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2/2）
“就是安全的，我告诉你。”
她看着他。他脸庞发青，嘴唇紧紧抿成一条线，似在狠狠地谴责。
她声音颤抖地说：“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是这孩子的父亲？你的意思是这孩子的父亲另有其人？”
他愤恨地瞪着她：“我怎么知道？你说除了我你没和别人上过床，可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呢？我听过不少关于你和兰尼的事。大家都在谈论你。那时候你自由惯了，难道现在就会改了？”
她又跌坐回椅子上。她和诺姆说起过她对性的恐惧、对男人的恐惧，以及对她所不了解的那部分世界的胆怯。当时他温柔地听着，充满爱意地抚着她的脸，紧紧抱着她。她曾以为他能理解，因为尽管他在军队时有过一些冒险经历，但他和她有一些共同之处——害羞、恐惧和胆怯。她以为自己已经逃脱了，但她所做的一切只是引敌入室，让他进入她的身体。它就在那里生长。他和他们的思考方式一样；他，和他们一样，认为他对她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他是男的，她是女的；他也像他们一样，相信他们用于形容女人的，称之为贞操和纯洁，或是婊子和荡妇的东西。但他很绅士，值得尊重，他已经是男性中出类拔萃的人之一。如果他也和他们一样，那就没有希望了，就一点儿都不值得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了。她又向后靠了一点儿，然后闭上眼睛，轻轻摇晃着椅子。她的意识进入了一片安静而黑暗的领域。死亡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此刻她不必想这些。她所要做的，只是找到一条出路，而她已经找到了。她终究会死，这一切终会结束，都会过去的。她再也不会有现在这种感觉，多少年来，她一直都有这样的感觉，只是现在更为强烈，仿佛火箭在她的全身炸开。她的胃，她的头，比心更痛。身体里迸出火与泪，那泪水如愤怒之火一般灼热、刺痛。没什么可说的。他就是不明白。这种伤痛太深了，好像她是孤身一人，好像她是唯一有此感受的人。一定是她错了，尽管她丝毫不觉得。没关系，什么都无所谓了。
过了很久，诺姆走近她。他跪在椅子旁，“亲爱的，”他温柔地唤着，“亲爱的？”
她仍然摇着椅子。
他把手放在她肩头。她颤抖了一下，躲开了。
“走开，”她有气无力，无精打采地说，“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他拉过一个脚凳，坐在她旁边，抱住她的腿，头靠在她膝盖上：“亲爱的，对不起。我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完成学业。或许家里人可以帮帮我们。”
她知道他说得没错。她知道他只是害怕，和她一样害怕。但他觉得他有权利责怪她。她得知消息的时候也很心烦，但她并没有责怪他。她只把它看作两人的共患难。她把手放在他头上。那不是他的错，只是诸事不顺。没关系，她终会死去，会远离这一切。她碰到他的时候，他哭了。他的确和她一样害怕，或许比她更害怕。他把她的腿抱得更紧了，他啜泣着，道着歉。他不是有意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幼稚得可笑，他很抱歉。他紧紧地抱着她，哭泣着，她缓缓抚摸他的头。他振作起来，看着她，抚摸她的脸颊，他讲笑话逗她，擦去她脸上的泪水，把头靠在她胸口。这时，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簌地从她眼眶中落下来，惊吓之余，他一把拥她入怀，不住地说：“对不起，亲爱的，天哪！对不起。”她想，他以为她是因为忠诚遭到怀疑而哭吧，他不知道的，永远不会知道，永远不会明白。终于，当她不再泪如泉涌时，他对她笑了笑，问她饿不饿。她明白了，起身去做晚饭。一月，孩子出生了。过了一年半，她又生了一个。诺姆的父母借钱给他们，还写了借据：借八千美元，于工作后还。这之后，她又买了一个子宫帽。可是从那时起，她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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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崇拜的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反感阿诺德·贝内特 [36] 的写作方式。她在一篇文学宣言中抨击了他的写作方式。她觉得他太过于强调现实和数字，以及肮脏的英镑和便士等与人物出场不相关的外在因素。她觉得，小说人物的个性，能够通过人物的口音、穿了十年的冬衣和装满蔬菜与通心粉的网袋表现出来，借助一个眼神、一声叹息，艰难走下火车台阶，消失在利物浦的昏暗灯光里来刻画，而不需要通过个人银行账单来看清他们的性格。我不太关注贝内特，我喜欢伍尔夫，但我觉得，这肮脏的英镑和便士在塑造罗达和伯纳德 [37] 这两个人物形象上，起到的作用比她想象中大。哦，她是知道的。她明白需要五百英镑度过一年的感受，知道需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的感受。她可以想象莎士比亚有个妹妹 [38] ，却为她构想了一个暴力的、末日般的结局，然而，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你也看到了，没那个必要。我还知道，有许多中国女人，因为嫁给她们憎恶的人，过着自己都鄙夷的生活，后来投井自杀。我不是说这样的事不会发生。我的意思是，这并不经常发生。如果这种事常有，那我们也不用担心人口问题了。要毁掉一个女人，比这简单的方法多了去了。你根本用不着强奸她或杀了她，你甚至不用打她。你只需要把她娶回家。你甚至都不必这么做，你只需要让她在你的办公室做一份周薪三十五美元的工作。正如伍尔夫所想，莎士比亚的妹妹跟着哥哥去了伦敦，但她并没有到达那里。