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1/2)
春节一过,周秉昆家又折腾了一次,从地下室搬回了光字片。不能让老母亲独自生活,也无法让母亲住到地下室去,她是无论怎么劝都不肯离开老屋子的。那老屋只要半年没人住,耗子钻洞会有倒塌危险。比起女儿和长子来,她更愿意和郑娟生活在一起。周蓉和秉义都没法像郑娟那么有耐心,哄她高兴。再说周蓉和秉义每天得按时上班,而郑娟是没工作的家庭妇女。
父亲去世让周蓉难过极了。三个儿女中,数她让父亲操心最多。秉义从小到大没让父亲操过什么心,秉昆只不过在与郑娟的婚姻上让父亲失眠过。周蓉就不同了,除了她离婚的事父亲去年才知道,她在贵州的一切不好的事父亲几乎都知道,老父亲不止一次为她所经历的坎坷流过泪,她却从没对父亲说过一句感恩的话。依她想来,自己为家庭增光,便等于对父母感恩了。现在,她明白自己大错特错,却为时晚矣。她处于巨大的悲伤之中难以自拔,根本不适合与老母亲生活在一起。
父亲的去世也加重了秉义心中的羞愧。在殡仪馆,他抱着弟弟,流着泪小声说:“秉昆,咱们三个儿女中,你是最对得起爸爸妈妈养育之恩的,哥现在简直就成了倒插门的女婿,但这不是哥愿意的……”他哽咽着也只说得出这么几句话。
秉昆说:“哥,兄弟之间不说那些,我已经明白我该怎么做了。”
秉昆全家搬回光字片那天,楠楠对秉昆说:“爸,无论怎样,我永远爱你。”
秉昆拍拍他的脸,什么都没说,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赶超一家想住到那地下室去,没能如愿。一家旅店租了地下室,给的租金赶超付不起。邵敬文不便通融,事关单位收益,他当馆长的不好一意孤行。
三月中旬,全家在光字片住稳之后,秉昆又带了十几个人跨省“走穴”去了。结果,他们在南方一个小市被扣住了,收益也被没收。他们的节目并没有什么“污染”,也没有传播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只是“严重干扰当地文艺演出市场”。实际上,当地也有多家演出公司,他们侵占了人家市场,人家要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
杂志社派人带上公函千里迢迢要人,对方不买账。最后,周秉义这位“反自由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亲自出马,才把弟弟他们解救了回来。路上,他一句也没批评,秉昆沮丧极了,一副不愿与任何人说话的样子。其他人都愤愤然,说南方就不是中国吗?他们经济搞得活,挣钱多,钱包鼓,对北派曲艺挺欢迎,他们的演出明明是繁荣文艺演出市场嘛,何罪之有?他们还说,南方制作的流行音乐录音带、影视录像带占据了北方市场,北方人家里的录音机、录像机包括电视机,十之八九不也是南方组装生产或走私的吗?港台的一些低俗的电影和流行歌曲,不都是通过南方的二手货冒牌货在北方大行其道吗?
秉昆他们这次南下“走穴”不但没挣到钱,还亏了不少,为减少损失,便都坐火车硬座。秉义自然不好意思坐软卧,也和大家一同坐硬座。车厢里人员很杂,有些北上做生意的南方人,越听越不爱听,与他们理论起来。那些现象怎么能在列车上理论清楚呢?结果双方就说开了粗话,撮火的话你上句我下句的,说着说着都撸胳膊挽袖子就要交手。
秉义劝了几次,哪一方面都不理睬他。对方因为不知他的身份,不把他放在眼里,自己人明知他的身份却有很大委屈和怨气,也不把他放在眼里。
秉义忍着气对秉昆说:“你身为带队,就这么看着听着,你认为对吗?”
秉昆说:“我们该打点的钱打点到了,该请的客请了,该送的礼送了,光木耳我们就带了三十多斤,该说的奉承话我们一到地方就不住口地说,却落这么个下场,总该让我的人发泄发泄吧?”
秉义说:“你们搞的那套就叫自由化,你的沉默就是怂恿,对不起你们了,我只得去找乘警。”
他就真的去找乘警。为了让对方重视自己反映的情况,他亮出了干部证件。
乘警跟随他来到那一节车厢时,却见秉昆正在绘声绘色地说山东快书《武松》。除了那些南方生意人仍一个个虎着脸,大多数乘客都听得特高兴。
乘警对秉义说:“副组长同志,您刚才误会了吧?”
