说，兼顾父系y染色体和母系线粒体的双重数据，不仅在方法上比过去有所推进，而且确定了一些数据标准。正是这些数据标准，成为ki团队区分蒙古人和印欧人的基础。而且不止于数据，更重要的是数据的历史应用。比较一下ki团队所使用的关于历史上人群分类的概念，几乎都见于凯泽—特拉基小组的论文，比如古印欧语向东扩张、库尔干文化的扩张与迁徙、斯基泰与游牧文化、蒙古人种、塔里木干尸等，可以说继承或共享了近代欧洲东方学中的那种印欧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关怀。

匈奴社会里出现了一个欧洲人，这个检测结果的历史解释必定会引发众说纷纭，不过有意思的是，即使对于这个检测的技术过程，也有专家提出了严厉的指责。现居美国的前苏联生物医学领域的顶级科学家阿纳托利·克里沃索夫（anatoly a klyov）写了一篇毫不客气的批评文章，对ki团队的基本数据和论证逻辑进行了细致的检验，发现了检测数据和文献依据方面的许多漏洞，比如把r1a1说成“库尔干文化”人群的基因特征，就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因为更多地区和更多文化类型的人群都具备这种基因，而且现有数据显示，与其说r1a1起源于欧洲，不如说更可能的是起源于东亚。因此，出土于duurlig nars匈奴墓地的这个人，并不能说是“西部欧亚的男性”，而只是一个带有y染色体r1a1基因类型的男性，他既可能来自欧亚草原的东部地区，也可能来自南西伯利亚，或其他地方。

克里沃索夫批评说，以r1a1基因类型的存在来支持“库尔干文化扩张与迁徙假说”没有科学依据，不仅跨越了年代学的严格规范，也把文化的传播与血缘的扩散混为一谈。更不要说“古印欧语”只是一个语言学分类，而语言的传播与扩散从来就不会与人口变迁具有同样的速率和模式。描述古基因所代表的人群，在语言学、族群、地域、经济生产方式、文化传统和所谓的人种分类等多种标准间随意使用标签，基本上自动删除了技术论证本来可能存在的学术意义。这个批评很有代表性，现在研究者们偶尔提到ki团队这篇文章时，无不大摇其头，视为dna史学应用的坏典型。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的帕特里克·格里教授的话来说，这样的基因技术应用就是“生产糟糕的历史”。

尽管批评和警告从来就紧紧伴随着基因技术在历史领域的应用，但媒体和社会却欢迎任何和基因相关的“解密历史”的故事。ki团队的研究报告出来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关注，虽然很快就被一些研究者当作笑谈，但媒体和社会的追捧却热闹一时。而且，该报告所代表的研究方法与旨趣，在世界范围内的同行中也不缺乏同情者和追随者。以中国为例，《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上，有一篇《蒙古国胡拉哈山谷21号匈奴墓主的线粒体dna分析》，读起来就会感到如出一辙。比如，该文第四部分“讨论”一开始就说：“关于匈奴的人种问题一直是考古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蒙古说和突厥说一直存在争论。”这和前面所提到的混用印欧语和高加索“人种”是一致的，似乎不了解蒙古说、突厥说的争议只是对匈奴统治集团的语言属性的争议，与所谓“人种”绝无干涉。该文的结论认为所探讨的dna属于所谓蒙古人种，但还是说：“匈奴人的主体还是蒙古人种，少量的欧罗巴人在两千年前已经到达了东北亚地区。”大概是考虑到并且要尊重前面所说ki团队研究的结果。

二

新的科学技术常常改变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而利用基因技术回答传统历史学不能回答的问题，是过去二十年间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轰动一时的纪录片《人类之旅：基因的奥德赛》的制作人斯宾塞·威尔斯（spencer wells）说：“人类所写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其实就在我们血管里流淌着。”如果这句话还不够激情洋溢，我们再引一段因为用线粒体dna论证人类源自非洲而闻名的布莱恩·赛克斯（bryan sykes）的话，他在畅销书《夏娃的七个女儿》一开篇就说：“我们终于可以解码过去的信息了，人类的dna不像古代羊皮纸那样会褪色，也不像久已死去的战士的剑那样会在土里锈蚀。风雨不会使它朽烂，烈焰与地震亦不能使它衰灭。”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比史前还古老的深度人类史的研究变得可能，非洲起源说的巨大成功就是一个典范。