出门在外的第一晚，她被强奸了，身体流着血，内心也遭受重创。她踉踉跄跄地走到下一个村庄，找个地方躲了起来。不久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保护自己和孩子，她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找到一个对她迷恋不已的男人，意识到她说什么他都会相信，于是和他睡了。几个月后，她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他，他负责地娶了她。提早出生的婴儿让他生疑，于是他们吵架，他打了她，但最后他还是忍下了这口气。因为这种局面对他有利：他在家里要多舒服有多舒服，还能享受到一些连母亲也给不了的东西。如果他不得不忍受这个可能不是自己亲生的哭叫的孩子，那么，现在他觉得，乡村小酒馆里那么多的男孩，没有谁就一定是他父亲的孩子或者他孩子的父亲。可是，莎士比亚的妹妹吸取了全天下女人都该吸取的教训：男人才是我们的终极敌人。同时，她也知道，如果不找一个男人，她就无法独自在这个世界立身。所以，她用上了她的才能，她把本用来创作戏剧和诗歌的才能用于话术，而非写作。她用言语对付男人：她苛求、哄骗、逗弄、引诱、算计和控制这种上帝认为有权掌控她的生物，他很愚钝，所以她对这粗笨的白痴不屑一顾；他又令人生畏，因为他能对她造成伤害。
两性之间的天然联系就这么多。
可是你看，他不必经常打她，他也不必杀了她，如果这样，他就没有女仆了。英镑和便士本身就是强大的武器。当然，它们对男人来说很重要，但对女人来说，更加重要，尽管她们的劳动大多是免费的。因为女人，甚至包括未婚的女人，都被要求进行同样的劳动，不管她们是否接受过训练，也不管她们是否喜欢，若没有那些闪闪发光的英镑和便士，她们就无法摆脱这些。多少年来，她们用厨刀刮下尿布上的屎，她们四处寻找便宜两美分的四季豆，她们学会听到咳嗽声就醒来，她们伤透脑筋去计算最有效、费时最少的方法为男人们熨烫白衬衫，清洗厨房地板并打蜡，一边照顾家里和孩子一边工作，或者把去酒馆的钱存起来，供孩子上大学——这些不仅需要精力、勇气和头脑，而且构成了生活的真正核心。
你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说，是啊，可谁又感兴趣呢？你可以去读那些有关鲸类、堆料场和铆钉的文章，或者《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39] 。说实话，我对这些肮脏细节的厌恶并不比你少。我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会提到这些细节，却不过多描写。它们往往蕴含在背景当中，如同不可见的飞逝的时间。可是，肮脏的细节并非大多数女人生活的背景，而是她们生活的全部。
米拉已经沉下去两次，而且，她还会再沉下去。然后，她就会被淹没。多年的成长与准备后，她成熟了——生过孩子，不就成熟了吗？然后开始堕落。伍尔夫是知道的，她常常注意到女人们在婚后是如何堕落的。而米拉的下沉，甚至沉溺，也算是明智之举，以接受无力改变、不可避免的事实。可是，当她哭着步入婚姻的殿堂时，她是对的；当她哭着坐在摇椅上，想要选择死亡时，也是对的。
我们的文化理念认为，强大的个体能超越他们所处的环境。就我而言，我不太喜欢哈代、德莱塞或华顿的书，他们把外部世界描绘得太过强大、不可抗拒，让个体毫无机会。我开始变得不耐烦了，我不断感觉到这纸牌游戏的不公平。不公平就对了，可是，如果真是这样，我就不玩了。我宁愿换一台赌桌，在那里，我可以保留我的幻觉，我只是在与概率对抗，我还有赢的机会。然后，如果你输了，你可以怪自己的技术不好。那是一种悲剧性的缺陷，就像罪过一样，这种解释令人欣慰。你还是可以继续相信，正确方法是有的，只是你还没有找到。
我最尊敬的人，比如卡西雷尔 [40] ，那个美丽的灵魂，坚持不让内心被外界触碰。真能做到吗，你怎么看？我从毕生所读中明白，精神生活是卓越的，它能超越一切身体的堕落。但我却没能体验到这点。如果你的身体一天到晚都在处理屎和四季豆之类的事，你的精神世界就免不了充斥着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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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姆认为怀孕全是米拉的责任，这使她大受影响。尽管她认为这不合情理，诺姆的行为却比任何理性的争论更加有力——他为妻子的叛逆行为向父母道歉，因为她确实做了他们警告她不要做的事。他对米拉多么亲切宽容，承认第一学年的成绩不好确实不是米拉的错。这意味着，现在的一切都是她自作自受了。那东西在她的体内生长。她开始想吐，像一滴油被一只靴子踩散。她所在的屋顶修理公司不欢迎孕妇。怀孕是污秽的事情，应该像用过的卫生棉一样被藏起来。米拉把所剩无几的骄傲尘封起来，去公司乞求老板。她解释说，她的丈夫还是个学生——一个医学生。那是一个神奇的词。他们准许她工作到怀孕第八个月，告诫她要保持干净、整洁、精神饱满。
整个孕期，她都很不舒服，不停地恶心、腹痛。她从没想过这是由身体不适引起的。她的肚子一天天鼓起来。到七个月的时候，她感到非常难受。为了不让胃难受，她不停地吃东西，体重增加了十六公斤。在最后两个月，她停止工作后，身体便开始严重失衡，甚至走路都费劲，躺着也不怎么舒服。大部分时间，她坐在昏暗的起居室里，在身体两侧放上靠垫以支撑她的大肚子，脚搭在脚凳上，读着《追忆似水年华》。她要上街买东西、打扫房间、做饭，还要把衣服送去洗衣店洗（她对此还有些许憧憬，因为孩子出生后，这会成为她的一大乐事，她可以独自出门，只有一个不会哭的大白洗衣袋陪着她）。此外，她还要熨烫床单和诺姆的衬衫，缴纳各种费用，阅读报纸上的菜谱，试着寻找一些有趣而别致的方法来烹饪廉价的食材。在这期间，她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动脑。
