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1/2)
周秉昆“十一”假期没回父母那边去,他要将文化馆的地下室清扫干净,也不愿见到哥哥周秉义。静心一想,他也知道哥哥不是不帮他,确实是没法帮。他生气的是哥哥非但没给他半句劝慰,反而劈头盖脸训了他一通。哥哥说他是“准知识分子”,明显对他的大专学历不承认,是文化歧视。邵敬文并无大学学历,白笑川也没有,那又怎么样呢?论起广受尊敬一点,北京大学毕业又是副巡视员的哥哥还比不上他俩呢!
寻求帮助未果,内心极大的不满只需要极小理由,也足以让人耿耿于怀——朋友间如此,兄弟间也如此。
周秉昆在马路边找了一名瓦工帮他砌炉子。对方哥哥曾是兵团知青,再一聊,两人的哥哥居然还认识。
“我哥叫陶平,当年是兵团营直属中学的老师,因为被整,有一段时间日子很不好过。你哥帮他提前返城了,要不他非被整出病来不可!现在,我哥是重点中学副校长了,当年多亏了你哥!”那位瓦工讲起两人哥哥之间的往事,像自己亲身经历过似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周秉昆想到楠楠后年就升高中了,试探地问:“如果我儿子想考重点高中,到时候求你哥关照一下,你觉得行不?”
对方一边熟练地砌着炉子,一边说:“那要看你儿子学习咋样了,要是一般般,还不如上普通高中好。否则,成绩总落后,孩子的自尊心太受伤害。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嘛!”
周秉昆骄傲地说:“我儿子学习很不错的!”
他讲的是事实。
“那就绝对不是个问题!差个十分八分的,我哥一句话的事。你现在就要开始替你儿子攒笔钱,到时候如果分数差几分,交笔赞助费也行。你提前找我,我带你去见我哥!”对方承诺得很爽快。
周秉昆一高兴,也把他哥哥、姐姐和姐夫一一“兜售”了,承诺对方如果需要帮忙,自己也会当仁不让。
人情关系乃人类社会通则,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此种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有些人靠此通则玩转官场、商场,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老百姓却是要靠人情保障生存权利。这看起来很俗,却也就是俗而已。在有限的范围内,生不出多大的丑恶。
丑恶的人情关系主要不在民间,不在民间的人情关系也没多少人情可言。
两个炉眼的大炉子砌得挺美观,用的是地下室现成的砖和水泥。秉昆与邵敬文事先说好了,合多少钱算在租金里。
周秉昆给对方雇工费时,对方不肯收。人家说:“当年你哥对我哥的帮助,算不上大恩大德,起码也可以说是一帮到底了,就当是我替我哥谢了一次吧!”
周秉昆过意不去,谎说自己是可以报一笔搬家费的。
“白条也可以?”
“可以。”
“我连续几天没活了,那多给点儿吧!”
结果,周秉昆反而多给了一半钱,给得还挺高兴。
送走对方,周秉昆独自在地下室歇息时,想起了师父白笑川说何雯是“社会人”的话,觉得自己身上其实也有不少“社会人”的影子了。他不禁自嘲,也想起了民间一句俗话:“老鸦落在猪身上,只见别人黑,不见自己黑。”
他本想用白纸把地下室的四墙裱糊一下,但买那么多白纸又要花钱,裱糊起来颇费事,也不安全,便只将黑不溜秋的水泥墙扫了扫。
他没请朋友们帮着搬家。在那么好的房子里住过,居然一次也没请任何一位老友到家里做客。从好房子往地下室搬,话可怎么说啊?
怎么说都太难堪了!周秉昆还是在马路边雇了几个人帮着搬家。那些站马路牙子的人中有不少是自己的同龄人。一想到自己“走穴”一次最多时能挣一百多元,他便很体恤那些同龄人挣钱的不易。他愿意让他们挣自己一份钱,给钱也慷慨大方,他们都很满意。尽管自己刚刚被坑了一千六百多元钱,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还是比他们强多了。
在光线半明半暗、家具乱七八糟堆放的地下室,楠楠看着他说:
“爸,我还是爱你。”
他也又一次抱着楠楠说:“爸也更爱你了。”
郑娟看着此情此景,顿时眼泪汪汪。
她说:“你们父子俩那么亲,我都嫉妒了。”秉昆与楠楠亲不亲对她很重要。
只有聪聪大声嚷嚷:“这个家不如那个家好,我不喜欢!”
