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2/2）
秉昆问：“你也怕沾上政治的边儿？”
郑娟摇头。
秉昆说：“我是要付你钱的。”
郑娟说：“自从他俩出事了，你不是一直在用你的钱供我们生活吗？”
秉昆明白她说的他俩是谁，愣在炕前。
郑娟告诉他，她骗了他。其实，母亲死前那个晚上对她讲了自己看到他俩游街示众的情形。母亲建议她将孩子送人，那样她和弟弟靠卖冰棍或许勉强能活下去。母亲一再叮嘱，孩子只能送人，千万不能卖，若卖便是犯法。她犯法了，她弟弟就活不了了。她说正寻思怎么才能将孩子送人抚养时，他像救星似的出现在了她家。
郑娟说到“母亲”二字时，就像旧戏里的忠臣说到了“圣上”。她担心地问：“可你哪来的钱呢？你不会为了我们，也在做什么不可以做的事吧？”
为了让她放心，他坦白了自己卖镯子的事，追问她究竟顾虑什么？
郑娟流泪了，她内疚地说：“为了我们，你都把自己逼成这样了，我还有什么不愿为你做的呢？我是怕如果同意了你的想法，风言风语会让你吃不消啊！”
他说：“我家的情况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风言风语呢？我不想告诉我哥家里出事，他回来一次又能解决什么实际间题呢？如果你不帮我，我就无路可走了。”
他也流泪了。
郑娟叹道：“那我听你的。只要你不怕，我更不怕。”
秉昆回到家时，见家中多了一个和他们年龄差不多的青年，穿件兵团知青们常穿的那种旧黄棉袄。他说是兵团的，与秉义认识，回城探家，受秉义的委托到周家来看看。
秉昆要求他，暂时别把看到的真实情况告诉自己的哥哥。
他说：“你的朋友们替你嘱咐过我了，我不会的。”
他又说他受秉义的嘱咐，有几句话要单独对秉昆讲。
秉昆陪他出了家门到了小院里，他这才改口说自己是兵团知青不假，但并不认识秉昆哥哥。他是从兵团上大学的，与吕川是同学。他由于在日记里写了些“反动”言论，被同学出卖，随后被校方开除了。他这次要戴罪重返兵团，行前吕川托他捎东西给秉昆。
“你先看这个。”他将一封信给了秉昆。
秉昆抽出信纸，借着自家窗内透出的光，看到信纸上仅写了“此人可信——吕川”六个大大的钢笔字，连日期也没写。
那确实是吕川的字。
秉昆问：“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哥哥在兵团？”
他说：“吕川告诉我的，他常对我讲到你。”
秉昆问：“他好吗？”
他说：“一些人很尊敬他，一些人在监视他，也有些人在保护他。”
秉昆就明智地不再问什么了。
他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卷用塑料布包着的东西递给秉昆。
秉昆问是什么。
他说：“你看后就知道了，但是千万不要给别人看，以后要保存或要销毁，随你的便吧。”
他一说完，也没跟秉昆说“再见”就匆匆走了。
秉昆连他叫什么名字都忘了问。
秉昆没将那卷纸带进屋去，暂时藏在了小院里的一个地方。
他再回到屋里后，国庆他们什么都没问。玥玥在吴倩怀里睡着了，周家不断有对她表示喜欢的女人出现，她对陌生的新环境感觉适应了，也开始相信新环境的主人一个是姥姥一个是舅舅了。
朋友们离去后，秉昆趴在母亲和外甥女之间，一页页看那些抄自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诗歌，看得一阵又一阵地热血沸腾。
他认为那些诗应该发在《红齿轮》上。
第二天一清早，秉昆出门去倒泔水时，见小院外站着郑娟，背上用带子十字结花背着儿子，手牵着弟弟。
“周秉昆，你不可以这样。我们三个之间不管关系多好，首先是工作关系。既然是工作关系，每个人就都应该自觉地按照工作纪律来要求自己，你已经三天没上班，也没什么人替你请过假，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秉昆一出现在办公室，邵敬文就劈头盖脸训斥了他一通。
秉昆说了家里发生的意外，邵敬文立刻收回了批评，起身拥抱他，真诚地问自己能帮上什么忙。
他的拥抱和话语使秉昆心里热乎乎的。
秉昆苦笑道：“我都料理好了。”
“我也料理好了，白老师也料理好了。不料理好了后顾之忧，有些事是不能去做的。”邵敬文又说了这么几句让秉昆不解的话。
秉昆见白笑川的桌面收拾得一无所有，甚是奇怪，问自己的师父怎么没来上班？
邵敬文说，白笑川出差了。
秉昆问，到哪儿去了？何时回来？
邵敬文严肃地说：“只许你这样问一次。我的回答是无可奉告。”
秉昆便不再问，坐在自己办公桌前发了会儿呆，起身将几页纸默默放在邵敬文的桌面上。
那是郭诚的诗。
邵敬文看后，惊讶地问谁写的。
秉昆就讲了郭诚与他父亲的亲密关系，反问可不可以在《红齿轮》上发表。
