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故事还是历史（1/2）

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帝国是从匈奴开始的。从匈奴到蒙古，一千五百年间，无论创造了辉煌文明的欧亚定居社会如中国、印度、波斯、地中海诸国、东欧和中欧诸国曾经如何强盛，当他们面临草原游牧军队的铁骑时，都显得那么笨拙和孱弱。自古以来，以定居文明为本位立场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也都绞尽脑汁想弄明白，为什么拥有高度文明和伟大传统的农业国家，竟如此经不起那些乍兴乍灭的草原政权的猝然一击？除了大肆渲染并极力夸张游牧军队的残忍和野蛮，难道就只能把定居文明的失败归因于定居文明自身的政治腐朽和王朝堕落吗？传统的历史学家无法解释这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困境。

这就是我们关心匈奴的原因。现今有关匈奴的历史知识，存在着许多疑问、猜测和误解，有不少神话成分。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关于匈奴的西迁。东汉中期漠北的北匈奴被鲜卑击破之后，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似乎就再也没有以高级政治体的形式在中国史籍中出现，汉文史籍明确以匈奴余部相称的游牧集团只在西域有零星出现。《后汉书》说“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已经指出在北匈奴的政权破灭后，原匈奴帝国统治下的人群被新的统治集团——鲜卑人所吸收的事实。但是，当18世纪中期的法国东方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从传教士那里获知中国历史上有个匈奴（hsiung-nu）时，就立即联想到西方历史上的匈人（hun），二者名称上的近似使他相信匈人就是西迁后的匈奴，并写进《匈奴、蒙古与其他西部鞑靼的通史》（histoire nerale des huns, des oles, des turc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identaux, 1757）。德经这个联想经著名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援引入读者面极宽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后，很快成为一种流行说法。

然而，从北匈奴破灭到匈人出现在罗马帝国的边陲诸省，其间年代学上的断裂长达二百多年。为弥补这种断裂，研究匈人的一些西方学者把许多不相干的历史事实联系到一起，为匈奴西迁编织了年代上和空间上的连续历史。当然，这些编织大都是牵强附会、缺乏可靠依据的，早就被现代严肃的内亚历史文化研究者所否定。把匈奴与匈人联系起来的尝试不属于历史学家的工作，这在当今的中央欧亚研究者中几乎已成共识。除非出现进一步的证据，匈人乃西迁的匈奴残部这个说法已很难再回到学术讨论里。有趣的是，在中国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对这个说法信为确论，津津乐道。这个现象本身，足以说明匈奴历史中存在着许多非历史的内容。

但要正确解读匈奴的历史也非一件易事，因为匈奴人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文字资料。匈奴不像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那样各有自己的文字与文献，记录匈奴历史的文献资料全都是由对匈奴持敌对态度的汉朝官员用汉文写下来的。汉文史料提供了描摹匈奴历史轮廓几乎唯一的依据，而教科书中有关匈奴的叙述都来自这些依据。汉文史料以可靠性高而著称，但关于匈奴人和匈奴国家的起源、发展、衰落与去向，仍然存在着大片大片的空白。匈奴不像突厥那样与东亚文明圈以外的波斯文明和罗马（拜占庭）文明发生深刻碰撞，也没有像突厥那样，由突厥人自己、也由周边的定居文明国家（如唐朝和波斯）留下了许多反映突厥人相貌的雕塑和绘画。

就欧亚大陆的历史来说，匈奴帝国是在以连绵草原为主要地理特征的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出现的第一个骑马游牧人建立的大型帝国，幅员之辽阔，足以与同时代任何一个定居王朝相比。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匈奴人是何时成为游牧民的，更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以及向谁学到了建立庞大国家组织所需要的政治技术。现在学术界相信，作为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和人类社会形态的游牧，要比农业和定居社会的出现晚得多。游牧的基本要素是马的驯化和骑乘，这种技术到底是从南俄草原上兴起从而逐渐传播到东部的蒙古草原上的，还是多元起源、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到现在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作为草原政治体高级形态的匈奴帝国的出现，绝不应当是像它在史料中所呈现出来的那样突如其来。

在匈奴帝国崛起以前，中西史料都记录了欧亚草原上某些游牧集团或准游牧的人群力量，比如希罗多德所记录的斯基泰人，以及中国先秦史籍中的各部戎、狄，但把他们看成匈奴帝国的前奏，还需要有更直接和可靠的证据。对此传统文献显得无能为力，后起的考古学相对有了用武之地。近代以来，考古学家在华北、西北、蒙古高原及西伯利亚等地区的工作，为解读匈奴文化的源流，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证据和线索。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俄苏、欧美、日本、中国和蒙古等国家或地区的考古学家，在中央欧亚的广大范围内，特别是在东起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西至里海和高加索的内亚地区，发现了大量与匈奴文化可能相关的一些古老文化，如那些极有特色的饰牌、短剑和匕首等青铜器。现在已经被弃用的术语“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出现，本来是专指这类明显不同于中原传统的青铜器的。这个称谓之得名，就是因最初主要在草原南缘的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了这类青铜器。但后来在中国北方其他地区，以及蒙古高原和中亚，甚至在南俄草原及里海沿岸，都大量发现类似风格的青铜器，“鄂尔多斯青铜器”一称遂被“草原青铜器”所取代。这类以动物图案为主要特征的青铜器的广泛分布，显示了在一个极为辽阔的空间内存在着某种连续的和共有的文化价值与生活方式。而这种青铜文化持续的时间早于匈奴帝国，可以设想，后来建立了匈奴帝国的早期匈奴人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匈奴帝国是某种历史悠久又分布广泛的古老文化的产物。

