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2/2）

举一个例子来说，学者一般都知道，塔里木地区的绿洲社会在历史上有一个较为鲜明的特点，就是政治上的分散性（当然并不意味着文化上的彼此排斥），缺乏绿洲之间政治认同的内在动力，这也是塔里木地区在军事防卫方面比较脆弱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充分注意到17世纪以后诸绿洲间逐渐出现的政治认同和权力集中的倾向，我们就无法理解19世纪末以后的诸多政治和文化趋势。应当把中亚地区近代的政治发育与世界历史的其他部分放在同一个平面上来认识，而不是把伊斯兰中亚看成孤立的和静止的岛屿，更不能把近代中亚的历史看成一个古老文明区的衰落过程。[8]

更重要的是，对中亚东部（及中国的新疆）近二三百年历史的深入观察，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理解华夏文明重新进入中亚的历史平台。我们知道，近代华夏政治体重新进入中亚是从清朝与准噶尔争夺草原统治权开始的，但如果仅仅从强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重新进入，容易忽略中亚社会内部的政治发育及其在适应新政治秩序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事实上影响了新的政治秩序本身的形式及其变迁。

华夏文明西部边界波动的历史，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历史，更是西部地区各古老社会的历史。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应当想到的是那些活生生的、由人群和情感所构成的时间与空间。

注释

[1]李葆嘉：《从同源性到亲缘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大转折——〈汉语的祖先〉译序》，载王士元主编《汉语的祖先》，中华书局，2005年，第87—91页。

[2]关于早期华夏化运动的概括性描述，特别是有关中古时期南方诸蛮社会的华夏化问题，请参看罗新《王化与山险》，《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3]渡部武：《秦汉时代の巴蜀开発》，松田寿男博士古稀记念出版委员会编《东西文化交流史》，东京：雄山阁，1975年，第201—213页。

[4]金裕哲：《魏晋南北朝时代江南社会与种族问题——从蛮夷的“边缘”到中华的“江南”社会》，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编《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第18—50页。

[5]余太山：《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1—52页。

[6]chrisher i beckwith, e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central eurasia froe to the present, prceton and oxford: pr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70-73

[7]关于古代突厥人的体质特征，现在没有切实可靠的图像证据。《旧唐书》的《突厥传》记载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在第一汗国时期不被重用的原因，是几个可汗都嫌他“貌似胡人，不类突厥”，怀疑他“非阿史那族类”。可见突厥与中亚粟特人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大概近似于今天蒙古人与伊朗人的区别。

[8]俄苏一些研究者把沙俄侵入中亚以前的中亚说成是正在衰落的、失去了文明活力的社会，这显然是为了给沙俄统治中亚寻找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