秉义哭笑不得。乘警靠着座椅听了会儿,对秉义笑笑后走了。
秉昆说罢“醉打蒋门神”一段,获得一阵掌声与喝彩。他使了个眼色,手下又有人起身表演口技,让大小孩子们东张西望寻找鸟儿。
秉义看出,捧场的都是些打工的农民,山东人居多,估计都有亲戚在东北。他小声对秉昆说:“你还敢耍你哥,看我回去怎么治你!”
秉昆小声回答:“犯你手里了,随你便吧。”
回来后,秉昆等人被办了几天学习班。
秉义指示工作组查他们的账,审阅演出节目单,调看文字创作档案,对原创和改编节目尤其看得认真。为了对比经典改编前后的不同,他还骑着自行车跑了几次图书馆。
学习班上,秉昆他们被要求集体研读关于文艺的红头文件及社论、领导讲话,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说说唱唱中有政治,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便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不讲政治,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利用文艺大搞“自由化”。秉昆代表大家汇报了学习心得,做了公开检讨——企图靠请客、送礼、塞红包那样一些方式占有表演市场的一席之地,腐蚀拉拢当地表演市场的管理干部,动机卑劣,手段庸俗。在列车上,与南方生意人们争吵不休且以曲艺式粗口侮辱对方,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侮辱,必然会让广大曲艺工作者的形象严重受损……
省市文化管理部门领导听了周秉昆的检讨,各文化单位也被要求派人旁听。当天的会场很大,剩余的座席由大学生们坐满。周秉义做了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题报告,听众都认为他的报告很有水平。
秉昆在台上检讨时,发现姐姐周蓉和姐夫蔡晓光也坐在前几排。他走下台时蔡晓光还起身向他打招呼,被姐姐扯了一下才坐下,后排并肩端坐着白笑川和邵敬文。秉昆生平第一次在那么隆重的高规格大会上做公开检讨,尽管代表演出队,还是感觉羞愧难当。会议由哥哥自始至终主持,很严肃,台下还坐着姐姐姐夫和两位良师益友,让他除了羞愧还有很滑稽的感觉。
会上,工作组宣布了对周秉昆他们演出公司的处理决定:
经查证,除“白条”不符财务规定外,该公司在收入、支出、上缴主办单位管理费及纳税方面,账目清楚,未见贪污、挥霍、偷漏税现象。
该公司演出活动有报有批,手续齐全,符合文艺演出管理条例。演出内容寓教于乐类约占三分之一,纯娱乐类约占三分之二,没有政治导向及其他问题。
……
鉴于该公司对签约演出人员放松教育,引起群众反映,造成不良影响。责令该公司即日起停止演出活动,整顿三个月。希望该公司及《大众说唱》杂志社加强管理和思想学习,提高认识,为人民群众创作更多雅俗共赏的节目。
会后,杂志社社长韩文琪在会场外拦住了秉昆们和白笑川、邵敬文,诚恳地邀请大家共进午餐。
邵敬文推说有事,就不参加饭局了。
白笑川帮腔说:“那就别勉强他了。”
邵敬文脱身而去。
韩文琪在一家大饭店预订了包间。自从邵敬文调走,秉昆和白笑川离开杂志社办起了公司,关系反而理顺了,韩文琪对他俩的态度也逐渐亲善了。
韩文琪首先劝他俩莫把公开检讨的事放在心上,说此事无论对杂志社还是公司其实利大于弊。接着,他感谢曲艺家们对公司以及杂志社的支持。接下来,他举杯对秉昆说:“也替我谢谢你哥,就说对他的关爱我心领了。”
秉昆有点不高兴地说:“你骂我还是骂我哥啊?”
韩文琪说:“看你说的!你和白老师二位一年到头四处张罗,团结了他们一批曲艺家,东奔西走,为杂志社创收不遗余力,我怎么舍得骂你呢?又凭什么骂你呢?那也太没良心了吧?”
