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2）

二〇〇一年七月五日上午九时，周秉昆正式出狱。

七年前，他曾非正式地出狱过一次，不是保外就医，而是由于他母亲去世。

那件事对周秉昆发生得极为突然——不久前，郑娟探监时还告诉他老人家身体挺好，能吃能睡，让他放心。某日晚饭后，一名管教干部命他留在餐桌那儿。

当饭堂里只剩下他一名犯人时，管教干部走到他对面坐了下去。

他立刻站起，垂首直立。那时他早已懂得此种规矩，能够做出条件反射般的迅速反应了。

管教干部却说：“你可以坐下。”

管教对犯人说话时的表情语气大抵都有那么一股不怒自威的劲儿，那种威是对他们特殊工作的要求，也是犯人所要付出的代价之一——自从入狱那一天起，犯人就不大可能从管教脸上得到一丝笑意，即便在管教一对一表扬犯人时。所以，犯人之间流传着“千金难买管教一笑”的说法。

周秉昆坐下后，仍很懂规矩地低着头。他听到管教干部以平和的语气说：“周秉昆，你母亲两天前过世了。经我们研究，批准你出狱几小时参加你母亲的葬礼。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就可以由张管教带你去理理发、刮刮胡子。”

周秉昆没哭，也没流泪，他感觉只不过听到了一条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而已。

“去还是不去啊？”

听到这句话，他才抬起头来。对面已不见管教干部，而是肃立着的张管教——一名二十七八岁的年轻管教。

他低声说：“去。”

“倒是站起来走啊。”

然而，他站不起来了。他全身都僵住了，一动也动不了。那毕竟是一条与他有关的重要信息，周秉昆如同遭到了雷击。他将双手放在桌上，试图撑着桌子站起来。

张管教看明白怎么回事，走到他身边扶了一下，他才站了起来。

“能走不能走？”

他低声说：“能，请允许我缓一分钟。”

张管教往饭堂门口走去，他在门旁转身，面无表情但颇有耐心地望着他。

一旦站起来，周秉昆的身体渐渐恢复，他迈着僵尸般的步子向饭堂门口走去。

张管教说：“我叫你怎么走，你就怎么走。”他说罢一摆头，秉昆跟着无言地走出了饭堂。

在监狱这种地方，管教与一名犯人行走时，必须走在犯人后边，绝不许反过来，不论管教与犯人多么熟悉，犯人多么老实。人心隔肚皮，条例要求管教在任何情况下都务必对犯人提高警惕。在周秉昆所在的监狱里，就曾发生过犯人袭击身前管教的恶性事件。

监狱内有两处理发的地方，一是犯人们的理发室，一是管教们的理发室。这所监狱远离城市，许多管教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所以他们也有自己的理发室。

张管教催促周秉昆走快点儿。按照他指示的路线，周秉昆走到了管教们的理发室门前。

张管教从皮带上取手铐，周秉昆默默伸出了双手。

张管教说：“往后背。”

周秉昆微微一愣，顺从地将双手背到了身后，张管教将他双手铐上了。

蹲过监狱的人之所以感慨监狱“不是人待的地方”，原因在几乎一切方面，犯人的尊严都要大打折扣。犯了罪，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理发室有剃刀，对犯人必须防范。即使电动推子，一旦被犯人夺在手里，那也是一件大事。即使犯人不伤害管教而是自伤，那也同样是事故。在犯人们的理发室，只对表现恶劣的重刑犯人上手铐，一般是将犯人的双手铐在前边。一想到自己来的是管教们的理发室，周秉昆对自己双手铐在背后的困惑也就消除了。

自己是一名犯人，居然能在管教们的理发室理发，他意识到这委实是对自己的一次优待。

妈死了又怎么样呢？

不批一名犯人的假，那犯人又能如何？

不待他请求，监狱主动批准了几个小时的假，管教将他带到了管教们的理发室理发，以便让他在亲人面前样子顺眼一点儿，这不能不说是对他的破例照顾。怀着感激的心情，周秉昆坐到了理发椅上。他双手被铐在身后，坐着很不舒服，却并没影响他的感激。

