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2/2）
秉昆没说话，无话可说，只有满腹的无奈。
德宝气不打一处地说：“龟儿子才希望场面搞成了这样！”
德宝回家埋怨春燕：“你和那标兵姐们儿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热闹？人家向阳根本就不想当什么典型！”
春燕委屈地说：“是我俩想把事情搞得那么热闹吗？我俩有这么大能耐吗？这年头，谁都难免会被利用一下的！当初让我写什么‘批林批孔’的文章时，那明摆着也是利用我。那时你不是比谁都替我着急，生怕我没被利用成吗？被利用一下怎么了？少块肉了吗？谁也别活得太矫情了，他唐向阳也不例外！”
一番话，噎得德宝无话可说。
市里既然把向阳下乡的事搞出了那么大的影响，兵团那边也不好平淡对待了，于是也为向阳举行了相当隆重的欢迎会。
不久，秉昆收到了哥哥秉义的信。
秉义在信中表达了对弟弟的不满：“本来不过是一件寻常事，怎么搞成了那个样子？你们真的认为，唐向阳一到我这里就成了备受关注的人物，对他对我都很好吗？以后凡事要长点儿脑子，不要被利用了还浑然不觉甚至自鸣得意。如果你对我这个哥哥也同样有点儿责任意识，那么我要求你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写信告诉我，以便我向对我产生误解的人有几句可解释的话。”
秉昆没想到被利用了的不仅是向阳，还让自己哥哥陷入了烦恼。
秉昆只得写了封长信，向哥哥如实汇报，而哥哥再没回信，想必因那事生了不小的气。
几天后，吕川也来信了——信纸上只字没有，仅是一个惊叹号后边加了两行问号。
秉昆郁闷透顶，将那页纸撕了，懒得回信。
邵敬文和师父白笑川对秉昆倒是既理解又同情，经常讲些笑话逗他开心，但接连几天，秉昆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一天，市革委会的一位领导到甲三号视察，也进到《红齿轮》编辑部转了一圈，说了几句表扬的话，同时提出要求，群众说唱艺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紧密配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否则枉为《红齿轮》。以后每期都要有战斗檄文式的作品发表，快板、快书、大鼓、相声等等都行，内容“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不限。每期至少有一二篇，有就有功，没有就要挨板子，或者别干了，让能干的人干！
邵敬文和白笑川两个诺诺连声。
领导走后，白笑川叹道：“真不想干了。”
邵敬文立刻说：“亲爱的白老师，千万别那么想！不冲别的，冲咱们老中青三个的良好关系，求您继续陪着往前干吧！咱们都得往前看啊！”
白笑川说：“那你来完成任务？”
邵敬文连连作揖：“还是您来还是您来，您已经轻车熟路了，能者多劳啊！”
白笑川叹道：“真有点儿舍不得离开你俩。为了咱们这份友情，那就让我豁出自己人格遗臭万年吧，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他拍着秉昆的肩接着说：“徒弟啊，连为师都落到了这般田地，你的心理是否平衡了些呢？”
从那天起，唐向阳下乡在秉昆心中造成的阴影逐渐消散，他的心理真的平衡了不少。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共乐区儿女中没再发生什么值得记载的事。龚宾出院了一次，疑心他叔叔龚维则自杀了，被二次送入了精神病院。其实他叔叔在劳改队安然无恙，服服帖帖地接受着劳改。赶超终于租到便宜又中意的房子，哥们儿几个帮他去抹抹刷刷了一番。那房子才十三四平方米，却朝阳，冬天不至于挨冻。国庆也在为自己和吴倩准备新房——他家屋后有十来平方米的小院子，他爸妈同意拆了，腾出地方给他和吴倩盖间小屋。他四处寻找可以挖出黄泥的地方，一旦发现，秉昆们就会借辆手推车帮他往家屋后边拉，以备脱坯。进步被德宝要到他们制醋车间去了，为的是替哥们儿几个照顾好他。