秉昆说:“那你就是骂我哥呗。”
他说:“我对你哥的感谢也是诚心诚意的,作为社长我没法解释。白老师你看,你解释一下吧,别说你代表我啊,你就谈谈你对今天上午会的看法就行。”
白笑川垂下目光,从容不迫地吸了几口烟,娓娓道来:“秉昆啊,你有所不知,自从咱俩办起了公司,告状信就没断过。文艺政策放开了,市场化了,一些人转不过弯子,一些人看不惯,还有些看着眼红、来气。这也正常,从前不允许哩。搞曲艺的挣钱多了,得包容别人的眼红。按一些人的举报,咱俩都该进监狱。我不跟你说是怕影响你的积极性,在我这儿消化了不就完了吗?这一点韩社长做得很好,很硬,一直相信咱俩绝不会乱来,替咱俩筑起了防火墙,有些干扰都由他扛住了,顶回去了,所以咱俩也应该感谢他。谣言还是时常有的,某些领导怀疑咱们这公司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天这次会,等于你哥以工作组的名义替咱们宣布了清白,除掉了加在咱们公司头上的种种莫须有的污蔑,正了视听。账务清楚,无贪污无挥霍现象,节目内容没有导向及其他问题,这等于是免费的大广告。至于打‘白条’,那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现在‘白条’满天飞还多是政府部门给老百姓打的。等到将来国家财税管理更规范了,这些问题也就没有了。”
白笑川一番话,让秉昆等人如梦初醒,一个个脸上由阴转晴,艳阳高照,煞是振奋。
那小戏法高手也举杯站起,望着秉昆说:“小周,你哥太令我佩服了。在列车上时,我好几次想要变个戏法让他头发着火,当时他那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太让我来气!现在,我对他充满敬重,请你做证,我为表达敬重把这杯酒干了!”说罢一饮而尽。
于是,其他人也都把酒干了。
社长向白笑川使了使眼色。白笑川说:“为了不辜负各级领导的厚爱,大家要精诚团结,吸取教训,严于律己。从现在起,咱们换个话题。”
大家便开始吃喝,从烟酒茶、养生之道聊到民间趣闻,气氛欢悦融洽。
当晚,周蓉蔡晓光夫妇来到了光字片母亲和弟弟家中。父亲去世后周蓉看望母亲的次数多了。通常在周六傍晚,有时与晓光一块儿来,有时约好了前后脚来,待到八点多钟,就与蔡晓光一起回去。
蔡晓光是周蓉母亲早期印象中满意的女婿,很受欢迎。他在本市无亲人,也挺高兴来。
这一天恰是周六,蔡晓光拎来一条自己在江北钓到的大草鱼,要亲自红烧。
郑娟开门,周蓉进门后拥抱了她一下。自从父亲去世,周蓉每次来都要拥抱一下郑娟,这让秉昆对她这个姐姐的意见渐渐少多了。
两次搬家整理把郑娟折腾得瘦了不少,她又变苗条了,好看了,以至于周蓉母亲常常把她俩谁是女儿谁是儿媳搞混。
楠楠和聪聪也逐渐习惯了新家。这里有他们小时的记忆。他们曾经住过的三处家,最不喜欢的其实不是这里,而是居住时间极短的地下室。不住地下室了,就觉得生活又变好了,但聪聪经常对郑娟说:“妈,我又梦见咱们那个苏联房的家了。妈,你说我怎么老梦见那个家呀?”“妈,你记不记得咱们住在市里那个家时,有一次我擦窗子……”
每当这时,郑娟便嗯嗯啊啊地把话岔开,而秉昆的表情就会阴沉起来。
光字片的家里耗子比以前多了。郑娟养了一只猫,母的,生了一窝三只小猫,都快长成半大猫了。自从有了猫,聪聪不再梦到“苏联房的家”了。他不许把小猫送给别人,郑娟和秉昆也就一直容忍大小四只猫的存在。它们都挺漂亮,让家里生气勃勃。
秉昆母亲对家中不见了老伴一点儿不奇怪,偶尔也问老伴去哪了。不管秉昆或郑娟回答哪儿去了,她都信,十天半月也不再追问。
绝无失亲之悲,这是秉昆母亲比常人幸运的地方。
秉昆母亲到春燕家串门去了,春燕妈怕闷,从不嫌弃老姐妹语言荒唐,反而觉得挺乐。楠楠还没放学,聪聪在逗小猫们玩,猫妈妈蜷在炕头打盹。郑娟在厨房里帮晓光做饭。
趁这时候,周蓉从衣兜掏出两个装钱的信封递给秉昆。
她说:“一份是哥和嫂子给的,一份是我和你姐夫给的。他俩是哥嫂,我俩不能给得比哥嫂多,那显得不好。你们先花着,过两个月再说。”
秉昆也不推拒,接过去放入带锁的抽屉。
周蓉说:“你坐这儿。”
秉昆就坐在姐姐面前的小凳上。
周蓉说:“那我也坐小凳,不然你心里又有古怪想法了。”
秉昆说:“你认为我的想法都古怪吗?”