为他理发的也是一位管教——犯人们的理发室那日不上班，周秉昆只能在管教们的理发室理发。虽然是犯人，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周秉昆，但他身上有一点却没有变，那便是他头发的硬度——甚至比从前更硬了。按时吃睡，经常集体外出参加体力劳动，身体自然强壮了。他从镜子里看到，随着电动推子在自己头上的移动，发楂儿四溅，理发的管教脸上都有他的发楂儿了。

那管教脱口说道：“好硬的头发！”

周秉昆没接话。按照规矩，管教自言自语一句，犯人不必搭话。这个规矩，周秉昆入狱不久便察言观色学懂了。

管教替他理了发，刮了脸，洗了头。实际上，要是不刮脸的话，只怕亲友们都会认不出他了。

刮脸时，周秉昆的泪水夺眶而出，以至于脸上的皂沫都被泪水“冲”掉了，像泥石流顺着山体滑坡。洗头时，他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张管教和为他理发的管教都没呵斥，他俩趁那会儿站在门口默默吸烟。他俩吸罢一支烟，周秉昆也哭不出声了。

再也不是什么人的儿子了，周秉昆感到巨大的恐慌。父亲死时，那种恐慌袭击过他一次。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他觉得心被掏空了一半。然而，毕竟还有母亲在，自己实际上还是一个儿子。现在母亲也死了，“爸妈”二字对于他已无任何现实意义，他陷入无边无际的心理孤寂。

等他不哭了，管教才接着替他洗头，吹干，还往他脸上擦了些润肤霜。

他离开时对理发的管教说：“谢谢。”

管教没有说话。

第二天一早，警车将他送到了火葬场。确实是一辆警车，而非囚车，这也是一种优待。两名管教随车，包括张管教。在车上，他照例戴上了手铐。判十年以上徒刑的重刑犯，那是必须的。两名管教时间掐得很准，到达时告别仪式正要开始。

张管教边为周秉昆打开手铐边说：“让你戴着这东西参加母亲的葬礼，太那个了，但你千万别乱来，我俩可都佩着枪呢。”

周秉昆看到了。他说：“我不会的。”

在两名管教一左一右的夹持之下，他置身于亲友之中参加了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当他在母亲遗体前跪下时，两位管教才退于两旁。他没哭，却听到了别人的哭声。他也没扭头看，不知哭的是亲人还是朋友。

在城市里，百姓人家的爸妈死了，丧事过程最长也就一个小时。秉昆妈当过街道副主任，按说比送秉昆爸的人应该多一些，但她打交道的多是中老年妇女，家务缠身，送到街口就算很重感情了。何况周秉义和周蓉都主张简单行事，除了秉昆的朋友们，再没通知其他人。人少，过程简而又简，半小时左右就结束了。

葬礼一结束，周秉昆转身便往警车走。

张管教叫住了他，皱眉道：“来都来了，就这么走啦？连我都看不过去。想跟哪位亲人说几句话？”

周秉昆想了想，低声回答：“我爱人。”

另一位管教就朝郑娟招手。她看周秉昆很勤，许多管教认得她了。

郑娟走到他跟前，两名管教避开了。

张管教说：“十分钟。”

秉昆间：“妈怎么走得这么突然？”

郑娟说：“心脏的问题。和咱爸似的，忽然想睡会儿，一睡就睡过去了。你也别太难过，咱爸妈这么一种走法，都是一生善良修来的福，没经历任何痛苦。”

秉昆说：“谢谢你，你为周家付出得太多了。”

郑娟说：“别这么说了。”

秉昆说：“抱抱我。”

郑娟就张开双臂抱住了他。她哭了。

警车旁，郝冬梅在与两名管教结账——狱方出警车，管教出外勤，都是要收费的。两名管教想得很周到，将收据、印泥、公章随身带着了。

十几分钟后，周秉昆上了警车，而两名管教没再给他上手铐。

事实是，周秉昆在狱中受到的对待可以说相当好。他没有受过任何管教的呵斥——一方面因为他严于律己，言行规矩，另一方面因为关爱他的人显然向狱方打过招呼。

那些人是谁？他不清楚。

哥哥周秉义和儿子周聪来探监时，他们矢口否认。

师父白笑川和水自流结伴来探监，他们也都予以否认。师父和水自流似乎已成为朋友了，这使他颇觉意外。他转而一想，师父爱书喜读，水自流洗心革面开了书店。他俩惺惺相惜成了朋友，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德宝等一干朋友也经常看周秉昆，他曾问过他们，老太太曲秀珍是否知道他的事？