一九八七年正月初三,老友们聚在了周秉昆家住的地下室。除了龚宾和吕川,全到齐了。龚宾谈了一次不成功的恋爱后又住院了。他爸妈想得简单,以为给他娶个农村媳妇,喜事一冲,他的病就会彻底好了。人家农村姑娘嫁给他是有条件的——除了相当可观的聘礼,还要城市户口。龚宾爸妈孤注一掷,打肿脸充胖子,举债兑现了礼金。龚维则也为侄子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总算把那姑娘的城市户口给落上了。说起来一切顺利,遗憾的是喜事对患过精神病的人不见得好。龚宾黏着新娘欢喜了数日后,忽然产生了奇妙幻想,非说新娘是仙女下凡,一会儿把自己当成董永,一会儿把自己当成牛郎,一会儿找孩子,一会儿找牛。最要命的是,他逼着新娘带他飞上天宫过幸福生活,说人间的生活简直不是人过的——他一年里有半年住在精神病院,住在家里的半年也不许随便出门。新娘子根本做不到,他就指责人家不是真爱他,动辄对人家凶起来。如此闹了多日,新娘子和她父母坚持非离婚不可。人家的理由很充分,人身安全难有保障啊!龚宾父母也怕出意外,只得同意了。当年离婚尚须派出所开证明,龚维则亲自上手。龚宾父母想要回一部分礼金,龚维则劝他们拉倒吧。一向反对公权私用的龚维则,为侄子公权私用了几次,这一次还让哥哥嫂子家落了个人财两空,自己也惹了不少闲话。
老友们有说的有听的,无不唉声叹气。说的人其实也是道听途说,因为后来大家各自都陷于人生的忙碌之中,没人再到家里或医院看过龚宾。
吕川大学毕业后并没分回省里,不知是个人愿望变了还是有什么人关照,他最终留在了北京。有人说他在这个部,有人说他在那个部;有人说他还在给大官当秘书,有人说他早已不当秘书,而是当上领导,自己都快有秘书了。这些也都是道听途说,因为他与任何一个老友都没了来往。大家据此推测他肯定在一门心思地当官,前程似锦。一般来说,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明智斩断与草根阶层曾经的亲密关系。
唐向阳照例每请必到。他父亲是由化学老师当上校长的,受其影响,他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并在大学期间处了个女友。对方是独生女,父亲是化工学院的副校长。双方谈婚论嫁时,他父亲大病一场。他一狠心了断了留在北京的想法,伤透了人家姑娘的心,也让他自己的心支离破碎。他在医院里服侍了父亲三个多月,孝心却未能感动上苍挽回父亲的生命。他父亲生病期间,母亲一次没去探视过,也没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露面。父亲去世后,他继承了父亲名下的两居室住房。唐向阳是成年人,也不是父亲当校长的那所重点中学的教师,按公房管理条例,学校完全可以把那套住房收回。那所中学之所以能成为区重点中学并且在全市重点中学中名列前茅,他父亲功不可没。学校的领导、教师和职工们很念他父亲的好,破例允许他长期居住那套房子,直到他自己单位分给他房子为止。
唐向阳经历的事让大家得出一个共识——还是尽量做好人。坏人也有遭遇不幸的时候,坏人不幸时拍手称快的人多,而好人不幸时总会有人同情帮助。做多少好事多大好事是能力问题,运用职权谋过私利整过人给别人穿过小鞋是人品问题。一个从没运用职权谋过私利的人,也可能运用职权整人,心狠手辣冷酷无情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唐向阳的父亲在“文革”前后当校长期间,既与以权谋私四个字毫不沾边,也从没整过任何人,学校纪律严明、校风清正。他死后,师生们才逐渐意识到他是一位多么值得怀念的校长……
唐向阳说:“我爸比较清正。”
曹德宝说:“看来为儿女考虑,咱们也得尽量学着做好人啊!”