我不知道自愿怀孕是什么感觉。我想，那种体验和我所认识的女人的体验是非常不同的。或许会很快乐——女人和她的男人共享的快乐。可是，对于我认识的女人来说，怀孕是一件可怕的事。并不是因为它很痛苦——其实不是，只是不舒服而已。而是因为它彻底毁了你，把曾经的你抹得一干二净。你已不再是你，你必须忘记自己。你看见公园里有一片绿草地，你很热，想去那里坐一坐，甚至在凉丝丝的草地上打个滚儿，可是你不能；你只能摇摇晃晃地走到最近的长凳，轻轻地坐在上面。做什么都要费很大的劲儿，从高高的架子上拿一听罐头成了大问题。即使失去了平衡，你也不能让自己摔倒，因为除了你自己，你还得对另一个生命负责。避孕套上的小针孔将你变成了一个行走、说话的载人车辆，如果这非你所愿，就会变得非常可怕。
怀孕是一次漫长的等待，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明白，彻底失去对自己生命的控制意味着什么。没有了咖啡时间，也来不及恢复身材和自我，只能打起精神准备分娩。那个让你身体膨胀，顶着你的胃好像肚皮快要裂开，从里面把你踢得面色发青的东西，哪怕是一个小时，你也别想摆脱它。你甚至不能回击，因为那样会伤到你自己。这种战斗状态已经和你融为一体。你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孕妇。你像是战壕里的士兵，又热又闷，处处受着限制，还厌食，但你不得不待在那里，而且一待就是九个月。这个士兵甚至开始渴望开战，即便牺牲或者残废也心甘情愿。你甚至盼望分娩之痛早些来临，因为那样就不用再等了。
正是这种失去自我的感觉，使孕妇们常常看上去眼神空洞。她们不让自己去想这种难以忍受却无能为力的状态。即便事后想起，也是令人沮丧的。毕竟，怀孕才只是开始。一旦孕期结束，你才真的完了。孩子生下来，那是你的孩子，而且在你的余生，他都会向你索求。你的余生，你的整个人生就这样在你眼前展开，在那用垫子撑着的大肚子里。从那里看去，仿佛看到一连串奶瓶、尿布、啼哭和喂食的画面。你没有自我，只有等待；没有未来，只有痛苦；没有希望，只有烦累。怀孕是最严格的训练，是最有力的强制纪律。和它相比，那剥夺人的个性、将人训练成没有人性的机器的军队纪律也显得宽松了许多。士兵还有休假，在这期间找回自己的身份；如果他们愿意铤而走险，还可以和上级顶嘴，甚至不接受管束。晚上，当他躺在床铺上时，还可以打扑克、写信、回忆，憧憬退伍的那一天。
所有的这些都是米拉没有想过，或者根本不愿意去想的。在这几个月里，她学会了噘着嘴唇，皱着眉头忍受着。她把这种处境看作她人生的结束。从怀孕开始，她的人生就属于另外一个小生命了。
若你要问，这女人为什么会接受这一切？这个问题无从追索，这就是天性 ，无从解释。她必须服从天性，努力接受自己无法改变的命运。然而，心灵是不易被征服的。怨恨和反叛在内心滋长，那是对天性本身的怨恨和反叛。有些人的意志被打垮了，但那些没被打垮的，在她们的有生之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我所认识的所有女人身上，都有一丝反叛者的影子。
18
怀孕的最后一段时间，米拉只能小睡一会儿，因为她的肚子太大，不管用什么姿势，过不了一会儿就会觉得不舒服。为了不吵醒诺姆，她经常轻手轻脚地起来，穿上那件唯一穿得下的棉睡衣，踮着脚尖走到厨房。她泡上一杯茶，坐在餐桌前，一边喝茶，一边茫然地盯着墙面。不知是谁在上面贴了一层黄色墙纸，上面画着一些冒着炊烟的红色小房子，每座房子旁边都有一棵绿色的小树。
一天夜里，她连坐也坐不住了，便在厨房里走来走去。走了一个小时，什么也不想，只是听着自己体内的动静。肚子开始痛了，她叫醒了诺姆。他给她做了检查，数着她的脉搏，开玩笑说，幸好他上学期学了妇科。他说，分娩时间还没到，但还是要送她去医院。
护士的态度冷冰冰的，动作也不温柔。她们让她坐下，了解了一些信息：父亲的名字、母亲的名字、地址、宗教信仰和“蓝十字会 [41] ”号码。然后，她们给了她一件病号服，叫她去一间好像体育馆更衣室的屋子里换上，那里又湿又冷，还有股味儿。此刻，她的肚子隐隐作痛，屋子里恶浊的冷空气侵袭着她的皮肤，让她感到恼怒。她们让她躺在一张台子上，为她剃阴毛。水是温热的，可洒在身上很快就变凉了，她开始颤抖。然后，她们开始给她灌肠。她差点儿崩溃了，难以相信她们会这样对她。她的肚子和下腹越来越疼，好像内脏撕裂了一样，像是有人用锤子敲打她的骨盆。疼痛没有丝毫减弱和终止的迹象，一刻不停。同时，她们往她的屁股里注入温水。水流以一种不同的节奏跳动上升，然后，突然出现的另一种绞痛令她不禁弓起了身子。当这一切结束后，她们让她从台子上起来，推着她去了另一间屋子。屋里空荡荡的，除了必要的设备，什么也没有：白色的墙，靠墙两两一组摆着四张床。她们把她的脚抬起来放进一条马镫形的皮带里，然后在她膝盖上搭了一块布。一会儿又有一个护士走进来，掀开布，观察一下。走廊外，带轮子的病床排着队等着进产房。病床上的女人们呻吟着，有的在号哭，有的一声不响。其中一个尖叫道：“妈的，莫里斯，你个浑蛋！”另一个不住地垂泪：“哦，上帝啊，亲爱的上帝，马利亚，耶稣，约瑟，救救我，救救我！”护士们从走廊穿过，也不理会她们。一个女人尖叫起来，一名护士回过头，厉声呵斥道：“别像个孩子似的！你以为你要死了啊！”
米拉后面那张床被粉色的帘子围了起来，帘子就挂在墙上，用铁环穿在两面墙之间的铁条上。床上的女人不停地大口喘气：“啊嗯，啊嗯！”她叫护士，却没人进来。她叫了好多次，最后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一个护士跑了进来。
“又怎么了，马蒂内利太太？”语气中带着恼怒和蔑视。米拉看不见那个护士，但能想象她站在那儿，背着双手，脸上带着一丝嘲讽的样子。
“是时候做脊椎麻醉了，”那女人以孩子般的委屈声调呜咽着，好像一位无助的受害者，“快叫大夫来，是时候了。”
护士没吱声，只听到床单掀动的窸窣声。“还不是时候。”
那女人歇斯底里地叫起来：“是了，是时候了！我当然知道。我已经生过五个孩子。我知道应该什么时候生，不然就太迟了。这种事以前就有过，那次就是太晚了，来不及麻醉了。去告诉他，赶快告诉大夫！”
护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面色灰白，穿着皱巴巴的套装。他走到马蒂内利太太的床边，说：“我听说你在吵闹，是怎么回事啊，马蒂内利太太？我以为你是个勇敢的姑娘呢。”