德宝说知道，她还亲自到酱油厂找过他一次，询问秉昆的事，而德宝尽自己所知一一据实相告了。

秉昆妈死后，郑娟参加了工作，在某区委做勤杂工。这是老太太帮助介绍的。

德宝又说，老太太让他转告秉昆：“犯法了就要认罪服法，将功折罪，争取减刑，不要指望靠什么歪门邪道提前出狱。”

这句话对周秉昆有很大正面影响。他的刑期本是十五年，由于表现良好，而且发挥自己的曲艺特长，丰富了犯人们的狱中生活，刑期一减再减，连减三年，这才能在服刑的第十二个年头就出狱了。

二〇〇一年七月五日上午八时左右，周秉昆脱下囚服，穿上张管教交给他的衣服，心情没怎么激动。

当年，他与骆士宾从路路通有限责任公司的二楼掉下去时，他在上，骆士宾在下。他没受伤，骆士宾摔昏了。他没跑，有人报警，将骆士宾送到了医院。警方将他带走，当日拘押。骆士宾在医院被诊断为严重脑震荡，脊椎也裂了两节，连日昏迷不醒，院方认为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骆士宾除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妻子，再无亲人。他妻子以唯一家属的身份起诉了。

周秉昆的律师辩护得很给力，坚持四条理由要求从轻量刑：第一，周秉昆人人称道，是公认的好人；第二，事出有因，两人的冲突是骆士宾不当做法引起的；第三，周秉昆并非蓄意伤害，他当时的目的只是要逼问出儿子周楠在哪里，二人从楼上掉下纯属意外；第四，“有可能成为植物人”，并不等于肯定会成为植物人。

不知为什么，控方律师显得并不怎么起劲儿，只强调周秉昆的行为毕竟对骆士宾的人身实际构成了严重伤害。

当时社会情况混乱、复杂，法院并未公开审理此案。不久，法官向双方正式宣读了判决书：判处周秉昆有期徒刑十五年；关于周楠应该属于谁，双方均有上诉权利。

骆士宾年轻漂亮的妻子从没在法庭出现过，法官也没见过她。她通过律师向法官表示：对判决结果表示满意，自己不会与周秉昆继续争夺周楠这个儿子。

那女人的态度让周秉昆备感踏实。周秉昆已经获悉，周楠并未去日本；他在机场幡然悔悟，挣脱扯拽跑回家了。周楠让蔡晓光给养父周秉昆捎话：母亲把当年的事全都告诉他了，养父为争取他而犯法，更使他明白养父多么爱他，他认定周秉昆是此生唯一的父亲。

虽然被判十五年，周秉昆反觉欣慰，甚至觉得自己胜利了。实际上，他更是为郑娟争夺儿子。他深信，世上没有任何一种生活能成功地诱惑郑娟离开自己。别说骆士宾不过是公司老板，即便是皇上，承诺让郑娟做皇后，她也不会动心。周秉昆觉得，他俩好比感情上的连体人，一旦被切分开来，每一方都将残缺不全，都不能忍受那种“手术”造成的巨大痛苦。兴许，他本人还能在“手术”后活下来，可是离开了他这一半，她的痛将是双倍的。

但是，如果没有了周楠，郑娟也很难再有快乐可言。那一种不快乐，注定是他周秉昆无法改变的。

他对此心知肚明。

现在好了，他和郑娟，既不会彼此失去对方，也不会同时失去周楠这个儿子了。他认为，因此被判十五年刑期也是值得的。

几乎可以说，他欣然接受了判决。

律师对他说：“如果你上诉，或许有希望减少两三年刑期。”

他想了想，平静地说：“不了吧，骆士宾都那样了，我再要求减刑对他就太不公平了。多两三年少两三年，对我没什么影响。”

他放弃了上诉。

在他服刑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〇年十月，蔡晓光带给了他一个不好的消息——骆士宾死了。