周蓉笑道:“有时候吧。比如这时候,你那么问就证明你心里有古怪想法。不过你别跟我抬杠,先回答姐的问题——生没生哥的气?”
秉昆说:“起初生气,认为他是利用我们的事大做文章,捞政治资本,现在不生气了。”
周蓉问:“现在怎么就不生气了呢?”
秉昆就把白笑川的话照样学样地说了一遍。
周蓉听后,轻声说:“白老师的分析是对的。哥对你们那件事的处理最得体,也只能是那么一种做法。他有他的难处,你要理解。”
秉昆说:“比我还难吗?”
周蓉说:“我指的不是生活方面。难道你不承认,哥爱护你比爱护我更多一些吗?”
秉昆说:“他春节时扇了我一耳光。”
周蓉笑道:“我俩都在北大时,他也扇过我一耳光。我和你一样,当时生气,过后从他的角度想想就不生气了。咱们的哥,他不完全属于咱们,这一点你要明白。明白了这一点,对他的一些做法就好理解了。”
秉昆说:“我当然明白,他还属于嫂子哩。”
周蓉说:“从根本上讲,他也不属于嫂子,不属于任何一位亲人,甚至也不属于他自己。”
秉昆愕然,大为惊讶地问:“姐,你什么意思?”
周蓉微微眯起双眼,沉思着说:“从根本上说,咱们的好哥哥,他是属于党的人。有的人思想上入了党,基本感情属于亲人。哥在感情上首先也属于党,凡是党交给他的工作,他认为对的,都会热忱忘我地去做,努力做到让党满意。如果他认为不对的,也会保留自己的看法,在适当时机点到为止提出意见,但绝不会公开反对,并且还会去做,只不过会以自己的方式方法去做,首先考虑也是对党有利。打个比方吧,如果咱俩都在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还要最后由他定性,那么,哥不会替咱俩辩护的。因为他是咱俩的哥,咱俩是他的弟弟和妹妹。不是由于怕受牵连,而是因为他在思想上要求自己绝不可以那样。如果别人替咱俩大呼冤枉、极力辩护,哥当然也会乐观其成,但他自己绝不会那样的。如果上级还是把处理咱俩的工作交给了他,他会完成那份工作,心里会难过得要命,背地里会想方设法爱护咱们。当然,这只是打一个比方。”
“那……变成那样了……好吗?”秉昆愣了片刻才问出话来。
周蓉说:“对党,总归是好的吧。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几千万党员呢,等于欧洲一个大国的人口了。没有一批哥这样的党员干部,那也实在不好办啊!哥明白这一点。他信仰坚定,愿意做自己认为的好党员、好干部。姐跟你说这些,是要让你明白——以后就不应该指望哥用他的权力为你解决什么难事,姐也断不会有那种指望。咱俩都不可以有那种指望,更不可以指望他为咱们周家人谋什么私利,并且还要明白,他的确是咱们的好哥哥……”
“可……谁让他变得……那样了呢?”秉昆问。