应用dna技术，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以及对人类个体的分别研究，从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比较简单，问题出在对人类进行分群的研究。“人以群分”，自古而然。即使是家族这种理论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的人群单元，也与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亲缘结构绝不相等。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任何一个个体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一直往上推，数量巨大的男男女女，都是对该个体的dna做出了同等贡献的祖先。从任何一个个体回溯对其生命构造做出了平等贡献的祖先，由2、4、8、16、32、64……越来越多，到第20代时，就该是1 048 576个人。想想看，理论上我们在唐宋时代的祖先数量，一定比那个时代的人口总数要多得多。当然这种计算忽略了我们任何一代祖先之间必定存在的高度重叠，但个体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祖先必定是越往上越多的，画成图表就是一个向上无限开放的倒金字塔。可是在绝大多数社会里，以家族为单位的历史叙述，却都是从单一的祖先开始，繁衍越来越多的子孙，画成图表则是一个向下无限开放的正金字塔。

这种矛盾的本质在于，与普遍接受的认识正相反，家族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血缘组织，而是一个文化构造，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是社会权力关系的反映。随便翻看一下中国的传统家谱或族谱，祖先中女性的普遍缺席，每一代权势男性的中心地位，以及单一而遥远的男性祖先的攀附，都多少反映了所谓家族的本质属性。且不说任何一个家族的任何一代都可能存在非血缘成员，即使未曾发生血缘错讹，传统家族结构也绝不是以容纳全部血亲为目标的。家族是一种社会制度，只有经过了这个制度过滤、筛选和选择的血亲成员才可能进入家族。可是，利用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来追溯，在任何一代祖先中就只能辨认出两个祖先。理论上，在我们回溯至第20代祖先时，应用线粒体dna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辨认出一位女性祖先，y染色体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出一位男性祖先。然而，与他们两人同时代，我们共有一百多万个祖先，这上百万人的族群、地区和语言分布，一定是天差地远的，我们怎么能仅凭其中一两个祖先的地区或族群特征，就宣称自己的祖先属于什么人类群体呢？

哈佛大学著名的黑人教授盖茨（henry louis gates）主持过十多种广受欢迎的电视系列专题节目，其中好几种都专注于“寻根”，借助于口传资料、文献档案、教堂记录以及dna检测，探寻美国黑人的祖先。其中影响特大的一种就是《非裔美国人的人生》。在2007年10月7日的该节目中，一位来自纽约的黑人妇女vy hignsen被当场告知dna测试结果，首先她被告知dna测试帮她找到了现在美国人中一些她不知道的亲戚，其中一位男性是密苏里州的白人牧场主。接下来的寻根环节，一个dna测试公司宣布hignsen的祖先是塞拉利昂的nde人，另一家公司则宣称她的祖先在象牙海岸的wobe部落里，而第三家测试公司则说她的祖先来自塞内加尔的ndenka人。她在节目现场明显表现出不安和困扰，她本来以为会有一个确定无疑的具体结论，而现在似乎演变成了“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游戏。

更有意思的是盖茨教授本人的经历，这个经历使得本来狂热迷信dna寻祖的他开始怀疑并批评这一新兴服务业。《纽约时报》2007年11月25日发表罗恩·尼克松（ron nixon）的文章《dna测试找到的多是枝杈而非树根》，讲到盖茨教授自己的故事。据盖茨说，他在2000年请一家dna测试公司帮他寻根，被告知他的母系祖先极可能来自埃及，也许源自努比亚族群。五年后他请另一家公司测试，得到的结论却是他的母系祖先不是努比亚人，甚至也不是非洲人，而极可能是一个欧洲人。这让他大为震惊，赶紧调查为什么五年前是另一个结论，原来前一个公司并没有把基因测试的多个匹配结果都告诉他，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与欧洲人匹配。盖茨教授说：“他们只是把他们认为我想听的告诉了我。”