女人的声音畏缩地低了下去，变成了啜泣：“啊，大夫，快给我做脊椎麻醉吧。是时候了，我知道是时候了，我生过五个孩子……我跟你说过上一次出了什么事。求求你了。”
“还不是时候，马蒂内利太太。你静一静，别打扰护士们。别担心，相信我，一切都会好的。”
她安静了下来。他步伐沉重地走了出去。米拉知道，他一定因为鄙夷这个女人而噘起了嘴。她紧闭着嘴。她下定决心，不能像那个女人一样。她不会发牢骚，不会孩子气，也不会哭闹。她要一声不吭。她会好好表现。不管有多痛，她都会做给他们看，女人也可以很勇敢。
可是，马蒂内利太太很顽固。只有医生在的那会儿她才会安静下来，就像一个被警告说再哭就会挨打的孩子，等父母离开房间，又继续哭闹起来。她小声啜泣着，自言自语着什么，不停地咕哝着：“我知道的，我生过五个孩子，不然就太迟了。哦，上帝啊，我知道太迟了，我知道，我知道的。”
米拉极力不去感知周围的事物。令她痛苦的并不是分娩。生孩子固然痛，但不是非常痛苦。令人痛苦的是这种场景，是冷漠与麻木，是医生与护士的蔑视，是躺在床上将双脚放进马镫形皮带里，让人随时可看到暴露在外的阴部这样的耻辱。她试着离开，找一个心安之处，在那里，这一切丑恶都不存在。她脑海里不断闪过一句话：没有别的出路了。
突然，马蒂内利太太又尖叫起来。一名护士进来，一面喘着气，一面生气地叹了口气。护士没有说话。马蒂内利太太一个劲儿尖声叫着。那名护士跑了出去，领来另一名护士。她们一把拉开粉色的帘子。米拉半坐起来。又一名护士跟着医生一起进来了。他们看到了米拉。
“坐下，躺着！”护士命令米拉，可她却坐起身来，笨拙地转过上半身去看。她们把马蒂内利太太的床推出屋子。米拉看到马蒂内利太太那屈起的膝盖间，一个毛茸茸的棕色小脑袋从粉色的产门里钻了出来。一名护士瞥了米拉一眼，迅速将一块布盖在马蒂内利太太的膝盖上。那女人一直在哭喊着：“啊，耶稣，帮帮我！上帝，救救我！”做脊椎麻醉已经来不及了，抱怨也来不及了。她们把她推进了产房。
19
一个半小时后，她们把米拉送回了家。她的分娩彻底停止了。她坐在房间里，绞着手指。诺姆去学校了，但他说无线电话会一整天带在身上。她坐在厨房里，盯着墙纸。下午三点左右，疼痛又开始了，可她没有动。她不吃也不喝。诺姆回家比平时早了一些，他回到家看见她，大惊道：“亲爱的，你在做什么呀？你应该在医院的！”他扶她起来，帮她下楼梯。她任由他摆布。
他们把她放到同一间病房的同一张床上。孩子要出来了，她感觉到了。疼得要命，但那只是肉体上的痛。她的心里还有另一种难以忍受的痛，比这还深的痛。她不住地想：“这种事，一旦你身处其中，就再也出不去了。”她反抗过，想要摆脱它。可事情还是发生了。它的发生违背了她的意愿，而且不受她掌控；它的结束也违背她的意愿，不受她掌控。病房，那些呻吟的女人，还有护士们，都渐渐模糊了。除了疼痛，她的脑中一片空白。她隐约感觉到有人给她打了一针，他们正推着她去什么地方。她听到医生责备的声音：“你要用力！用力！你要合作！”
“去你的。”她说，或者她以为自己是这样说的，然后就昏过去了。
他们用器械把孩子夹了出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太阳穴凹下去很深，头顶尖尖的。
第二天一早，医生来看她。
“你昨天怎么处于催眠状态？”
她茫然地看着他：“我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她躺在另一间病房里，周围拉起了粉色的帘子。光透过帘子照进来，世界变成了粉色的。
他们不让她看孩子。几个小时后，她开始问起孩子，他们告诉她是个男孩，很健康，可他们就是不抱他进来。
她从床上坐起来，蛮横地喊道：“护士！”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有这样的举止。护士掀起帘子进来，米拉抑制住怒火，说：“我要见我的孩子！那是我的孩子，我有权见他！抱他来！”护士吓了一跳，赶紧冲了出去。大约二十分钟后，另一名护士抱着一个用毯子包着的婴儿进来了。她站在离米拉半米的地方，抱着他，不让米拉碰他。
她气得发狂。“叫医生来！”她嚷道。幸亏医生还在医院里，不到半小时他就赶过来了。他忧心忡忡地看着她，问了她一些问题，比如她为什么想见孩子。
“因为那是我的孩子！”她吼道。注意到医生脸上的担忧，她靠回枕头上，冷静地说，“他们不让我见他，我担心他出什么事。”
他会意地点点头。“我让他们把孩子抱来。”他拍了拍她的手，温和地说。
她这才开始明白。鉴于她生产时的行为，他们以为她疯了，怕她会伤害孩子。几天之后，一名护士说女人有时确实会发疯，有时候，她们甚至企图自杀。这个症状有一个名字：产后抑郁症。她苦涩地笑了笑。是的，这样就叫作发疯了。每个女人得知自己怀孕都应该很激动，要生产时更应该欣喜若狂，她们会尽全力配合医生。她们都是听话的小女孩，孩子出生后，她们都高兴不已。她们会搂着小宝贝，轻声细语。当然，如果你不是这样，那就是疯子、怪人。谁都不会去问，女人为什么要杀死自己历经苦痛生下的孩子，或者在痛苦结束后还要自杀。但她已经吸取了教训。他们掌握着权力。你得表现得像他们希望的那样，不然他们就会把从你身上掉下来的、用自己的痛苦换来的孩子带走。你得理解他们的期待，并调整自己去适应他们，如果你能做到这些，就能在这世上生存。护士再次把孩子抱进来时，米拉对她笑了笑。她不相信早上护士说的话，又问起凹痕和尖尖的头部是怎么回事。她明白了，那些记号是她造成的，而不是天生的，只因为她没有用力。最后，护士把孩子放在她怀里，观察了她一会儿，就离开了。
这感觉真有趣。护士说，一定要扶住他的颈子，因为他撑不起自己的头。还有，不要碰他的头顶，因为那里还很软，头盖骨还没有闭合。真可怕。孩子看起来很老，干瘪得像个老头。他的头顶有一些绒毛。她确定护士走了后，便收起笑容，掀开婴儿毯。她朝里面看去，两条胳膊、两条腿，手和脚都是完好的。她一脸惊讶地看着他手脚上各十个小小的指甲，它们比身体其他部位要青一些。他浑身布满红色和青色的斑点。米拉紧张地抬头看看护士回来没有，然后松开尿布一侧的别针。他的阴茎小得像一条虫子，它突然竖起来，冲着她的眼睛喷尿。她笑了。