他的刑期也许会因为骆士宾的死而增加。蔡晓光让他做好心理准备。

那一夜，他在狱中辗转反侧，终夜难眠。

第二天，他失魂落魄。恍惚数日，他的精神处于崩溃边缘。

幸而水自流探望了他，他给了周秉昆一张名片，他已成了路路通公司的顾问。

水自流告诉他，作为骆士宾的唯一亲人，路路通公司的女老板让他转告周秉昆，她不会要求增加周秉昆的刑期。

“不是我厚着脸皮非要给她去当顾问，是她一再上赶子求我当的。那女人不坏，甚至可以说挺好，总之比骆士宾的为人强多了。你也不必太为骆士宾的死良心不安，他做的坏事很多，算是老天对他的惩罚吧。”水自流如是说。

秉昆问：“她为什么请你做顾问呢？”

“当年我手下的弟兄们，如今一多半成了商场上的人，有办公司的，有办厂的，还有空手套白狼的。不论谁想发展壮大，单打独斗都挺难，互通信息互相借力商机才多。如果大家都讨厌一个人，合伙拆一个人的台，那个人的公司就很难发展。骆士宾仗着巴结上了一个日本投资人，根本不把当年的哥们儿放在眼里，狂妄得很，今天扬言要吞并那个，明天放话要整垮这个，早就招人恨了。他一死，那女人完全继承了公司。她担心大家合伙来算计自己，自然想找保护伞。当官的没谁愿意充当她的保护伞，怕骆士宾遗留下了什么违法的事，惹一身骚。她就想到了我。我在当年的哥们儿中还有点儿声望，起码可以保护她不受我当年那帮哥们儿的欺负。为她当顾问，我每年又多了一笔收入，我想用那笔钱做点儿自己想做的事。”水自流的话说得极可信。

秉昆又问：“你就不怕惹上麻烦吗？”

水自流笑道：“如今搞私营的，哪能完全守规矩呢？没偷税漏税过，还没虚开过增值税发票吗？还没买卖过发票吗？那些都没干过，还没送礼行贿过吗？一旦送礼行贿了，谁还敢说自己是绝对干净的商人呢？该抹平的事，我基本上都帮她抹平了。以后有我做顾问，方式高明点儿，就不会惹出什么大事。”

秉昆想到自己当上“和顺楼”的主管后，水自流说的那些事也都干过。每到节日，韩文琪送份名单来，自己必定要派人照单送礼，有时也亲自送现金，便不再多问什么了。

水自流走后，周秉昆高兴得想唱歌。虽然他对于骆士宾的死不无罪过感，但喜悦还是主要的。世上唯一想夺去自己一个儿子的人死了，没法不喜悦的。

几天后，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监狱视察，照例由有才艺的犯人组成的文艺宣传队表演节目。周秉昆在台上的状态最为活跃，展现出了不似犯人的饱满向上的精神面貌——那正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希望看到的，便又受到了表扬。

脱下了囚服，换上自己的衣服后，周秉昆竟有几分留恋监狱了。

十二年中，他交了些犯人朋友。几乎所有的犯人都认为他是被人罩着的，没人敢挑衅他，有的还巴结他。尊敬却并不巴结他的品行良好的十几个犯人，渐渐成了他的朋友。犯人中也有品行良好的人，他们有的是因为被人利用不知不觉地卷入了经济案件，有的其实原本是像他一样的好人，因为一时丧失理智伤人犯法。他们尊敬周秉昆，起初是因为看望他的朋友多。犯了事的人还有许多朋友常到狱中看望，他们相信这样的人可交。后来，则因为他自己的表现。每次亲友为他带来了什么吃的用的，他都会请同监号的犯人一块儿吃，或送给需要的人用。

犯人间即使成了朋友，那也不可以用“狱友”二字。管教干部专门给犯人们开会强调过，都成了犯人了，还交什么朋友呢？朋友二字不属于犯人，犯人之间只能是互相监督的关系。犯人之间的平等，也只能是平等的互相监督的关系。