他的话代表了大家的共同想法。
唐向阳因父亲的死不再与母亲有任何来往。大家都看出,他无法原谅母亲的薄情寡义,他实际上更痛苦。
好在他有了一位情投意合、品貌俱佳的妻子,是他父亲当过校长那所中学的化学老师,而他自己已是省化工研究所的科研骨干。他没带妻子来介绍给大家,保证下次聚会满足大家愿望。秉昆、德宝、国庆和赶超都没想到唐向阳还会是他们的朋友。唐向阳下乡后,他们几乎忘了他,他却分明很看重与他们在酱油厂结下的友谊,一直主动与他们保持联系,对于他们的求助也认真去办。如果说当年他们只不过认为他可交,那么现在他的孝心已在他们之间赢得了敬意。
常进步也令大家刮目相看。他长高了些,但没高到哪儿去,比姑娘们找对象的身高要求底线高出了一点点,大家替他欣慰,否则都会忧虑他的终身大事。他的巴掌脸也长开了些,依然秀气。
赶超见到他时佯装不识,顾左右而问:“这是哪个哥们儿的女友哇,怎么没谁介绍给洒家认识一下啊?”
国庆趁吴倩不在旁边,小声对他说:“你要是女的,我当年就追求你了。”
进步笑答:“我长成这样,是为了证明在某一方面须眉也能不让巾帼。”他奇迹般地恢复了听力——这要感激老太太曲秀贞的费心,最终耳科专家为他修补好了耳蜗。
德宝与进步的关系比与其他老友们的关系还亲密。进步的父亲平反后,曾打算将他调回军工厂去。他没同意,认为做什么工人都是工人,父子同在一个厂并不好。酱油厂的领导和群众对他不错,他对酱油厂有感情,一直安心于味精车间流水线上的工作。
此次大家相聚,德宝感慨良多。他说:“想当初,我在酱油厂有五兄弟,虽然是个不起眼的小厂,上班时心里却是高兴的。和哥们儿在一起同甘共苦,感觉挺充实。现在,吕川那小子没消息,和咱们不来往,留在北京一门心思当官。秉昆摇身一变成文艺工作者了,捧上事业单位的饭碗,还办了个什么鸟公司,一门心思挣钱。向阳成了科技工作者,往科学家的路上发展。可怜的龚宾就不说了,反正只有我和进步还窝在酱油厂,这辈子看不到任何机会了……”
秉昆苦笑道:“别讽刺我,我没挣到多少钱,你讽刺全家住地下室的人没意思。”
向阳也说:“我当不了科学家,靠大学里学的那点儿知识,能把饭碗捧牢就不错了。”
国庆说:“你没资格抱怨什么啊!在春燕同志的引导之下,你入党当车间主任了,有什么不知足的?还想怎么样啊?我和赶超,我俩要不是有向阳和进步关照着那就蹲马路牙子成无业零工了。我俩还没抱怨什么呢,轮不到你抱怨。”
赶超附和道:“说得对,德宝你那种抱怨纯粹是烧包!”