邵敬文说：“咱们《红齿轮》正需要这样的诗，多多益善，我和你师父都希望能选一批这样说真相发真情的诗，出一期特刊。”
秉昆就默默地将吕川托人捎给他的诗，全摆在邵敬文桌面上了。
邵敬文看了几首不看了。他这才承认，自己和白笑川凑了一百元钱，由白笑川带着去北京了，为的就是要收集些诗尽快带回来发表。
他将秉昆拉起，大喜过望而又激动万分地说：“秉昆，你给我听好。我不能等白老师回来，怕那时就晚了。我要现在就开始选，选好了就送印刷厂请工人们加加班，要以印日报的快速流程来印，争取后天就出成品。你呢，你立刻回家。你在这儿既不能替我做什么，还分散我精力。这事会有严重后果，我和你师父都豁出去了。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总得有人豁出去做点儿什么。你给我记住，这事与你毫不相干，你一概不知。明白？”
秉昆说：“不明白。”
邵敬文说：“不明白就不明白吧。”他边说边将秉昆推出门去。秉昆想再进入，门插上了，敲门也不理。
秉昆回到家，找出存折交给郑娟，对她说或许有一天，自己会直接从单位就出差了，并且可能因为工作需要较长时间回不来。
她问：“真会有那么一天？”
他说：“我不确定，但今天领导打招呼了，咱俩都做好思想准备吧。你要善用存折上的钱，尽量花的时间长一点儿。”
她点头。
他就坐下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
她站在他身边，看着他写。他将所有自己视为朋友的人的姓名及住址都写在纸上，包括老太太和蔡晓光。当然，他也写上了父亲与哥哥的通信地址，但没写吕川、邵敬文和白笑川的联系方式。依他想来，如果那一天猝不及防地到了，吕川他们三人也就联系不上了。
秉昆起身交给郑娟那页纸时又说：“保存好。我的这些朋友和亲人，也将是你的朋友和亲人。”
她接过那页纸，低头无声地哭了。
他温柔地将她搂在怀里。他已经很久不曾对她有过温柔举动了，感觉她的身子在自己怀里微微发抖，感觉自己真是要出远门的丈夫，而她也真是他挚爱的妻子。这时，他才忽然理解了邵敬文那句话：“不料理好了后顾之忧，有些事是不能去做的。”尽管他还不清楚自己将会做什么事。
他说：“今晚别走行吗？”
她偎在他怀里点点头。
那夜月光大好，为了便于照顾里屋的亲人，他俩没将窗帘拉上。皎洁的月光洒满一炕，两个孩子、一个盲少年和一个植物人母亲躺成一排，都直溜溜地睡着，看上去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幸福”一词。
秉昆和郑娟睡在外屋。为了享受那月光，他俩也没将外屋的窗帘拉上。但这是他俩共同的借口，其实都是为了在不开灯的情况之下也能看清对方的脸。
月光体恤地成全了他俩的愿望。
他们享受的不仅是月光，还有对方。然而并无性事发生，都没那种心情，郑娟也说她不在安全期。
秉昆家发生的不幸，加上郑娟不在安全期这一无法逾越的现实，使两个对彼此身体朝思暮想的人，那时的爱只能体现为“精神至上”——尽管他们紧贴着的身体，都是一丝未挂彻底而纯粹的身体。
四月七日那天，一批样刊带着墨香由印刷厂送到了甲三号。邵敬文不知何故没在班上，秉昆一人帮着把样刊一包包搬到编辑部摆放好。他独自当班无事可做，索性拆了一包楼上楼下分送起来。
第二天，邵敬文还是没上班。
甲三号的气氛很不对劲儿，人们打照面时目光恍惚，似乎都无话可说了。
九点半钟，全体人员集中在一起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大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秉昆只听了一会儿，就悄悄离去了。
他用自行车尽量多地带走了一些样刊，盲目地在市里到处骑行，将样刊分送给形形色色的路人，经过一些单位时，也会在门口放上几册。
此后数日，秉昆倒也太平无事。
他仍去上班。除了上班，他不知自己还能怎么做。
在编辑部照例无所事事，他便反复看样刊。那些印成铅字的诗依然让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他竟很享受那几天的上班时间，认为自己能参与编成一期诗歌特刊，实在是做了件很值得骄傲的事。
一天下午四点多钟，他打算回家，几下敲门后进来了两名公安人员。他们都年长于他，其中一人还是他在慰问演出时认识的。
不认识他的那个问：“你是周秉昆？”
他说：“是的。”
对方说：“跟我们走吧。”
他平静地伸出了双手。
认识他的那个说：“不给你戴。”
他说：“谢谢。”
他在门口站住，转身望着编辑部内熟悉的一切，像望着另一个家。
他在心里对吕川说：“哥们儿，谢谢你那些信，谢谢你托人捎给我的那些诗——这里也曾经是我周秉昆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