语言学研究或许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匈奴的历史渊源。比较语言学家把匈奴之后蒙古高原上曾建立过高级政治体的鲜卑、柔然、突厥、回鹘、蒙古等游牧集团，都看成阿尔泰语系人群。无论是从比较语言学还是从物质文化的角度看，阿尔泰语系诸人群之间都存在着较强的关联。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们各自建立的王朝以及这些王朝所支配的草原社会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连续性与一致性。那么，这种连续和一致是在匈奴之后才出现的吗？匈奴的历史，匈奴所属的那种古老文化，与鲜卑之后的阿尔泰文化之间究竟有没有关联？逻辑上这个问题也许不难回答，可是要获得学术论证，则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2004年，在蒙古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协助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组织的“蒙古国历史文化考察队”来到蒙古国的图拉河（tuul gol）和鄂尔浑河（orkhon gol）流域，考察的重点是该地区匈奴至契丹时期重要的历史遗迹，包括城市聚落遗址、墓葬、岩画和纪念碑。其中属于匈奴时期或比匈奴还要早的遗迹，主要是墓葬和古城址。

匈奴墓葬考古最著名的是俄罗斯人在蒙古国诺颜乌拉发掘的大型匈奴贵族墓地。我们在图拉河北岸也见到一片方圆约十公里的巨型墓葬区，时代早于匈奴，属草原青铜时代。这个古墓葬区被巨大的方形石墙整齐地分隔开，每一个圆形石堆墓葬都被多层次的方形石圈所分隔，而整个墓葬区又被复杂而宏大的方形石圈里里外外地分隔。这和我们常见的北疆古代石堆墓和石圈墓既有近似也有不同，而最大的不同就是规模更大。

在图拉河南岸达欣其楞县境内靠近哈尔布赫（har buh）河谷的缓坡草原上，也有一个匈奴墓葬群。俄罗斯考古学家在墓葬群中发掘出一些陶器和青铜器，显示出与蒙古其他地区所见的匈奴墓葬具有共同特征。

2005年夏，原新疆考古所所长王炳华先生参加美国与蒙古的合作项目，在塔米尔河（taol）北岸草原上主持对一组匈奴墓地进行发掘。他们除了找到许多明显属于草原游牧社会的物品，如铜饰件、皮制品、陶器以外，还发现了许多有鲜明东汉特色的物品，如漆器、铜镜、五铢钱等。这为墓葬断代提供了确切的依据。有意思的是，东汉时代匈奴分裂为南、北两个集团以后，仍然控制着漠北草原的北匈奴几乎完全失去了与东汉政权友好往来的机会，双方不再有正式的通使和贸易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北匈奴要得到东汉的大宗物资应该很不容易。塔米尔河谷匈奴墓葬的发掘，提示我们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北匈奴也仍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与中原的商贸联系。历时数百年的漠北与中原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并没有轻易地断绝。

我们在鄂尔浑河流域考察时，也曾进入鄂尔浑河的支流塔米尔河河谷，专程前往匈奴时代的所谓三连城。塔米尔河水量很大，河谷青草茂密，桦树成林。溯河西行，一路上所见，都是河谷草原的美丽景象。三连城位于塔米尔河北岸的hudgiyn denj，三座大型古城东西并列分布，故称三连城。从土墙侵蚀的情况看，时代相当早。三座城都接近方形，由于尚未进行科学发掘，古城的确切年代现在还不能确知，蒙古学者推断为匈奴时期。但是具体是匈奴的什么时期呢？是匈奴全盛的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还是北匈奴时期？这涉及我们对匈奴社会中定居因素和农业因素的分析。

科布多附近的塔黑勒特匈奴墓地

阿尔泰山腹地，转场中的蒙古牧民

塔米尔河河谷大量的匈奴文化遗存，显示这个地区在长时期内是匈奴的核心统治区，很可能是单于庭所在。2006年7月，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新疆吐鲁番文物局等单位学者组成的“中蒙联合考察队”再次来到塔米尔河河谷，在巴特曾格勒县考察了两处大型匈奴墓葬群，一处是索勒毕山（lbi uul）山前墓葬群，一处是呼德根陶勒盖（hudagi tolgoi，意为“有水井的山头”）大型匈奴墓地。前者位于塔米尔河西北岸，正对着宽阔而美丽的塔米尔河河谷。这片缓坡上分布着多个墓群，都是呈南北向链状排列，墓葬总数有四十余座。圆形石圈所环绕的中间凹陷部分，应是长方形竖穴，这与中国境内所见的匈奴墓非常接近。形成凹陷的原因，是原来墓穴顶部覆盖有木头，覆以堆积封土，木头朽烂后封土下沉，遂形成凹陷。呼德根陶勒盖的匈奴墓地规模更大，墓地中杂有更早时期的大型石堆墓。匈奴墓往往两两形成一组，非常有趣。

2006年夏天，“中蒙联合考察队”还在西蒙古的科布多省阿尔泰山区考察了另一种类型的大型匈奴墓葬群。位于满汗县以南十五公里处的tahilt（意为“祭祀”）的山前戈壁上，有上百座匈奴墓葬。这处墓葬最突出的特征是，其中相当多的墓葬环有方形石圈，向南开有长短不等的石砌门道，最长的门道有十五米。这种形制的匈奴墓葬在中国尚未发现，在蒙古国亦相当罕见。这提示我们匈奴时期的文化遗迹可能反映了匈奴帝国内语言、文化、人群及社会构成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我们把匈奴时期考古发现与匈奴历史进行比对时必须充分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