她把尿布别好，审视着孩子。她注意到他与家人的相似点，尤其像她死去的叔叔。他闭着眼睛躺在那里，可是他的嘴在动，小手还一捏一放的。她想，在那温暖而黑暗的地方待了那么久，他一定很害怕吧。当他张开小手时，她把小指放进他那小小的掌心，他一把握住。这一用力，那小小的指头有点儿发青，指甲盖也变得惨白。他握着她的小指时，她心里一动。他似乎想把它放进嘴里。她笑了。总是这样，总是这样，从最开始就是——我要，我要。她任由他抓着小指，引导他放到嘴边。他试图吮吸她的手指，尽管他还不知道该怎么做。她把他抱在胸前，和他一起躺下休息。他靠着她，放松下来，转身半面向着她。一会儿后，护士进来把他带走了。
米拉靠在枕头上，一动不动，感到怀中空落落的。她感觉体内正在发生着什么，一种拉扯感，从阴部周围开始，穿透她的腹部、她的胸口、她的心脏，直指她的喉咙。她感觉乳房胀痛，她想把乳头塞进他的嘴里。她想把他抱在怀里，想把手指放在他的掌心，让他靠着她，感受她的体温和心跳。她想要照顾他。她知道，这种感觉就是爱，一种比性爱还盲目、还不理智的爱。她爱他，因为他需要她；其次才因为他是她的孩子，是她身上掉下的肉。他很无助，得靠着她才能移动，好像她的身体就是他自己的，好像她是他一切需要的来源。她知道，从此以后，她的人生将受这个小家伙的支配，他的需要将会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她永远会努力去满足那一把抓过来的手，那犹如玫瑰花蕾般张开的小嘴，还得不时擦去喷在她眼睛上的尿。可是，不管怎样，因为那种爱，什么都值得了。那不只是爱，也不只是需要——那是绝对的意志，是一切疼痛的答案。
20
白天，米拉听到粉色帘子外有人在说话。她们说话声音很轻，就像在说悄悄话，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护士已经将她床边的帘子拉起来了，显然，她们是在确认她没有发疯后才这么做的。她在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里，里面还有另外三个女人。床都安着床头板，靠着墙。那些女人和她打招呼，仿佛她是她们正在等待的一位迟到的客人。
“哦，你醒啦！我们还尽量不打扰到你。”
“感觉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你的孩子可真漂亮。我看见护士抱他进来。他将来一定是个大嗓门！昨晚，他把整个产科病房的人都吵醒了。”那个女人大笑着说。米拉看见她嘴里缺了好几颗牙齿。
米拉被她逗笑了：“我还好，谢谢。你们呢？”
她们都感觉不错。她们正聊到一半。后来，米拉也记不起谈话的内容了。不过没关系，她们的谈话没有一定的方向，没头没尾，也没有目的。她们只是翻来覆去地讲了又讲，什么都可以谈，因为重点并不是谈话的内容。四天以来，米拉一直听她们讲，偶尔也插一两句。她们比各自缝了多少针，却并不抱怨。除了有一次，护士拉上帘子给艾米莉亚洗澡，米拉听到她有点儿紧张地小声说“下面很疼”。她们比较孩子生下来时的体重，惊讶于艾米莉亚那小小的身体竟生出了六斤重的孩子。她们比孩子的数量和长幼。格蕾丝有七个，艾米莉亚有四个，玛格丽特有两个，而这是米拉的第一胎。“头胎！”她们惊呼道，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好像她完成了一件非凡的壮举似的。的确了不起。如今米拉也成了她们中的一员。
她们谈论她们其余的孩子。玛格丽特担心她三岁的儿子——他会接受这个小宝宝吗？格蕾丝笑得岔了气，用手捂着肋部直喘气。她是剖宫产的。她说自己再也不用担心这种事了。要是她的孩子们每隔两年没在婴儿床上发现一个新的婴儿，他们才会觉得不安。她最大的孩子多少岁了？米拉问。她说十六岁。米拉还想问她自己多大了，但没问出口。她可能在三十五到五十岁之间吧，米拉估计，不过她看起来像有五十岁了。格蕾丝就是那个缺了牙齿的女人。那晚，她丈夫来看她，米拉看到她的丈夫，才知道格蕾丝一定只有三十几岁，因为她丈夫看上去还很年轻。
她们在一起聊个没完，但都很体贴。如果其中一个人靠在枕头上，闭着眼睛，其他人就会降低声音，有时候甚至会彻底安静下来。她们谈论婴儿、孩子、疹子、肠绞痛、婴儿食品、饮食和苦恼。她们谈论如何修补破地毯，谈论最喜欢的汉堡食谱和制作婴儿日光服的简易方法。她们给孩子分类，并按那些类别讨论他们：第一种爱耍脾气，第二种腼腆，第三种聪明，第四种与爸爸合不来。但她们不对这些加以评价。无论脾气坏、腼腆、聪明还是老实，她们都从不说喜欢与不喜欢。那是她们的孩子，他们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不管他们是什么样子，女人们都爱他们。她们张口不离孩子，却很少提及丈夫。即便提到，也是一笔带过，好像谈论教会会规似的。丈夫是一种奇怪的、莫名其妙的生物，必须服从他们，他们还是一种需要安抚的外部约束。他们有的不吃鱼，有的不吃蔬菜，还有的不愿和孩子一起在餐桌上吃饭。有的一周三天晚上要去打保龄球，所以要早点儿吃饭。有的在家的时候不允许打扫卫生。她们把私下里与自己男人的关系和她们的感受隐藏起来。米拉强烈感觉到，与无比重要的、投入她们全部关注的孩子相比，这些都是放在第二位的。
她被这些女人吸引，因为她们热情，而且平易近人。她意识到，要是和她们同住一个街区，她们可能都不会这么友好。医院的病房就像其他人为形成的集体一样，让病友们相处更融洽。她们的谈话常常让她感到心烦，尽管她也从中学到不少。她回家后按照艾米莉亚所说的方法补好了起居室的地毯，很管用。然而，她所听的并不是她们的谈话本身，而是隐藏在谈话之下的东西。等她们的身体恢复些了，缝针处也不太疼了，她们就更常开怀大笑了。丈夫、婆婆、孩子全都成了笑料。可她们从不谈论自己。
她们不抱怨、不强求、不要求，她们似乎什么也不想要。习惯了男人世界里的自大与没完没了的“我”，米拉自己实际也成了其中的一部分，此刻，她为这些女人的无私而惊叹。米拉一贯都很看重她的智慧、她的观点、她的知识，可是当她认真聆听她们的谈话时——一个月前她还把这叫作愚蠢的谈话，她真真切切地理解了她们在说什么，禁不住惭愧不已。