然而，犯人之间还会有朋友关系，周秉昆已在狱中交了些信得过的朋友。

他身上那套专为“和顺楼”副经理量身定做的制服，散发着冲鼻的霉味，生出了毛茸茸的细小白斑，如同十二个年头压缩后制作成的臭豆腐干，一朝忽然开坛拆包似的。

张管教后退一步，颇觉歉意地说：“对不起了啊。”

周秉昆明白他为什么那样说。犯人即将出狱，通常狱方至少会提前一星期告知家属，以便家属预先送来换穿的衣服。不知为什么，狱方昨晚才通知周秉昆今日一早正式出狱，并悄悄告诉他切勿声张。

“明白。”犹豫了一下，他低声问，“有人接我吗？”

张管教说：“会有吧，我们昨天中午通知了你儿子。”

秉昆虽知张管教指的是自己哪一个儿子，还是忍不住问：“周聪吗？”

张管教说：“对，通知他最方便啊。”

十二年间，周秉昆家最大的变化是周楠到美国留学去了。他高中毕业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法学院，表现优秀，成为公派留学生。

周聪也已大学毕业，学的是曾经很热门的企业管理。企业都不景气，专业等于白学，找工作时四处碰壁。正焦头烂额、心浮气躁之际，伯父周秉义登门了。不待母子二人开口相求，周秉义主动说他是为周聪工作来的。

周秉义早已不是军工厂的党委书记了。他任职期间，军工厂成功转型为中方控股的合资家电工厂，主要生产电视机和录像机。市场饱和后，他们改造了一下流水线，调剂着生产微波炉什么的。周秉义劳苦功高，被任命为本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一年里除了开会，他在a市的时间不是很多，与郝冬梅又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尽管组织上评价不错，但他离任前后还是引起了一片骂声。军工厂三分之二的工人只获得了极少补偿，就被彻底买断工龄遣散为无业市民。宣布他将调走后，职工宿舍区许多人家放起了鞭炮，曾经的几名电工在电线杆上安装了一只大喇叭，反复播放毛泽东的诗词歌曲《送瘟神》。那些口口相传的关于他是一名好干部的种种事迹，也变成了他收买人心、虚伪、狡猾、善于施展蒙蔽手腕的确凿证明。

松花江酱油厂也即将卖给个人，周秉义离任前又做了一件“虚伪”事，将常宇怀的儿子常进步“抢救”回他父亲的厂里，为的是使他不至于也失业。

周秉义将几位中方代表召集到一起，专门开会。他严肃地嘱咐说：“希望你们能以对党负责的态度关照好小常，如果我听说小常受了什么委屈，即使我已被调到外省，也肯定会回来替烈士儿子向你们讨公道。”

常宇怀在军工厂的名声依然可敬。几位中方代表或是由周秉义本人推荐，或是由别人推荐他点头同意，他们对他的话自然诺诺连声。原军工厂的工人们，无论已成了合资家电厂工人的人，还是被买断工龄实际失业的人，对于安排小常皆无异议，但对于周秉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爱心，为数不少的人认为是卑鄙。

“卑鄙！简直太卑鄙了！他那么做无非是想利用小常挽回一点儿形象，减少一点儿骂声嘛！说他狡猾真没冤枉了他！”此种言论几乎成了共识。

周秉义是背着“汉奸”“卖国贼”“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官迷”这样一些骂名去上任的，实际上他的职级并没有升，仍是平调。对于他的人格形象所蒙受的巨大损失，组织上并未抚慰。

没有手机和微信的年代，民间口口相传的力度也十分了得。不胫而走，聚蚊成雷，民间的风评往往会使一个人迅速身败名裂。

周秉义出现在弟媳和侄子面前时，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他的头发白了许多，明显的稀薄了。显然，他在市委书记的职位上也举步维艰，干得极不顺心。种种骂名先他而至，群众对他极不信任，自然也极不欢迎。在通往市委那条街的楼体和树干上，曾出现过号召人们抵制他到任的标语。当地公安部门要介入调查，他坚决阻止了。

他是晚上出现在弟弟家的，没敢坐小车，也没让妻子郝冬梅陪着，独自一人乘了几站车步行了半个多小时，为的是能在天黑以后才到达弟弟家门口。

周秉义知道有些军工厂工人的亲戚住在光字片，他怕自己白天出现在光字片，被人认出后引起不愉快的事情。

他这个曾经的光字片住户教育子女学习的楷模，已经对自己的生长地没有多少感情可言。他认为，自己的那些骂名肯定早已传遍了光字片，也肯定早已抵消了他们周家在光字片树立的好形象——这也差不多都是事实。