他们的人生按照底层的种种规律和原则一如既往地进行。北京政治舞台上则更加紧锣密鼓先声夺人，似乎又酝酿着什么惊心动魄的剧情。政治中国分明欲将民间中国的每一处空间全部占领，而民间中国以民间原则本能地也是低姿态地抗拒着，看上去很弱势，实则是一种策略。人心正在积蓄某种力量，人们已经看到了太多民间原则横遭践踏的现象，那原则乃是他们世世代代赖以抱团取暖的经验；他们受够了，一边被动地修复，一边在等待时机。他们相信：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九月初的一天上午，街上一阵口号声传入甲三号的小楼里，楼内的人们都跑到街上去看，其中也有秉昆。原来是对一些被判了刑的犯人进行游街示众，秉昆看到一辆卡车上并排站着“棉猴”和瘸子，挂在他俩胸前的牌子上写着“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投机倒把分子”。他俩也看到了秉昆，同时对他面露一丝惨笑。
秉昆立刻想到了郑娟一家，同时想到了一个字——钱。
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他都在想怎样才能保证郑娟一家每月仍有三十五元的生活费？他的第一个打算是让哥哥和嫂子每月寄给自己十元钱，但却找不到令哥哥和嫂子信服的理由。他又打算每月向德宝、国庆和赶超三个哥们儿各借五元，一想到德宝已经当爸爸了，国庆即将做爸爸而赶超在筹备婚事，立刻意识到那是很可耻的念头。怎么可以因为自己的私情而加重哥们儿的经济负担呢？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借到哪一天为止呢？以后怎么还呢？
回到家里，秉昆对母亲一反常态地讨好，还将春节时喝剩的半瓶酒摆到了饭桌上，说是要陪母亲高兴一下，同时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母亲当然高兴了，就和秉昆浅斟慢饮起来，又细说当年。秉昆问来问去，母亲讲东讲西。后来秉昆就问到了家中那件宝究竟是什么？母亲便从所藏之处把一个小小的红漆木盒捧了出来，秉昆打开看，里边是一对玉镯。
几天后，红漆小木盒摆在寄卖店的柜台上。寄卖店是早年间的当铺——虽是“文革”时期，寄卖店却没被取消，只不过由起初私营变成了公私合营，最终统统变成了国营。它的存在于国于民各有好处：既为老百姓留下了靠变卖家物渡过生活难关的一条出路，国家也有机会将民间珠宝甚至奇宝以很便宜的价格收集上来。因此，冲击寄卖店被列为与抢商店抢银行同罪的反革命行为。
验物的老师傅一边用放大镜验看一对玉镯，一边赞不绝口：“好东西，好东西，玉是上等好玉，做工也属一流，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了！”
秉昆问能当多少钱？
老师傅说，一对一千二百元店里可收下。
对秉昆而言，一千二百元是天文数字。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当，但成交并不那么简单，尚需几道手续。一要看户口本，按户口本将寄卖者的姓名住址登记在册；二要有街道或单位证明，对寄卖者作品德担保；三是寄卖者本人还要写保证书，保证寄卖物与贪、骗、盗、抢等犯罪行为无涉。当然，值不了几个钱的东西只看一下户口便罢，二百元以上的东西，一定要照章办事，三道手续缺一不可。这是为了防范参与过抄家行动的人见财起意、顺手牵羊，也避免小偷骗子们有机可乘。
秉昆只得先把手续备齐全了再去。
