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吕耶的佩剑 ——历史与想象的纠结（1/2）

2012年3月18日的波士顿天蓝日朗，美国东方学会的年会现场一片温煦，正在上演每次年会的重头戏：会长致辞（presidential address）。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当值会长高德耀（robert joe cutter）报告的题目是《“那么，你要怎么当上国王呢？”——论中国中古前期的剑》（“well, how&039;d you bee kg, then?” swords early dieval cha）。报告后来发表在当年年底出版的《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四期上。高德耀是研究汉末与三国文学的名家，他这个报告的主标题却取自一部1975年的英国电影《巨蟒与圣杯》（rail），是一个农民问亚瑟王的话。在电影里，亚瑟王回答说，湖神给了我这把神圣的剑，所以我可以做你们的王。农民却大摇其头：“听着，躺在湖里的那个怪妇人给你一把剑，你可不能靠这个就建立起一个国家。”亚瑟王把自己称王建国的合法性建立在湖神所赐予的宝剑上，虽然电影里的农民觉得这个逻辑莫名其妙，但高德耀在建安末期的曹氏父子那里，也找到了和亚瑟王一样的想法和做法。

高德耀的报告主要是对建安文学的四篇作品进行解说，包括曹操《百辟刀令》、曹植《宝刀赋》、王粲《刀铭》和曹丕《剑铭》。建安后期（建安二十年以后），曹操命人造五枚宝刀（百辟刀），自己写了《百辟刀令》，曹植《宝刀赋》和王粲《刀铭》大概都是因此而作。建安二十四年（219）春，曹丕命人造三把百辟宝剑，自己写了《剑铭》。高德耀想起汉魏晋历朝都把刘邦斩白蛇的那把剑奉为国家重器，感觉到剑与法统之间应该有什么联系，那么，曹氏父子造刀剑就不单纯是出于对兵器制造的兴趣，而与即将到来的汉魏禅代有某种关联。也就是说，曹氏父子这么大张旗鼓地让人制作为数有限的刀剑，其实是为改朝换代做舆论准备。

刘邦那把斩白蛇的剑，本来放在西晋洛阳的武库里，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初冬武库失火，烧掉了足够装备二百万军人的武器，以及收藏在武库里的“累代异宝”，这些“异宝”中就有王莽的头、孔子的屐，还有就是这把刘邦的剑。史书说这场大火预示了不久后皇太子的被废，而皇太子的被废则引发了八王之乱，西晋于是乎亡。也有史料说失火时有人看到那把剑飞上天去，到了牛、斗二宿的分野，这算是为东晋中兴于江东给出了一个预言。照这个逻辑，刘邦那把剑似乎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不过把它与法统联系起来就过于勉强了。真正具有法统意义的宝贝是不会放在武库里的，比如传国玺。刘邦斩白蛇的剑固然珍贵，也不过跟王莽的头和孔子的屐一样，至多被视为国宝级的文物而已。曹操和曹丕造刀剑（高德耀对刀、剑未加区别）的事，是否具有政治深意，似乎也在有无之间。

不过，高德耀这一报告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在切入正题之前的一段“闲话”。他是这样开始的：“请想象一下，你在一个著名的博物馆工作，日复一日地，你被著名的工艺品和艺术作品所环绕，其中一部分你已经研究过、写过，并且还在教学中讲授过。你对它们如此熟稔，如同老友一般。让我们想象得再具体一点吧，你是武器和盔甲方面的权威，有一天你正在上曼哈顿的修道院博物馆，当你走过那著名的让·达吕耶（jean d&039;alye）的石棺雕像时，你注意到一件不寻常的事，是你以前从未注意到的。”