他在接近光字片时，心情是那么惴惴不安，如同一个偷偷回家的人人皆知的贼或逃犯，同时还内心怀着对已故父母的羞愧。

他说回来开会，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会，自己不参加完全可以，主要是回来落实一下侄子的工作问题。

妻子郝冬梅在电话里把周聪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困境告诉了他，他认为自己应该借开会的机会回来落实一下。如果专程回来，一旦传开，他就更难开展工作了。

周聪感谢大伯的关切，同时矜持地请大伯不必太替自己操心。他打算到北京碰碰运气，或到南方去闯一闯。

周秉义对“北京”二字反应特别强烈，坚决反对。

周聪问：“为什么？”

周秉义反问：“还用我往明了说吗？”

周聪想到了表姐周玥。十二年前，周玥因与周楠闹出的那一场表姐弟“早恋”，与她的母亲发生了冷战，一日又骗过母亲逃到了北京，找到了生父冯化成，结果不久就被冯化成以“政治避难者”的身份带到了法国。女儿失踪，害得周蓉几乎疯掉。收到女儿从法国寄来的信后，她火烧眉毛似的去往法国找女儿了，而那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周聪又问：“我去南方呢？”

周秉义说：“我们周家的第三代三个人，为长辈惹的麻烦还少吗？如果你到南方去了，这个家可就只剩下你妈一个人了。以后，也只有你妈独自一人去看你爸爸了，你就不考虑考虑那么一来，你爸爸的心情将会怎样吗？”

周聪说：“我妈可以约上晓光姑父一起去。”

周秉义说：“你妈和晓光姑父一起去看你爸，与跟你一起去看你爸是一样的吗？”

周聪就不吭声了，然而看上去，他并不是多么愿意接受伯父的关照。

周秉义又说：“周聪，你应该更懂事一些了。你姑已经十多年没回过国，这意味着什么？你平时就不想想吗？你晓光姑父实际上还是不是你姑父，连我都不清楚，你婶和你妈更不清楚。如果有一天人家声明不是了，我又在别的城市，你婶又不是一个特能排忧解难的人，她老母亲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都照顾不过来，而你爸……你忍心撇下你妈到南方去吗？”

周秉义说得伤感，霎时泪光闪闪。他想吸烟，连摁几次也没摁着打火机。郑娟替他打着了，他才吸了那支烟。

周聪还是坚持己见，说自己走后，母亲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即使晓光姑父不再是亲戚，爸爸那些好朋友也绝不会袖手旁观。

周秉义瞪着侄子，夹烟的手抖抖的，半天才说出几句话：“周聪，你给我听明白了，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主要是为什么回来的！我这个人，从来没为亲人动用过什么关系。我此次回来，是第一次这么做！你真的对我的好意一点儿都不领情吗？”

周聪低头不语。

始终没插话的郑娟再也忍不住了，对儿子喝道：“周聪，你给我抬起头来！”

周聪刚一抬头，脸上便挨了妈妈一记耳光。

郑娟训道：“你刚才那番话叫作自私！自私透顶！你爸那些朋友现在处境怎么样你不清楚吗？你爸如果不是你大伯的亲弟弟，他犯得着为你工作的事操心吗？跟你大伯认错！说一切听你大伯安排，他怎么安排你就怎么服从！”

郑娟急哭了。

……

二〇〇一年七月五日上午九时，监狱的铁门在周秉昆背后关严了。他看到周聪时，周聪已是a市晚报的记者了。周聪身旁站着蔡晓光，蔡晓光身旁是一辆崭新的白色轿车。

车驶出后，周聪对周秉昆说：“爸，这是我姑父的车。”

秉昆问是什么车？

蔡晓光说是俄国原装“伏尔加”，他有意强调了“原装”二字。

只有在与人谈文艺时，周秉昆头脑里才会接受“俄国”二字，这时所说的“俄国”专指十月革命胜利前的沙俄帝国，也就是中国北方人常说的“老俄罗斯”。在谈别的事时，他头脑之中就只有“苏联”，断没有什么“俄国”。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在他的头脑之中是严格区分的。若将两种概念混淆，在从前年代会被认为别有用心。