老师傅建议他把玉镯留在店里。他说：“年轻人，我可以给你开个临时收条嘛！你说你骑着自行车，书包里装那么贵重的东西，万一在哪儿开证明时被偷了呢？或者摔倒了把玉镯摔碎了呢？”
秉昆觉得人家说得对，揣好收条，先回家把户口偷了出来，接着到单位去写好了保证书，最后将保证书往邵敬文桌上一放，要求为他开一份证明。
秉昆那保证书上的变卖理由是在贵州的姐姐患了难治之症，急需经济援助。
邵敬文看罢，给白笑川看。
白笑川看罢，对邵敬文说：“咱俩太应该担保啦！”
于是邵敬文为秉昆写了不乏溢美之词的担保证明，盖上了编辑部的公章。他和白笑川对秉昆的欺骗丝毫未起疑心，也没奇怪秉昆那样的工人家庭怎么会有一对玉镯——谁家祖上传下了件好东西都是可能的嘛！在他俩想来，难治之症便是癌症了，反而大发同情地劝慰了秉昆一番。秉昆只得装出难过的模样应付着，同时因为自己的欺骗行为深感羞耻。
秉昆第二次到寄卖店时，听那老师傅正在办公室与什么人通电话：“您只管相信我的眼力好了，十年二十年后，这样一对玉镯绝不会再是现在这个价，翻十倍二十倍那是肯定的，太值得收藏了！”
当年，在那些操权握柄身居高位每月开着一百几十元高工资的人中，很有一批眼光向前看的革命投资家，房子车子都是国家分配，待遇是国家提供，看病是国家保障，他们的高工资委实没什么花处，于是都在寄卖店物色了线人，一边革命一边投资。那些年代寄卖店出现的珍贵东西甚多，几乎应有尽有。寻常看不见，昙花每乍现，往往便宜得很，谁买到手了，日后真是一本万利。
老师傅二次面对秉昆甚是不好意思，将一页纸放在柜台上，请秉昆细看，他自己则查看秉昆交给他的户口本什么的。
秉昆也没怎么细看，便在那页纸上签了名。
老师傅把户口还给他，将证明材料收了，之后把一个厚厚的信封交给秉昆，让秉昆点钱。
秉昆点钱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抖，他在梦中也没点过那么多钱。其实按张数也不是太多，一百二十张十元钞票而已。因为手指抖得厉害，连连数错，重数了几次。
老师傅问：“对吗？”
秉昆说：“对。”
老师傅说：“一个月内，你如果后海了，可以赎回。过了一个月，你那东西可能就属于别人了。”
秉昆问：“还有事吗？”
老师傅刚一摇头，秉昆立即转身而去。
他把一千一百元存上了，只留下了一百元。有了钱，心中不慌了。仍按每月给郑家三十五元计算，一千二百元差不多够给三年了。三年以后的事他考虑不了，那时最好如他所愿的结果是——他已与郑娟做了夫妻。许久没见到她，他反而想清楚了，男人若爱一个女人那就必须连同她的一切麻烦全都负担下来，他已有了足够的勇气。他明白自己的愿望也正是郑娟的愿望，那是她绝不会主动表达的，那种表达对她有多么的难。他也明白，自己如果因为她不主动表达而对他们共同的愿望讳莫如深，该是多么的虚伪。
他决定再见到她时说：“我要让你成为我的妻子，这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他蹬着自行车找遍了郑娟妈以往所在的地方，每个地方的人都说多日没见到那卖冰棍的老太婆了，这让他心中极度不安。他排除一切顾虑，大白天去往郑家只为探个究竟。在门外，听到郑娟在屋里小声唱《天仙配》插曲，正唱到“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担水来我浇园”两句。他放心了，看来郑家什么不好的事都未发生。他一高兴，直接推门而入——郑娟照例坐在炕上，怀抱着吃奶的孩子。她弟光明靠她坐着，头枕她肩。
她脸上流着泪呢，很意外地看着他。
他说：“我哪儿都没找到大娘……所以，就来了。”
光明说：“我妈死了。”
他呆了。
她腾出只手指了指桌子。
他扭头看上去，桌上曾放过的东西都不见了，摆着一张镶在框子里的破损了的黑白照片，照片上那年轻女人表情忧郁而沉静。相框前有两个盘子，分别放着馒头和西红柿。