“没有人能让他变得那样。哥不是官迷,也不是政治投机分子。下乡前,哥看了那么多书,在北大时看书更多,而且学的又是历史,还经常旁听哲学课,是有些书让他变成了那样。他成了政治信徒,相信好政党好政治能让国家越来越好。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保障,他那么相信是对的。只是他太理想主义了,以为靠他的影响,像他那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我想他内心肯定有不少苦闷,只是不对人倾诉罢了……”周蓉接着说。
“姐,我师父白笑川和邵敬文一再督促我入党,我申请还是不申请呢?”秉昆又问。
周蓉断然说:“别了。”
秉昆一愣。
周蓉说:“全国几千万党员不少了,咱家三个儿女中已有一个党龄二十多年的老党员了,远大于党员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咱俩都是感情动物,太容易感情用事。咱俩不会成为政治信徒,政党的儿女。咱俩会成为好人主义者,但好人和好党员不能相提并论。姐有这种自知之明,所以姐也不申请。”
姐弟二人正促膝交谈,楠楠放学回来了。他告诉爸爸家门外有个骑摩托车戴头盔的男人在吸烟,他问对方找谁?对方反问他这里是不是周秉昆家?他说“是”以后,对方打量着他,又问他是谁?当他说了自己是谁后,对方还问他妈妈是不是郑娟?他警惕地反问对方是什么人时,对方却说“你别管”,扔掉烟推着摩托车就走——太可疑了。
秉昆起身出去探个究竟。
周蓉赶紧让蔡晓光也出去,晓光便握着擀面杖跟出去了。
两人果然望见有那么一个人,仍在家门斜对面望着周家。他们走将过去,那人才拉下头盔跨上摩托车一溜烟跑了。
回到屋里一说,周蓉和郑娟也觉得可疑。
蔡晓光问秉昆最近得罪什么人没有?
秉昆想了想说没有,又不敢肯定地说,也许自己得罪了什么人,自己却并不知道。
晓光说怕就怕这样,除了秉昆,这个家里再不会有谁得罪什么人,他嘱咐秉昆以后要小心点儿。
周蓉也嘱咐郑娟注意点儿,尽量少出门,也尽最管住聪聪和妈妈少出门,楠楠上学放学更要经常回头看看有没有尾随者。
秉昆说,自己反正以后几个月不“走穴”了,可以接送楠楠上学。
楠楠说不用,我都是快一米八的高中生了,能保护自己了。
郑娟不安地说:“听你爸的。”
周蓉和晓光也说,谨慎一些完全有必要。
这时秉昆母亲回来了,他们才再不说那件可疑的事了。
晚饭桌上的气氛比较沉闷,除了母亲和聪聪,每个人心头都笼罩着隐隐的阴云,都没吃出红烧草鱼的滋味。
周蓉走时抱走了一只小猫。她说家里四只猫太闹了,影响室内卫生,说服聪聪让姑姑抱养一只。
以后的三个月里,秉昆成了不劳而食的无业者,哥哥嫂子和姐姐姐夫给的钱由郑娟掂量着花,一家人又过起了精打细算的日子。晓光送来的水泥沙土还有一些,秉昆经常对房屋进行维修。难得他里里外外修修补补,让那洞穴似的家又渐渐看得过去了。
郑娟常说:“幸亏咱们有那样的哥和嫂子、姐和姐夫,不然,我没工作你也没收入,妈又这样,还得买药,一家五口喝西北风去?别人家有一个出息的儿女就够幸运的了,咱家竟出了两个,观音菩萨太照顾咱俩了,真让人都愿意相信迷信了!”