“是苏联原装吧？”

他也强调着问道，完全是条件反射使然。

蔡晓光说：“我没说错，是俄国原装。苏联已经成为历史了，翻过去了。”

周秉昆大惑不解，扭头看看与自己并排坐在后座的儿子。

周聪说：“爸，苏联不存在了，解体了。”

“胡说！怎么可能！”

“爸，真的。”

“那……怎么就叫解体了？”

“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你一点儿都不知道？”

周秉昆确实一点儿都不知道。被判十年以上刑期的重刑犯，亲人带给他们的书、报、杂志是经过严格审查的，犯人之间也禁止谈国内外政治。每个监号的犯人中都有狱方指定的思想监管员，他本人就是，并且是多次受到表扬很负责任的监管员。

周秉昆郁闷地摇摇头。

周聪说：“妈去看你，不会跟你说那些。我、姑父和大婶去看你，不便跟你说那些。以前不知道也不遗憾，以后再讲给你听吧。”

他也就只有点头而已。

周聪掏出手绢，想将他制服上的一块白斑擦掉——不料白斑下的布已经有些腐朽，一擦反而便擦出了破绽。

“真受不了这味儿。”蔡晓光摇下了车窗。

三人间一时无语。

过了好一会儿，周聪说：“姑父，把车窗摇上吧，我怕我爸着凉。”

周秉昆说：“没事。我现在身体更棒了，不那么容易着凉。”

蔡晓光还是将车窗摇上了。

周聪忽然搂住父亲，不顾味儿不味儿的，将脸埋在父亲肩上，耿耿于怀似的说：“爸，我不会再承认楠楠是我哥了，我恨他。”

他要哭起来。

周秉昆轻轻推开他，和善地说：“别这样，吸入有毒的东西会生病的。刚才说过的话以后再也不许说，更不许当着你妈的面说。你哥既然已经认错了，那你就要原谅他。”

周聪说：“咱们家不好的事都是他引起的。若不是他，周玥也不会那样，我姑也不会到法国去。”

周秉昆说：“他和你表姐的事不能全怪他。”

蔡晓光说：“周聪，我同意你爸的话。聊点儿别的，尽聊些不开心的话多没意思！”

他率先聊起了开心的话题，说他这名党员与组织的关系已经融洽多了：“我当年心里不痛快，那也是因为父亲的事当年影响了我的人生。我父亲出事前，我的人生顺风顺水。但深受父辈们问题影响的岂止我一个？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过去的就过去了。何况后来党为我父亲彻底平反，对我父亲的政治评价还是蛮高的，对我也尽量予以照顾，在分房子、评职称方面并没有亏待我。”

蔡晓光很诚恳，他说自己心里不痛快、没想开的那一时期，导演事业的前途一片暗淡，想排的话剧通不过，死乞白赖非排成不可的，要么不许公演，要么公演不许宣传评论。而不管有没有评论，往往也就只能送出些关系票，比不许公演强不了多少。

“我那时自筹资金，自己改编剧本，导演契诃夫的《变色龙》《第六病房》，还有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省市管文艺的领导一次次找我谈话，不解地问，你为什么偏要导那些呢？我心里说，为什么还用问啊？心里不痛快呗！苏联解体后，有位在省里管文艺的大领导又一次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说，蔡晓光啊蔡晓光，党对你父亲盖棺定论的评价你并不是不知道嘛！党既然最终承认了你父亲是对党忠心耿耿的好干部，你也该成为一名好干部子弟嘛！今天我给你交个底，尽管你一再成心跟党闹别扭，使党很为难，但到目前为止，如果我这样一些人可以代表党的话，那么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党可是依然将你看成自己人！他那一番话，差点儿把我说哭了。他承认我是有才华，但是他认为我的才华应该用在正地方，坦率地批评我以前并没将才华用在正地方。他问我愿不愿意将高尔基的《母亲》搬上舞台，说只要我愿意，费用根本不成问题，都可以朝一流水平去做，总之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设备给设备。我立刻就醒悟到将高尔基的《母亲》搬上舞台的重大政治意义了。我问，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找我呢？他说，由别人来导也许就只能体现政治意义，由你来导意义则不同了，你已经是省里导苏俄话剧的招牌了嘛，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啊，由你改编由你导，那就不仅是宣传了！我一寻思，既然方方面面都有保障，这事干得过，干吗不接呢？于是就接了，公演后一炮打响，开了几次研讨会，好评如潮，我的职称也由二级导演升为一级导演了，我与党之间的小疙瘩一下子彻底解开，关系完全理顺，钱也越挣越多了。秉昆，你放心，什么都别愁，你的工作包在姐夫身上了……”果然是开心的话题，蔡晓光讲得喜上眉梢，给人前程似锦的印象。