她说：“也不知那照片是不是我妈的，从我妈的小布包里翻出来的。我觉得像我妈，你觉得呢？”她擦去泪，凄楚地笑了笑。
仿佛有只手从背后猛推了他一下，使他身不由己地双膝一跪，接着同样身不由己地磕了三个头。
当他站起来时，她说：“我妈一定很高兴你这么看得起她，她喜欢你。”
他再扭头看那照片时，觉得怎么看那年轻女人都不像郑娟妈。
他说：“你妈年轻时很漂亮。”
其实，那女人也谈不上漂亮。
她说：“是啊，真难以相信那是我们姐弟的妈妈。”
光明忽然又说：“我姐更喜欢你，你把我姐娶了吧！我可以离家出走，不做你俩的累赘！”
她说：“别胡说八道。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许插嘴，没礼貌。”
然而，她的脸顿时变得比西红柿还红。
他向光明发誓：“我一定。你要相信我的话，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你绝不可以有离家出走的念头，以后我们将是一家人，我和你姐会共同照顾你。”
光明说：“姐，我没看错人吧？”
她说：“你又插嘴，再插嘴姐生气了啊！”
光明说：“他的话是对我说的嘛。”
她说：“客人说什么，你小孩子家只要听着就行。”
他因为“客人”二字，心上很痛了一下。
郑娟将话岔开，说她母亲有一天回家后一言不发，像是在外边受了欺负，没吃晚饭，早早就躺下了。半夜说想吃一个西红柿，可家里没有。天快亮时，她听到母亲叹了口气，那是很长的一声叹气。好像叹完那一口气，无论以后再活多少年，再遇到多么犯愁的事，都将不叹气了似的。她说她从没听到过谁叹那么长的一口气，好生奇怪，拉亮灯时，见母亲张着嘴，大瞪着两眼己没了气息。她说她知道母亲那样一种死法，是因为放心不下她姐弟俩，是因为有话要留给她却没来得及。
他问是哪天的事？
她说的日子正是他猜到的日子，于是他明白，那老太太不是在外边受了欺负，而是受了巨大的刺激。她一定也看到了游街示众的情形，也看到了卡车上项挂大牌子的“棉猴”和瘸子。她是认识他俩的。他想她的感受一定和自己一样，头脑里轰地一片空白。他完全不了解她对“棉猴”和瘸子的看法，但是他同样猜到了，头脑清醒后随即摆在面前的严重问题把她彻底压垮了，从此每月没有了那三十五元，一家四口的日子怎么还能过下去？这对她无疑是致命的沉重一击，当时自己不是也为他们一家四口感到过空前的绝望吗？
郑娟却已经在说别的事了，她显然还不知道“棉猴”和瘸子的下场，还不知他们的日子曾出现过何等巨大的危机。她说她没想到街坊邻居们原来都是有善心的人，尽管天刚刚亮，一听到她和弟弟的哭声纷纷披衣而起出了家门。她说如果没有他们相助，她简直就不清楚应该怎么让母亲入土为安。
周秉昆已经不记得，自己又说了些什么话之后才走的了。总之，他出现得突然，离去得匆匆。他只记得郑娟始终坐在炕上抱着孩子，他走时她仅说了一句“谢谢你来看我们”。光明下炕送的他，他只许那瞎眼少年送到了胡同口，在那儿交给了光明三十五元钱。
光明说：“也没到日子呀。”
他说：“日子改了，告诉你姐，以后每月的这个日子我都会来。”
他兴许还说了“你们什么都不要怕，有我呢”。究竟说没说他完全回忆不起来，很可能只是他想说的话罢了。
后来几次他到郑家去，郑娟不是坐在炕上奶孩子，就是在做饭、洗衣服或者糊纸盒——那是街道干部为她联系的可以在家里完成的计件活，糊一个纸盒二分钱。她自豪地说，有一个月起早贪黑地糊了五百多个。
他没有再对她做出过任何亲近的举动，他做不出来了。他想到她的时候，头脑里居然也不再产生与性有关的意识了。他不是不爱她，他清楚自己对她的爱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有一次，他甚至帮姐弟俩糊了两个多小时纸盒。光明居然也能将纸盒糊得挺好，令他十分惊讶。孩子在炕上熟睡着，三人就那么都一言不发地糊纸盒，如同三个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