秉昆说:“因为咱们两家有观音菩萨特别偏爱的人吧?你妈是那样的人,我爸也是。贫富先不论,我爸和你妈走时都没遭罪,这也算是人生的好结果了。咱俩这辈子,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做好人。为了两个儿子和爱咱们的亲人,必须的。”
他这么说时,不由得想到了国庆和赶超,心里一揪似的痛了一下。自己的哥哥姐姐很出息,嫂子和姐夫也非寻常之辈,自己没收入了才可以心安体闲地继续度日。进步的父亲是军工大厂的保卫处长,他对自己将来的命运不再有什么担忧的了。向阳通过上大学改变了命运,很有前途。德宝和春燕也可以说起码混出个人样了。就说很不幸的龚宾吧,因为有龚维则那么一位做派出所所长的叔叔,也比成千上万的精神病患者境况强多了。秉昆不止一次在街上见到过衣不遮体、肮脏不堪、不知走失了多久的精神病患者,派出所所长的侄子却绝对不会沦落到那么凄惨的境地。听国庆说,他们那一片的派出所所长不但拥有幸福之家,把三亲六故也照顾得好好的。所长的父亲生病了,住院出院都有单位的小车接送,还都争着派车。可老友国庆和赶超两家,父母都是普通工厂的退休工人,姐姐们做知青时,两位老友家的日子反倒挺好过,因为她们不但不挤占家里的床铺,还都能往家里寄钱。她们拖儿带女地返城了,国庆和赶超不得不租房挑门单过了,并且常常为姐姐们的生活困境干着急上火却帮不上忙,脸上也很少有笑容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吴倩和于虹也再难有水灵点儿的时候。如果他俩各家都有一位科长处长的,那情况也会大为不同。现实地来看,二十年内他们两家都不可能产生一位科长,他们的穷亲戚中也没有。他们的儿女即使有当科长的造化,从年龄上算也得二十年后啊。这二十年内他们可怎么办呢?他又想到了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老友关系,都不过四十来岁的人,互相结下友谊也只不过是十几年的事,彼此称“老友”实在有些夸大其词。“老友”之称,正是由国庆和赶超开始的。他很清楚,他俩那么界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很怕有一天会失去这种友谊。因为在偌大的人世间,除了几位感情深厚的朋友,再不会有人在他们急需帮助时伸出援手,而他和德宝两口子以及唐向阳所能给予他俩的帮助却又那么有限……
这么一个夜晚,在与妻子躺在外屋的小炕上聊起观音、命运与好人等话题的时候,秉昆不是因自家的状况而是因两位老友家的处境忧虑了。
郑娟问:“怎么不高兴了?”
秉昆说:“不是啊。”
郑娟追问:“有心事?”
秉昆说:“没有啊!”
郑娟说:“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肯定有,不告诉我就不行!”
她习惯地伏在他身上。这习惯在她胖了以后中断过,现在体型基本复原便再接再厉了。她十分清楚,这习惯自己很享受,对他更是莫大的享受。
他问:“你什么时候偷偷跑出去洗澡了?”
她说:“趁你妈和聪聪睡午觉那会儿,用的是沐浴液,为你,滑溜不?”
他抚摸着她说:“滑溜,还是去的春燕那儿?”
“不花钱,春燕还提供洗发液、沐浴液,干吗去别处呢?香不?”她挑逗地在他身上晃动不止。
他在她白皙的乳沟那儿闻了闻,微闭上双眼说:“香。”说罢搂住了她的腰,把她稳定在自己身上。
“你还没说心事呢。”
他就讲了自己刚才所想。
她说:“你不是帮他俩了吗?”
他说:“那恐怕不是常事。哪天我们的公司办不下去了,国庆他姐和赶超他妹妹可怎么办呢?”
她说:“你睁开眼。”
他就睁开了眼睛。
她说:“你那么想是不对的。现在不是都主张往前看吗?往前看的意思那就是——好比咱们和国庆、赶超两家人,好比所有光字片的,不论男女老少都站在脏水洼里,不是水不太深,没不到腰以上吗?不就是水很脏淹不死人吗?左看看没边,右看看没岸,倒着走退不到有干地的地方,有人说都别转身,也别左看右看的,一齐往前看,我们保证只要大家一齐往前走,前边就不再是脏水洼了,那咱们就蹚着脏水随大溜往前走呗!有人说往前看总比连说这种话的人都没有强吧?”
“你信那种话吗?”
“干吗不信呢?不信又能怎么样呢?如果不信不是就根本没希望了?所以信比不信好!信就是像我这样,该快活就快活。不信就会像你这样,明明并没走到绝路上,却老是想明天眼前必是绝路了,结果该快活的时候也不肯快活了。”
“但……”
郑娟不容丈夫说下去,她用白软、丰满的乳房堵住了他的嘴。
自从离开了那幢苏联房,两口子做爱的次数大为减少。住到地下室后只做过两次,都是妻子主动的,显然是为了抚慰他的消沉和父亲去世的悲伤情绪。那天晚上,他除了不高兴,还因为一个可疑的人在家门外的出现而深感不安。
那可疑的人好长时间再未出现过。
秉昆接送楠楠上学放学几次后,楠楠坚决不许他继续接送。他也觉得自己过于小心,草木皆兵了。
夫妻二人和楠楠已经不再担心,秉昆看得出,妻子处心积虑地要在今夜快活一番,首先是为了他。
她挑逗他。她实际上属于这样一类女子,即使自己毫无挑逗之念,任何一个男人与之肌肤相亲之际,都是很难止于爱抚而无下文的。
她让秉昆根本不可能沉浸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伤感之境,他立刻变成了草根阶层的登徒子,只想与妻子不负良宵。
一番爱意满满的饕餮大餐之后,妻子背贴他的胸怀,沉静而眠。
他搂着她,仍无困意,又想到了与妻子有关的几件事。
刚刚入住那幢苏联房后,有一天晚上,他心情愉快地牵着她的手去市内的繁华街区散步,那是他的一大夙愿。他忽然站住,仰脸朝着一个方向看呆了——在一幢俄式老楼的二楼小阳台上,一位穿着浅粉色睡衣的女郎正在俯视行人。
她推了他一下,笑道:“魂儿还在不在了?”