周聪替他说：“我姑父现在已经是省戏剧家协会和电视剧艺术家协会的跨界副主席了。”

秉昆不由得问：“怎么也与电视剧扯上了？”

周聪又替蔡晓光说：“我姑父也导了好几部电视剧，有两部还在央视黄金时段播过，都获奖了。”

蔡晓光说：“话剧这事，费力难讨好。话剧的时代过去啰！电视剧的时代开始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啊。自从我与各方面搞好了关系，一切都顺了，再也不必为导什么而自筹资金，艺术家的尊严也大大提升。现在我总算活明白了，人生一世，都只不过活的是某种想法。有的人想法就不实际，结果不但自己活得不痛快，还影响得别人也不痛快。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指想法的改变。想法一变，就没什么事非得怎样、不能怎样的。”

秉昆不由得又问：“那你以前是怎么一种想法呢？”

从后座看蔡晓光，他后脑勺上的头发已经快掉光了。多数人的头发从前往后秃，少数人的头发从后往前秃。按北方民间的说法，头发从后往前秃的人，后来的人生往往会更精彩——别人从前边看已秃顶了，头发从后往前秃的人，前边的头发还多着呢。

秉昆替姐夫感到欣慰。

蔡晓光反省似的说：“从前太不懂规矩了呀，不许导什么，偏要导什么，心想凭什么你不许啊？现在明白了，你总做人家反感的事，凭什么还指望人家喜欢你呢？不待见你，好事当然就全没你的份儿！现在情况不那样了，人家抬举咱，咱就导那种使人家高兴的呗。人家一高兴，什么好事都忘不了咱，有时咱自己还没好意思开口要呢，人家却主动想到咱了。双方相敬如宾，不是比你看着我不顺眼、我看着你来气，一直别别扭扭的强多了吗？”

车已驶入市区，秉昆怕姐夫分神，不再跟他说话了，也不许周聪跟他说话。

蔡晓光把车开到了一家洗浴中心。“红霞洗浴中心”不在了，那幢楼卖给私人，改造后变超市了。这一家洗浴中心却很火，全市最高级的洗澡地方，私人开的。十二年间，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些有钱人，一些有能力有胆识的人。原属国有的大楼或工厂，只要卖，他们便接手买下。一改公为私，似乎就“柳暗花明又一村”，赚得盆满钵满，有钱人更有钱了。

这家洗浴中心果然高级，装修成了阿拉伯风格，异国情调十足。

秉昆不安地问：“干吗来这种地方？”

晓光说：“带你来享受享受嘛！”

周聪也说：“爸，你只管舒舒服服地洗吧，反正我姑父埋单。”

秉昆不高兴地说：“你姑父的钱就不是钱啦？”

晓光笑道：“我也不必埋单。老板是朋友，预先打好招呼了。”

这些洗浴中心的高级之处还在于有单间，他们三个包了两个单间。晓光自己在一个单间洗，秉昆和儿子在隔壁的单间洗。单间不但有小浴池、淋浴间、桑拿房，还有床，不知从何处放送着绵软的音乐。

秉昆浸入池中，闭上双眼，听着音乐，不一会儿就泡得浑身松垮、昏昏欲睡。十二年前，在春燕当经理的“红霞洗浴中心”泡一次澡，他就感到无比享受，这么高级的洗浴地方他做梦也想不到。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听到儿子周聪叫他。睁开眼，周聪已在池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