国庆和赶超曾当过出料工的那家小木材加工厂黄了,从前它所加工的木材主要是定点供应给省里唯一的家具厂的。前年,南方的家具突如其来出现在北方的大小城市,那种流水线上压制出来的贴膜板材组合家具样式美观,靠螺丝钉就可以拼接起来,靠改锥就可以再拆成一块块板材,搬动方便省事,看上去也很高档,价格比手工做的老式家具便宜,极受北方市民欢迎。如同洪水涌来似的,半年内几乎全部占领了北方大小城市的家具市场。本省那家由老中青木匠组成的家具厂被挤得关门停产,工人们下岗失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为它定点供应木材的木材加工厂便也无事可干,只能寿终正寝。
国庆和赶超失业了两个多月,靠每天蹲马路牙子打份零工挣点儿钱养家。他俩没跟秉昆和德宝说,明知说了也白说,两个老友根本没能力帮什么忙。向阳有一天在马路边发现了他俩,于是进步也知道了。向阳和进步同时向他俩伸出了援手——向阳靠自己的人脉帮赶超进入了省里最大的胶鞋厂,而进步央求他父亲将国庆调入了军工厂,所以国庆和赶超两人视向阳和进步为有恩之友。
德宝本可能当上副厂长,不知何故,上边对他考察了一次,没了下文。
他继续发泄心中郁闷:“不就一副科级座椅哩,又不是要给我个局长市长当当,搞得太复杂,复杂得可笑!如果我烦了,让我当还不稀罕当了呢!”
春燕忍无可忍地训道:“你有完没完?多大的官那也得从科级干部当起吧?组织上考验你的时间长点儿怎么了?不行啊?没别的话可聊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坐一边去,别再出声!”
春燕一训,德宝坐一边嗑瓜子去了。
秉昆并非奉迎之人,但对春燕这位往日的“干妹子”也格外热情。她单位租下了旁边民房,挂出了盲人按摩的牌子,由于虹负责。秉昆走了春燕的后门,把郑娟的弟弟光明培训成了一名盲人按摩师,他不但在集体宿舍有了一张床,基本上也可以自食其力了。郑娟大为欣慰,秉昆也少操了一份心。从那以后,秉昆叫“春燕”二字的语调与从前极不相同,亲近感油然而生。
国庆与赶超二人对秉昆,正像秉昆对春燕那般——国庆的姐姐和赶超的妹妹都仰仗秉昆的关照才有了份工作,尽管不是多么稳定的理想工作,却毕竟每月可挣一份高于低保的工资,工作不苦不累。得到这种帮助,便等于欠下了很大的人情,不是寻常请客送礼能扯平的。虽然有从前的友谊垫底儿,那也还是会让欠下人情的一方暗觉矮了一截。相比而言,赶超的心态倒还洒脱些,因为光明毕竟也受着于虹的关照,双方面的帮助即使不能相提并论,那也是彼此都很重视和依赖的。
成家了做丈夫了当父亲了,责任多了大了,各自的人生担子都重了;无论在亲人眼中还是在社会上单位里,都不再是青涩的小字辈,而是不折不扣的成年人了。而且,人生出现差距了,分出些高低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有些微妙。
秉昆事先说服大家都不要带东西来,说自己有权支配点儿集体资金,说白了就是有权用公司的钱请大家饱吃一顿。实际也是这样,他负责管账,与白笑川有约定,白笑川每月可报销五百元的“联谊费”,他自己可报销二百,白条也可。组织演出不广交朋友是不行的,起码得在一起喝上几次,否则朋友是交不下的。这在当年是谁都能理解,完全能摆到桌面上谈的通识。白笑川说那不行,他们师徒俩一正一副岂可有那等差别?他坚持必须平等,秉昆绝不接受。师徒二人为此争了一场,最终双方让步——白笑川每月报销四百,秉昆每月报销三百。实际上秉昆从没报销过三百,也不月月报销。白笑川每月报销四百其实不够,他往往还要请文化官员们吃饭,那得上档次,自己需贴钱。秉昆也倒贴过。好在师徒二人都有颇为满意的演出收入,不计较倒贴不倒贴的。
其他人都很听话,空手而来,国庆和赶超二人还是带了东西。尽管是老友,他俩觉得那也不能真的空手而来。秉昆怎么说是秉昆的事,自己真的空手而来那可就太不懂事了。
德宝嘲笑他俩:“你俩啥意思呀?成心显出与我们的不同啊?”
他俩只能嘿嘿一笑。
其实,他俩也就带了点心、罐头、烟酒茶而已。
一九八七年,a市买茶叶方便多了,也买得到“凤凰”“牡丹”两种上海出的高级过滤嘴烟。
秉昆埋怨道:“你看你俩,我说得明明白白,你们却偏不空手来,还给我买了一条高级烟!我好意思吸你俩给我买的烟吗?”