事实上，绝大多数公司都不会事先说明这种dna测试的技术局限与伦理风险，比如可作比对的样本数据库一定是有限的，以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数据解释的空间，有时候可能过于巨大。正如前面说过的，目前dna测试应用于个体追寻祖先的主要手段是父系的y染色体和母系的线粒体dna，即使数据库中的样本匹配是可靠的，那也只是在个体的数量巨大的祖先中找到了其中的一两个，如何可以用这一两个样本的地理、族群和语言属性，就排除其他成千上万、对个体生命构成同等重要的祖先们呢？正如盖茨教授所说：“这一切都说明，你不能拿着测试的结果之一就信以为真地说你是这你是那，有时候测试结果会改变，会有另一群人成为你的堂亲或表亲。”

家族尚且如此，超越了家族的族群、国家或地区，那些以文化、政治、语言或历史传统形成的人类群体，其边界又如何可能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群边界相等同呢？古代并没有现代“民族”这样的概念与社会实体，只不过有大致上近似于现代“族群”这样的观念和社会存在。但即使是这样的社会集团，其本质仍是非血缘的，把这样的集团维系在一起的，并不是血亲纽带，而是文化、政治和历史传统，而且所有这样的人群，都处在持续变动的历史过程中。最值得现代研究者警醒的，就是古代族群结构的流动性和族群边界的开放性。即使那些在地理上极为偏僻而与外界联系稀少的族群（研究者倾向于在这样长期孤立闭锁的人群中采集样本以确定人群间生物学差异的标准），也在时间的长河中保持着一定的流动性。所有那些以英雄祖先滋蔓生发出来的民族历史，其形式虽然只是不同时期各人群不断修订的群体传说，但其实质则是各人群围绕文化与政治权力所进行的缘饰与解说，以及这类缘饰与解说的层层堆积。

所有古老的缘饰与解说所努力的方向之一，就是把当下人群描述为一个血缘性的集团，用生物学意义上的血亲联系掩饰内在的政治联系。近代以来的民族观念，以及“民族—国家”的政治实践，正是这一历史传统的延伸。把不同民族和不同族群看作在生物学意义上彼此有清晰区别的人群，这种学说的极端演化就是种族主义，而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的种族主义学说影响到政治实践中，最极端的就表现为种族灭绝。以德国纳粹为代表所犯下的滔天罪恶，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沉痛的教训之一。对种族主义的反思，应该从基本的概念、观念和方法入手。

三

不错，“人以群分”，但分群的标准是什么？族群、民族的分类，究竟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社会过程，还是本来就具有生物学的科学依据？当我们宣称自己的族群归属时，我们的依据究竟是一种主观认同，还是可以用科学数据表达出来的客观生物学标准？匈牙利考古学家乔纳德·巴林特（csanád bált）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关于人群分类，20世纪有两个影响很大的学派：一个是英美学派，强调主观认同；一个是德苏学派，强调客观标准，包括物质文化与生物学特征。如果他说的这两个学派的分野的确是存在的，那么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大概是属于德苏学派那个传统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研究者中，强调族群分类有客观依据的并不少，而且当有人用dna来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时，竟然难以听到批评的声音。

在巴林特的家乡匈牙利，种族主义思维远远没有肃清，甚至相反，还颇有市场。匈牙利2010年国会议员秋季选举之前，极右翼政党（匈牙利国会的第三大政党）的一个候选人请一家名为nagy n的医学诊疗公司为他做dna测试，以证明他没有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血统，而是一个纯种的马扎尔人。这份测试报告宣称，在该候选人基因组的十八个点上的检测表明，他的祖先中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吉卜赛人。该报告发表在该政党的选举网站上，说明种族主义、纳粹主义还颇有市场。这种做法，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强烈谴责。欧洲人类遗传学学会的会长约尔格·施米特克（joerg schidtke）斥责说：“这是对基因测试价值的恶劣扭曲，何况这种测试什么也证明不了，对一个基因组如此稀少的位置所做的测试根本不可能排除一个人的祖先构成。”这家提供dna测试并帮助论证纯正血统的nagy n公司，不久即面临匈牙利司法部门的刑事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