她从不介意他在街上多看漂亮女性几眼,也从不放过戏谑的机会。
他红了脸,说自己欣赏的其实是那幢美观的楼房和阳台。
她说:“是很漂亮。”
他说:“我发誓,有一天要让你住进差不多的楼房,要让你也能站在漂亮的阳台上看行人。”
她很认真地问:“也穿那种颜色的睡衣吗?”
他说:“随你。”
她又问:“有一天是什么时候?”
他说:“将来,不久以后的将来。信不?”
她高兴地说:“信,当然信!”
搬入地下室后,他最怕的就是自己的誓言被她提起,哪怕是不经意地提起。
她从没提起过。
他以为她是怕伤了他的自尊心,自己这么一想自尊心便已严重受损了。他试探着想从她口中套出真实想法,结果得出的是截然相反又毋庸置疑的判断——她完全忘记了对那幢有漂亮阳台的楼房的记忆。
他为国庆的姐姐和赶超的妹妹安排工作前,跟她商议,她也强烈希望参加工作。
他说:“那不好办吧?谁来照顾妈和聪聪呢?”
她与春燕妈聊过自己的想法,春燕妈愿意成全她。
他哄她:“工作会有的,肯定会有的,而且会是你十分喜欢的工作。我发誓,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能让你的愿望实现,信不?”
她高兴地说:“信。”
以后,她就再没提过要出去工作的想法。
秉昆对妻子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她是很少见的一类女子,只要承诺是她完全信赖的人做出的,她就可以靠着承诺达到幸福状态。即使那些承诺半真半假、并无兑现的可能,但只要郑重其事,她便备觉幸福。只要有一个个承诺,她的幸福状态便可持续。她要求兑现承诺的意识特别淡薄,几近于零,似乎认为承诺是一回事,兑现是另一回事;只要做出承诺的人自己并未声明收回承诺,那承诺便确确实实存在。而新的承诺,又会让她自然而然地忘记前一个承诺,正如他刚刚向她承诺要与她相亲相爱地再活一百年,她便幸福无边地偎在他怀里睡了过去。他不清楚她为什么会这样,却庆幸有她这样一个容易满足的妻子。国庆和赶超都曾向他抱怨过,他俩的妻子常常迫使他们做出承诺,随之便会因不能兑现而唠唠叨叨别别扭扭,而秉昆却从没有过这种烦恼。她总是自觉地以自己目前的生活去比照她在太平胡同的生活,丝毫也没有不幸福的理由。
想到她这种贤惠善良天真喜乐,他不禁吻她的肩,也不禁觉得在这么一个夜晚,在这么一个家中,在不凉不热温暖适度的小火炕上,搂着这个叫郑娟的散发着沐浴液香味的滑溜溜的女人,自己肯定是共乐区最幸福的丈夫。他已经受到她严重影响——一方面他愿意幸福着她的幸福,一方面却又本能地认为幸福不应该仅仅如此,所以他也在抗拒她的影响。在本能的排斥与不知不觉的接受之间,他时常很是纠结。
秉昆曾以妻子郑娟为原型创作了一段相声,名曰《伟大的公民》。他想象自己是一位国王,子民们全都是郑娟这样的,而大臣和谋士们只要出谋划策,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好国王,并由他择机向全国宣布,子民们便都兴高采烈,而他则如鱼得水……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