是的，我就像你们一样。我和你们操心着同样的事——生活琐事、日常花销和家里的小修小补。我，像你们一样，也知道，这些平凡的小事可能比公司并购、侵略、经济萧条和总统内阁决议这些“大事”还要重要。并不是说我所担心的事就是重要的事。不，它们只是一些小事，却很关键。你知道吗？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来说，它们是最重要的事。对于我的生活、我孩子们的生活，甚至我丈夫的生活来说——尽管他从不承认这点——都是最重要的。一天早上，因为家里没有咖啡了，我丈夫就大发雷霆！你相信吗？他可是个成年人啊。没错，这些事对她们来说非常重要。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如此。没错，我的生活被各种小事围绕着。每当约翰尼在少年棒球联合会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每当秋日的早晨，阳光从厨房的窗户倾泻进来；每当我可以把便宜的肉做成美味佳肴，或是将简陋的房间布置得漂漂亮亮，这些时候，我就很快乐。这些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用，觉得我的世界很和谐。
她听她们说话，听出了她们的容忍、她们的爱和她们的无私。生平第一次，她觉得女人很伟大。在她们的伟大面前，所有战士和统治者的功绩都变成了浮夸的自我膨胀，甚至使诗人和画家看起来就像任性的孩子，上蹿下跳地嚷嚷着：“看看我，妈！”她们的痛苦、她们的问题，与整体的和谐相比，就变成了次要的。那个在楼下的产房里呻吟或诅咒的女人选择忘记她的痛与苦涩。她们多么勇敢啊。勇敢、脾气好，又宽容，她们捡起掉落的针，为别人织出一片温暖，她们任由自己的牙齿腐坏，却节衣缩食让孩子们去看牙医。从婴儿孕育的那一天起，她们就将自己的愿望搁置一边，就像一朵被碾碎的花。
阳光照得她眼花缭乱，她看着她们，微笑着。她听到玛格丽特又在担心她三岁的儿子，她不在家他会不会不开心。艾米莉亚担心她母亲是否记得在吉米的午餐盒里放水果而不是糖果。而沉默的格蕾丝也有一连串担心的事，她希望约翰尼把自行车修好了，希望斯特拉能自己做饭了。她和她们一起笑，笑那大千世界的种种荒谬。她和她们心心相印。她觉得自己终于成了一个女人。
21
瓦尔听她说起这些当然会嗤之以鼻。一晚，伊索尔德、艾娃、克拉丽莎、凯拉还有我围坐在瓦尔家，米拉和我们讲起她生孩子的经历。那是一九六八年的晚秋，我们这群人相互都不太了解。我们仍拘于礼节，因为对彼此还不够了解，还没法无拘无束地交谈。
我们走到一起，是因为我们都反感那些在哈佛见到的价值观和行为，尽管那时我们还未意识到这一点。这种反感与众不同——那里所有的一年级新生都不快乐，但是，我们最终会意识到，我们与其说是不快乐，倒不如说是愤慨，我们的反感，则深刻、积极地表达了对事物本来面貌的认识。然而，在这个晚上，我们还在试探彼此的想法。
我们夸瓦尔的房间漂亮。她没什么钱，可她刷了墙，在里面栽满植物，放上旅途中搜集来的零碎物件。那是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地方。
米拉以她惯有的过分热情又略带土气的语气说，女人多能干啊，看看瓦尔这漂亮的房间，哪个男人愿意做这些，或者说能想到这些，尤其是用这么一点儿钱。同样把自己和哈利的房间收拾得很漂亮的凯拉举双手赞同。米拉又说，生了诺米后，她突然发现女人是多么伟大，然后描述了她的经历。瓦尔依然嗤之以鼻。
“你就这么接受了，接受了那些陈词滥调！”
米拉眨了眨眼。
“让一类人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的生活多方便啊！多好啊，你在外面做一些实现自我价值的事，有人在家里擦浴室的地板，捡起你穿过的脏内衣！而且从来不做球芽甘蓝，因为你不喜欢吃。”
大家一齐插话进来。
“没错，没错！”凯拉抢着说。
“你怎么没为我做这些呢？”伊索尔德咧嘴笑着对艾娃说。
一脸严肃的克拉丽莎试图插话：“我不认为……”
但瓦尔并没有停下：“我的意思是，米拉，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女人的伟大在于她们的无私’，你干脆说‘女人的天下在家里’好了。”
“胡说！”米拉的脸有些发红，“我不是在下定义，只是在描述而已。约束是存在的。不管你说事情应该是怎样的，它们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就算明天世界改变了，对那些女人来说也太迟了……”
“对你来说也太迟了吗？”凯拉突然冒出一句。
米拉往后一靠，似笑非笑：“听着，我说的是，女人的伟大在于她们得到很少却付出很多……”
“就是咯！”瓦尔猛然来一句。
伊索尔德咯咯轻笑着说：“她们是从没机会发泄。”
“她们拥有的空间太小了，”米拉固执地继续着，“但她们没有去仇恨，没有变得卑鄙，她们努力让那个小小的空间变得幽雅、和谐。”
“去跟那些患精神分裂症的女人讲这些吧。或者讲给那些坐在厨房里喝酒把自己给醉死的人听。或者讲给那些昨夜被酒醉的丈夫打得遍体鳞伤的人和那些把自己孩子的手烧伤的人听。”
“我不是说所有的女人……”
“好了，”克拉丽莎命令地说，屋子里稍微安静下来，“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有同样的根源。男人也受约束啊。”
“我才不担心男人，”瓦尔喊道，“让他们自己担心自己去吧。过去的四百多年来，他们不是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吗？女人的问题确实有着同样的根源：只因她们是女人。米拉向我们描述的她的生活，就是一种长期浸淫在耻感中的训练，一种压抑自我的教育。”
“说得好像女人没有个人身份似的。”伊索尔德表示反对。
“本来就是。当你在谈论女人的伟大或约束时，一旦你说出这两个词，就相当于承认了女人的一种身份，一种缺乏个人特征的身份。凯拉问米拉是否被她所受的约束摧毁，答案是‘是的’，或者近乎如此。你瞧！”她把杯子重重地放在桌上，“我真正要说的是，告诉女人她们因为放弃了自我所以很伟大，就相当于鼓励她们继续这样做。”
米拉举起手，就像一位交警做出“停下”的手势。“等等，”她说，“我希望你们安静一分钟，瓦尔，我要回答你，但我得想想该怎么说。”
瓦尔笑着站起来：“好吧。谁还要酒？”
当她返回座位上时，米拉说：“好了。”我们都习惯像克拉丽莎一样体贴地说“好了”。她总是将各种观点记在心里，就像钟表记录精确时刻一样。米拉说：“是的，我希望她们继续这样做。”
一片哗然。