国庆替赶超说:“我俩也不是买给你的,是孝敬大伯的,一年不就过一次春节哩!”
秉昆说:“那也应该我孝敬。”说着想给他俩烟钱。
赶超立刻涨红了脸,生气地说:“你是你,我们是我们,我们表示点儿心意不行吗?你非当着大家的面臊我俩啊?”
秉昆只得作罢,然而替他俩心疼买烟的钱。他心里明镜似的——两位老友还不是为了对他表示感谢哩!他既心疼他俩那份买烟的钱,也心疼他俩把他的帮助太当成件事。
秉昆已经三个月没报销过“联谊费”了,他为这次与老友们在地下室之家的联谊花了二百多元,买到的食品丰富了不少——粉肠、血肠、肉皮冻等,只要肯排长队,连久违的俄式红肠和大列巴普通人也可以买到了。
他想联谊的心情比哪一位老友都强烈,希望冲淡被坑了一千六百元造成的晦气。他甚至买了拉花和多幅年画,这两样东西让地下室之家有了很浓的春节气氛。他也买了鞭炮,想和老友们半夜燃放,为的是迎来新年的好运。地下室空间够大,有闲置的桌椅。他预先把两张办公桌对接了,各种各样的食品摆了一桌。需要现做的东西也都摆放有序,只等愿意做的老友们大显身手。
郑娟领着两个儿子到光字片去了。三十儿他们周家的儿女孙儿女们都回去过了,初一哥哥和嫂子也回去了半天,初二姐姐周蓉也又回去了半天。周蓉与父亲和解了,蔡晓光却没敢出现在周家老两口面前。周蓉那是多么活络的人,只要她想主动与父亲和解,父亲不愿意都不可能。丈夫的哥哥、嫂子、姐姐都回去了两次,郑娟当然也不能只回去一次。比起在家陪丈夫招待客人,她更愿意去公公婆婆那边。婆婆一见到她就很黏她,而她极享受作为媳妇被婆婆黏的那种感觉。
大冬天里,居然香蕉、苹果也能买到了,这让主人和每一位客人都心悦诚服地承认——社会的确有变化了。
德宝扎起围裙做“拔三丝”时,主人与客人开怀畅饮。
酒过三巡,秉昆开始表演。有了白笑川那位名师,又与曲艺界人士厮混久了,秉昆独自一人就可以不间断地表演两个小时——一会儿说书,一会儿快板,一会儿绕口令,一会儿单口相声,让老友们特开心。他居然也会变“手彩”了,赶超却多年不练怕露怯不敢一试;春燕说德宝也多年不摸大提琴,琴盒都落了一层灰。
秉昆正表演在兴头上,周秉义大驾光临。老友们都争着敬秉义一杯,秉昆只得在无人喝彩的情况下结束表演。秉义与弟弟不同,在北大荒喝兵团自酿的高度酒喝出了没底儿似的海量,他一视同仁,谁敬都喝,喝白开水般的。这也是他在省市机关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主要领导下基层考察时往往都点名要带上他这位“酒司令”。酒可融洽气氛,促进干群关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似乎酒喝好了,什么就都好了。
秉昆家搬到地下室来住,他并没告诉哥哥秉义。周蓉跟父亲和解了,秉昆心里对哥哥还结着疙瘩。
秉昆冷淡地问:“谁请你了吗?”
秉义笑道:“我到你这儿还用请吗?”
秉昆说:“我不记得告诉过你地址。”
秉义毫不计较,仍然笑道:“我是文化厅的,想知道你的新住址太容易了。”他左右看了看,又说,“邵馆长为你提供的这地下室还不错。”
秉昆一下子光火起来,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顶了秉义一句:“比你住的还好吗?”