高德耀请台下众多同行代入情境去想象的那个角色，其实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武器与盔甲分馆的退休馆长赫尔穆特·尼克尔（helut nickel）。这位漫画家出身的中世纪武器与盔甲领域的专家退休后继续做研究，在《大都会博物馆杂志》第26期（1991年）发表了《一把十字军骑士的佩剑：关于让·达吕耶的石棺雕像》（a crader&039;s sword: ncerng the effigy of jean d&039;alye），讨论让·达吕耶雕像那把佩剑的来历。让·达吕耶的石棺雕像收藏和展示的地方，就是高德耀所说的修道院博物馆（cloisters），是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个分部，位于曼哈顿的西北角，那一带被称作华盛顿高地（washgton heights），博物馆紧挨着高地内著名的崔恩堡公园（fort tryon park）。公园俯临哈德逊河，宽阔的河面仿佛画框般把西岸的森林与蓝天衬托起来，十分壮美。

修道院博物馆坐落在崔恩堡公园北侧的小山上，周围大树环绕，外观与环境逼似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和修道院，被称为“天上的城堡”。从崔恩堡公园里通常只能看到博物馆那高耸于林木之上的方塔。即使在秋叶落尽的季节，即使你走到很近的地方，最多也只可以看到修道院拱廊的外墙，然而这简单的一瞥却足以让你感受到浓重的往昔氛围。与曼哈顿的其他地方不同，时间在这里停止了流动。中世纪已经够神秘了，中世纪的修道院更是秘不可知，这个博物馆仿佛一个通向中世纪后期（11至15世纪）的虫洞，你从那个15世纪的拱门进入博物馆之后，一下子便回到了中世纪后期的欧洲修道院里。

修道院博物馆（本章底部图一）

达吕耶的佩剑（本章底部图二）

博物馆震撼人心的首先就是其货真价实的中世纪修道院建筑本身，全部建筑其实是由五座中世纪后期的修道院的建筑残存部分拼合而成，是20世纪初美国雕塑家乔治·格雷·巴纳德（e grey barnard）旅居法国期间四处淘宝的成绩。醉心于中世纪艺术的巴纳德收集了大量当时还没有被重视、也没有被法律保护的中世纪古董，运回美国，重新组建，构成修道院博物馆的前身。这批建筑加上他收藏的中世纪艺术精品于1925年为小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所收购，重新购地设计布局，加上他自己的一些珍贵的中世纪文物，捐赠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34年开工重建，1938年建成开放，这就是今天举世闻名的修道院博物馆。高德耀所讲的、赫尔穆特·尼克尔所研究的13世纪的骑士让·达吕耶的石棺雕像，就陈列在该博物馆的哥特小教堂之中。

让·达吕耶的雕像属于所谓“躺卧雕像”（recuisant），是西欧中世纪天主教埋葬尊贵人物时的一种葬俗，即在棺盖上雕刻与真人尺寸相等的死者盛装躺卧形象。让·达吕耶的雕像表现的是他年轻时的容貌，双掌相并于胸前，是祈祷的动作。无袖的外袍下穿着长袖、带兜帽、有连指手套、长及膝盖的锁子甲（兜帽搭在双肩上），腿和脚上可以看清的是穿着锁甲马裤。脚踩身体扭曲的小狮子，据说这是象征骑士勇敢的品质。身体的左侧，腰挂长剑，长剑只露出柄部的剑格、剑首及部分剑鞘，剑鞘的主体部分都被倚在左腿上的三角形盾牌遮挡住了，这面盾牌的长度恰好足以保护自眼睛至膝盖的身体部位。高德耀所说引起赫尔穆特·尼克尔研究兴趣的“不寻常的事”，就是让·达吕耶的这把佩剑。

在赫尔穆特·尼克尔看来，让·达吕耶雕像的着装和武器，反映了13世纪前半叶标准的骑士装备，除了那把剑——主要是剑首和剑格有些异常。剑首，中国古代也称剑鐓、剑珥或剑鼻,英文作pouard，指剑柄与剑身之间突出分隔以保护持剑之手的那一部分。让·达吕耶雕像上的这把剑，剑格较小，且呈向外下垂的曲线，与同一时期十字军骑士最常见的那种平直细长的剑格迥然不同。更加不寻常的是剑首，让·达吕耶的剑首呈三花形或三叶形，与十字军骑士常见的那种圆片形或椭圆形的剑首，更是全无相似之处。