“我是说，如果她们不那样做，世界会怎样？会崩溃的。谁会去做那些琐事呢？男人们为了维持生计而工作，女人们为了让生活舒适一些而工作。”
“那你为什么要读研究生呢？”凯拉差点儿从椅子上跳起来，“你为什么要住在你那什么也没有的、脏乱而单调的公寓里呢——抱歉我这么说——你为什么没为你的孩子和丈夫布置一个美丽而舒适的家呢？”
“我有！我会的！”
“并且你喜欢这样。”
“我讨厌这样。”
她们都笑了，米拉也自嘲似的咧着嘴笑起来。
“好吧。你并不是说——米拉，你看我说得对不对——你并不是说女人们只应该创造幸福生活。你的意思是，那是她们任务的一部分。对吗？”凯拉仍然往前倾，好像米拉的答案对她来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不。我的意思是那是她们实际在做的事，而且那很美妙。”
“是吗？”这次说话的是克拉丽莎，“但如果她们想做，而且能够做其他的事，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
米拉点点头。大家向后坐了回去，气氛缓和了下来。她们很高兴，因为她们的底线相吻合。然而，平静只是暂时的。
瓦尔重新靠回椅子上，双手交叉着：“没错，没错。我们被告知，女人只要做好她们该做的、她们一直在做的就好了。但我对此表示怀疑。当她们在外犁地、拉渔网或出征打仗时——就像在苏格兰或其他地方一样，就没有时间来装饰家里或者做美味佳肴了。这一大堆关于女人该干什么的狗屁说辞不过一百年历史——你们意识到了吗？还没有工业革命古老，可能只是从维多利亚时期开始流行的。可是，不管怎么说，如果女人们做完了如今所谓的她们天生该做的事，还有剩余的时间和精力，那么她们就可以做其他的事。可如果你被无私洗脑了，就不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你甚至想都不会去想这些事。你已经分身乏术了。”
“不对！”凯拉喊道，“我就两者都做到了。我照顾哈利，负责整理房间，还要做饭——当然，早餐一般是哈利做的，”她又迅速补充了一句，“我还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伊索尔德沉静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所以呢，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大家转而看向伊索尔德，就连凯拉也是，她就差跳下椅子靠过去了。
“你精神紧张，还有了眼袋，每喝上三杯就异常兴奋……”
“等等，我没你说的那么糟……”
“对于女超人来说，”瓦尔对凯拉笑笑说，“再难都有可能。但那些普通的凡人呢？”
谈话就这样进行着。最后，克拉丽莎出来总结，她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坚持每个人都应该有私欲，每个人都要扮演两种角色。”这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但你知道吗，这并没有用，只是说得好听。因为事实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扮演了两种角色，也许是因为做不到，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想法，所以，这一切在我看来，就好像我们在谈论天堂的街道规划和建筑一样。其实，主张男女各有私欲，即便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尽管我们都是研究生，我们在家中还是扮演着女性角色，尤其是对有丈夫的凯拉和克拉丽莎，以及带着一个孩子，偶尔有一个男人在身边的瓦尔来说。即便是很少做家务的艾娃，当有客人来她和伊索尔德家吃晚饭时，工作中的她也会匆忙跑回家，因为她觉得伊索尔德做的饭“有毒”。她会做鸡肉龙蒿和意式烩饭，会操心着这些。然而我们本该是“无拘无束”的。
我提到这些，伊索尔德叹了口气。“我讨厌每次讨论女权都以谁做饭结束。”她说。我也是。可到最后，总是关于那该死的做饭。
注释
[1] 塞韦尔楼（sever hall），哈佛大学的一座标志性建筑。
[2] 为美国著名男演员。
[3] 为美国著名男演员。
[4] 为美国著名男演员。
[5] 为美国著名男演员。
[6] 伊阿宋（jan），古希腊神话人物。他的妻子科尔喀斯国王之女美狄亚（dea）帮助他夺回王位，可他后来却喜新厌旧，抛弃妻子，最终遭美狄亚的诅咒而死。
[7] 出自希腊神话中伊阿宋取金羊毛的故事。伊阿宋把国王给他的龙牙种在田里，长出了一群巨人战士，他按美狄亚的指示把石头扔进战士中，让他们相互残杀。后来“播种龙牙”在英语中意味着挑起战争。
[8] 詹姆斯·乔伊斯（jas joyce，1882——1941），代表作有《都柏林人》《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等。乔伊斯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歧视女性、物化女性的男性沙文主义作家。
[9] “面包与玫瑰”是发生于1912年1月到3月的纺织工人大罢工中的政治口号，“面包”代表合理的酬劳，“玫瑰”代表有尊严的生活。此处泛指女权组织。
[10] 美国全国性女同性恋组织。
[11] 安徒生童话《冰雪皇后》中的人物。
[12] 伊索尔德的昵称。
[13] 菲利普·怀利（philip wylie，1902——1971），美国作家，代表作有非虚构类作品《毒蛇的后代》（neration of ers ）。在这部抨击美国社会的作品中，他引入了“母亲崇拜”一词。有人认为这部作品中表现出了“厌女症”。
[14] 托马斯·潘恩（thoas pae，1737——1809），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革命家、激进民主主义者。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名称（the united states of arica）就出自潘恩，他也被广泛视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
