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有敦煌，东有朝阳”的几点说明（1/1）

大约二十年前，我和北大历史学系的同事王小甫教授讨论中国中古时期边疆问题时，他指出，营州的历史地理重要性被长期低估，其实唐代的辽西地区无论在攻守战略、文化交流还是族群关系等方面，都值得大书特书。他对唐代辽西地区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我想，岂止是唐代，辽西特有的重要性是贯穿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综合评估东北、西北两个方向的历史影响与意义，我提出“西有敦煌，东有朝阳”，以此提醒研究者必须高度重视辽西地区的枢纽价值。

敦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文化传统中特受尊崇，当然是有道理的。一般认为，宋代以前中国与中亚、南亚及更远的西方世界的联系，主要是经行今日甘肃省西部的河西走廊，因此我们理当重视以敦煌为代表的河西诸镇。更何况，敦煌地区不仅保存下来多个珍贵的石窟群，而且还有震惊世界的藏经洞的发现，等于出土了一个中古时代的图书馆。这一发现与近代历史学中发展最快的文化史观相结合，敦煌便获得了不可动摇的象征意义。

但是，即使暂时不考虑经由海路的南海文化，只说中国古代的陆路对外文化交流，所有交流的重要对象并不仅仅是西方的中亚及更西地区（这个世界从语言属性来说，主要属于印伊语[do-iranic]世界），还有北方的阿尔泰语（altaic）世界和与阿尔泰语关系较近的几种语言所覆盖的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如果说敦煌正当前者的交通孔道，那么朝阳就在后者的历史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历史上的阿尔泰语各人群对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大多数情况下是直接改变中国政治生态的，比来自西北的文化影响剧烈得多），当然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不同时期不同阿尔泰语人群对中原影响的强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游牧大军的强力攻击或征服，如匈奴、突厥和蒙古，是一个类别。还有另外一个类别，某些阿尔泰语人群在长城地带，也就是在地理上的农牧交替地带，长期生活，长期经营自己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形成独特的军事政治结构，长期与中原政权有密切联系，其中有些还进入中原，建立起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王朝，比如鲜卑和契丹，也许女真与满人也可以算在这个类别。这后一种类别对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当然毋庸赘言。可是我们仔细看他们的历史，就会发现辽西在文化地理上的独特意义。

至迟从西汉中期开始，汉匈战争开打不久，汉朝在战略上比较成功地破坏了匈奴帝国的同盟结构。对此研究者一般只强调“断匈奴右臂”，就是夺取河西走廊，设置河西四郡（最西端是敦煌郡），把匈奴直接控制的蒙古高原与羌人控制的青藏高原分隔开来。其实，对匈奴来说更致命的是，汉朝同时还做到了“断匈奴左臂”，就是以今辽东半岛和今河北东北部为基地，进军辽西，对原东胡系统的乌桓（以及乌桓背后的鲜卑）各部威胁利诱，使他们脱离匈奴帝国的控制，甚至反戈一击，成为匈奴帝国最危险的外敌（东汉中期北匈奴就是在鲜卑打击下覆灭的）。“断匈奴右臂”成就了敦煌，“断匈奴左臂”则成就了朝阳，两者是同时成为汉朝边疆重镇的。

随着乌桓和鲜卑从汉朝盟友向汉朝外臣转化，越来越多的乌桓人和鲜卑人附塞、款塞（靠近长城甚至进入长城），辽西地区的战略意义越来越重要。当东汉后期朝廷多次讨论放弃在河西走廊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存在时，辽西地区仍然是国家财政优先支持的边疆大镇之一，这里集结的军队，是东汉后期最重要的三支国防力量之一（另外两支是董卓领导的凉州军和吕布领导的并州军）。这里的乌桓人和鲜卑人，与汉朝的关系非常复杂，政治上的臣属与机会主义自利是同时存在的。他们对汉朝的政治和文化很熟悉，历经汉朝崩解和魏晋内战的同时，他们也经历了内部的族群与政治重组，并慢慢发展起来，终于在十六国时期大放光芒。从此一直到蒙古崛起，以今朝阳市为中心的辽西地区始终是一个民族和政治体的“孵化器”。这当然取决于朝阳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和军事地理的独特条件。

比起敦煌，今日朝阳的文物古迹不是那么鲜亮夺目，但仔细研究，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是丝毫不逊色于敦煌的。“西有敦煌，东有朝阳”这个说法，我觉得并不算很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