秉义说:“那要看怎么比了,我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家呢。”
秉义说的也是事实——冬梅母亲住进自家小楼以后,当然愿意与女儿共同生活。他们一家三口“文革”期间难得一见,如今丈夫不在了,女儿是唯一的亲人,自己也离休了,人之常情啊。冬梅也愿意与母亲住在一起,学校也就不考虑她的住房了。母女俩住一半小楼,上下两层,还有面积宽敞的阁楼,若再分给她房子,学校分房委员会的人也许会挨揍。秉义如果不随冬梅住到岳母大人那里去,那他们夫妻俩就等于分居。既然他也搬到那花园洋房里去了,文化厅同样也就不考虑他的住房问题。八十年代,分房是单位人必争不让、一旦争到名下便可终生拥有的福利。从公务员、各类知识分子到工人以及所谓服务行业的“八大员”,单位分房之前摩拳擦掌、虎视眈眈,为了争到福利房六亲不认,也可以与任何人翻脸。分房委员会的成员是最不好当的角色,偏偏秉义又是文化厅分房委员会副主任——因为他是副巡视员,主任之类角色轮不到他当。他很善于调停冲突化解矛盾,类似的临时权力部门需要他这种干部来做副主任,替主任们抵挡明枪暗箭、擦屁股挨骂。他明智地放弃了申请要房的权利,也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冬梅很支持。
冬梅的母亲也同样高风亮节,“秉义,对待干部级别的事以后要在乎起来,别那么少心无肠的。如果你自己都那样,组织上会误以为你根本没有进步要求。至于房子嘛,你们现在和我住在一起,我愿意,你们住得挺宽敞,我的身体又好,再活一二十年没问题,不争也罢。不争显得境界高,组织是会看在眼里的。”
由于妻子和岳母都支持,秉义比较情愿地放弃了单位分房。说比较情愿,是指也有很不情愿的地方。他自己没房子,就无法与父母共同生活,实现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夙愿。让父母也搬到岳母住的半边小楼里住,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事。现成就空着一间屋,但空着可以,自己父母住进去万万不可。自己那样的父母怎么能与岳母共同生活呢?双方都会不适。父母能与妹妹周蓉生活在一起吗?也不能。父母起夜时,尿盆是不可或缺之物。难道要父母带着尿盆和妹妹住在一间屋里吗?目前看来,父母也不可能与弟弟共同生活了。长子是副巡视员,女儿是大学副教授,老两口却住在全市脏乱差的街区,看不到什么改善希望地死守着两间洞穴般的土坯屋。从父母的角度想一想,周秉义这个长子很内疚。
秉义的内疚没法说。
能对弟弟妹妹说吗?自己都没做到的事,身为兄长,有何脸面来说呢?
他从没对其他人说过,也没对冬梅说过。若说了,你什么意思呢?让冬梅怎么想呢?
弟弟一家住进了地下室,他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儿。弟弟对他明显不欢迎,这让他更加有苦难言。然而,他克制着自己,绝不发作。
秉昆对他哥秉义的冷淡和顶撞让老友们十分惊诧,不明缘由,也不便插话,一个个困惑不解、愣愣怔怔地听着看着而已。
秉义试图缓解一下气氛,抚弄着弟弟的头发笑道:“说什么呢,也不怕你朋友们笑话!是咱俩想换就换得成的事吗?不换人只换房子,你嫂子她妈肯定不同意吧?连人一块儿换的话,你嫂子同意吗?郑娟同意吗?”
大家也都笑了。
秉昆仿佛又听出了弦外之音——你和我一样吗?人能互相比吗?
他不耐烦地问:“哥,你到底有什么事没有?”
秉义就郑重起来,他说不但有事,还有极其要紧的事。
在地下室入口旁,兄弟二人都吸起了烟。秉义没带烟,吸的是秉昆的。
秉义问:“春节一过,你们有演出计划吗?”
秉昆说有。
秉义说:“你们取消计划,等两个月,看看形势再做打算吧!”
秉昆反问:“为什么?等两个月就开春了,一开春农民就没空了。我们到县里去演出一半票是卖给农民的,春节后开春前是我们演出的黄金季。不挣钱我靠什么养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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