[15] 瑞克里芙·霍尔（radclyffe hall，1880——1943），英国著名女作家，她的代表作《寂寞之井》（the well of loneless ）是一部女同性恋小说。
[16] 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四格漫画《小孤儿安妮》中的角色，是一位百万富翁。
[17] 安娜·埃莉诺·罗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夫人，同时是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作家，亦是女性主义者，提倡女权并保护穷人，从本质上改变了第一夫人的传统形象。
[18] 1947年上映的美国动作电影《杰克·阿姆斯特朗》（jack ar ）中的主角。
[19] 三个都是男子名，这里泛指男性。
[20] 希腊神话中，埃塞俄比亚国王的女儿安德洛墨达（androda）被吃人的海怪挟持。宙斯之子珀耳修斯（perse）在归途中经过巨岩上空，发现了被锁着的安德洛墨达，便下去杀死海怪，救出了美人，最后娶安德洛墨达为妻。
[21] 范妮·伯尼（fanny burney，1752——1840），也称达布莱夫人，英国20世纪著名小说家和女权主义先驱者，代表作有风俗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埃维莉娜》。
[22] 《琥珀》（forever aber ），是美国作家凯瑟琳·温莎（kathleen r）于1944年出版的小说。讲述了英王查理二世的情妇琥珀，在伦敦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社会中逐渐意识到逾越固有的社会规范、取得女性独立地位的途径，最终前往美洲大陆的故事。曾改编为电影《除却巫山不是云》。
[23] 《源泉》（the fountahead ，1943），作者是俄裔美国作家安·兰德，讲述的是天才建筑师霍德华·洛克因为自己的设计被肆意改动，而炸掉了建到一半的建筑，并为自己辩护的故事。他认为“维护创造也是同等天赋个人的权利”。
[24] 林肯·斯蒂芬斯（lln steffens，1866——1936），美国记者，发起并推动了一场揭露黑幕、打击腐败、促进社会改革的“扒粪”（）运动。
[25] 科迪莉亚（rdelia），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中的角色，李尔的三女儿，她在剧中表现出了鲜明的性格，骄傲、正直，不愿说取悦别人的话，却因此失去了宠爱与地位，以悲剧收场。
[26] 莎士比亚名作《驯悍记》中的男主人公，将骄横的妻子凯特训练成百依百顺的好妻子。
[27] 詹姆斯·梅森（jas an，1909——1984），英国演员，代表作品有《虎胆忠魂》《谍海疑云》等。他在银幕上是那种冷酷无情却让人又爱又恨的浪子形象。
[28] 瑞德·巴特勒（rhett butler），《乱世佳人》里的角色，个性潇洒，特立独行，机警聪明，最后因被伤透了心而毅然决然地离开女主角。
[29] 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也叫西村，指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西区14街至西休斯敦街之间的区域，艺术家、作家等的聚居地。
[30] 原文prick tease。
[31] 达摩克利斯之剑，源自古希腊传说：迪奥尼修斯国王请他的大臣达摩克利斯（daocles）赴宴，命其坐在用一根马鬃悬挂的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下。意指令人处于一种危险状态。
[32] 原文，cunt teases，与上文的prick tease对应，指只挑逗女人而不和她们上床的人。
[33] 格伦·米勒（glenn iller），生于1904年，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受欢迎的乐队指挥和编曲家，他的唱片销量高达数百万张，多首单曲曾经入选“十大金曲”。
[34] 斯坦·肯顿（stan kenton，1911——1979），原名斯坦利·纽科姆·肯顿（stanley newb kenton），美国作曲家、钢琴家。
[35] 约翰·菲利普斯·马昆德（john phillips arand，1893——1960），美国小说家。他的作品讽刺了美国的新英格兰上流社会人士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仍竭力维持其贵族气派和清教徒准则。重要作品有《威克福德岬》《普尔翰先生》等。
[36] 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t，1867——1931），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老妇人的故事》。
[37] 罗达、伯纳德，均为伍尔夫小说《海浪》中的人物。
[38] 源于伍尔夫的一篇读书随笔《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
[39]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the life of ivan denivich ，1962），是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小说叙述了主人公在苏联劳改营中的生活。
[40] 恩斯特·卡西雷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代表作有《启蒙的哲学》。
[41] （美国）蓝十字会，成立于1929年的医保组织，致力于为底层美国人民提供医疗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