赫尔穆特·尼克尔说，一把典型的骑士佩剑的柄部由三部分组成：细长平直（或略有弧度）的剑格；管状木柄缠裹一层或多层皮革，缠裹的方式有简单环绕和网状交叉等多种形态；铁或青铜的剑首，金属剑首的意义在于平衡剑身的重量。剑身与剑柄连接的那个末端要以锻击的方式与剑首铆接起来，使得整个柄部与剑身坚固地连在一起。虽然13世纪骑士用剑的剑首偶尔也有近似三叶形状的，但那可以说是圆形剑首齿状装饰的一种变形。最要紧的是，无论是圆形、椭圆形或有齿状装饰及其变形的各类剑首，绝无例外地，无不与细长平直的剑格相配合。可是，让·达吕耶的佩剑无论是剑首、剑柄和剑格都很奇异：剑首酷似含苞待放的三个花蕾；剑柄的缠裹方式也是不规则的环绕与交叉迭压；更加奇异的是那粗肥的剑格，双肩下垂，至末端又卷曲向上。赫尔穆特·尼克尔意识到这不是那个时代的西欧产品。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又怎么成了让·达吕耶的佩剑呢？

欧洲中世纪骑士用剑的常见样式（本章底部图三）

因为让·达吕耶曾到耶路撒冷朝圣，到过大马士革等东方名城，赫尔穆特·尼克尔就考虑这把剑或许来自东方，是让·达吕耶当作珍贵纪念品从远方带回来的，所以死后还会郑重其事地表现在他的雕像上。可是，以赫尔穆特·尼克尔的中世纪武器知识，他立即就判断出，这把剑不可能产自大马士革或其他伊斯兰世界武器制造中心。尽管我们一般印象中伊斯兰战士是挥舞着阿拉伯弯刀（最著名的是大马士革刀）迎击十字军骑士，其实13世纪时他们所用的是和他们的对手一样的平直双刃剑。现存非常有限的、能够展示15世纪初以前的阿拉伯剑的图像资料，最重要的是各种古代手写本的插图细密画，这些细密画因为尺寸太小，要辨别其中佩剑的柄部细节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柄部往往会被持剑的手所遮掩。在13至14世纪前期的细密画里，可以看清的那些剑格，要么是细长平直的，要么就是双肩短粗下卷的，而那些剑首则都是圆球形或橡子形的。——很显然，让·达吕耶的佩剑，并非制作于大马士革或其他阿拉伯城镇。赫尔穆特·尼克尔探究的目光越过地中海东岸，投向更远的东方：“看起来，让·达吕耶的剑来自比大马士革还要遥远得多的地方。”

敦煌壁画与《胡笳十八拍》组画中的中国剑柄（本章底部图四）

那当然应该是中国。赫尔穆特·尼克尔很快就在中国古剑中找到了与让·达吕耶佩剑柄部三要素十分接近的例证。首先是剑首，那种三花形或三叶形的剑首，可见于敦煌139窟8世纪后半期的壁画，也可见于宋辽时的《胡笳十八拍》组画。而且，在唐人街可随处见到的用铜钱串起来组成的那种剑，剑首也都是三骨朵形的。其次是剑格，现在常见的中国剑（当然主要是清代以后的），几乎都是这种蝙蝠形的剑格，双肩较粗且下垂。再次是剑柄的那种双环缠裹方式，很大程度上也和让·达吕耶的佩剑基本一致。至此，赫尔穆特·尼克尔觉得他已经为让·达吕耶的佩剑找到了产地。他得出结论道：“尽管让·达吕耶给他的剑配备了欧洲的剑鞘和挂带，而且这个配备的技术活也应该是由欧洲工匠完成的，不过他的剑本身一定来自已知世界的另一端，即遥远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