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囚（1/2）

妈妈说我必须跟她去火车站，去接从劳改营回来的姥爷。火车从兰州开往北京的，从车上下来的人身上和脚上都有一层黄色尘土。站台空旷了，姥爷还不出现。妈烦躁地自语：“叫他别动，别动，肯定错过了！”妈不承认她不记得姥爷的模样，她说起码姥爷的大个头会让她一眼认出来。我从来没见过姥爷，据说他的所有照片都被烧掉了。一些是他刚被捕时烧的，其余是“文革”中烧的，姥姥和妈必须把和他的一切联系烧干净。我和弟弟从来不知姥爷犯的什么法，只知道他是政治犯，够资格挨枪毙的。后来不知怎么他案情的重大性就给忽略了，死刑也延缓了。一缓30年。□整个一个空站台就把我妈和我晾在正当中。都要走了，看见车尾巴上站着个人，穿一身黑不黑、蓝不蓝的棉袄棉裤，黑暗的脸色，又瘦又矮。他疑惑地往我们这边走几步，希望我们先问话。妈小声跟自己说：“不是的，不是的，一点影子都没有！”我也但愿不是的。这老头猥琐透了，不是那种敢做敢为敢犯王法的模样，也没有政治犯的自以为是、不以己悲的伟岸。老头唤出了妈的乳名。妈脸上出现了轻微的恶心和过度的失望。妈推我一把：“叫姥爷！”

这是她坚持我陪她来的原因：我叫一声姥爷便省了她叫“爸”了。姥爷哭了一下，妈也哭了一下，这场合不哭多不近情理。

不久姥爷就成了我们家很有用的一个人。我们都抓他的差，叫他买早点，跑邮局寄包裹，或拿挂号信。也请他去中药房抓药，抓回来煎也是他的事，我们家除了姥爷和我，全都是常年吃中药。常常是妈烧菜烧到半路，叫姥爷去买把葱或一块姜。妈给他多大个钞票他都不找回零钱。弟弟大声嘀咕：“80岁的人了，他搜刮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也纳闷姥爷拿钱去做了什么。30年做囚犯，该习惯没钱的日子了。妈有时会在饭桌上突然对姥爷说：“您要吃就吃够，别回头拿钱去到外头吃去。”大家都看得出姥爷嘴吃的不多，眼睛却很饿。

自从我们多了个姥爷，家里就开始丢钱。先是每人忘在衣服口袋里的钱被姥爷洗衣时一一掏干净。后来放在厨房小袋子里的牛奶费、报纸费也没了。最近一次，爸来了100元的小稿费，差姥爷去取。到晚上姥爷回来了，钱没回来。

有天我把他逼到洗碗池边。“你今天去哪儿了？姥爷？”

“去门诊部了。”他已能很流畅地扯谎。

“撒谎吧？姥爷？”我阴险地说。

他不理我，用远不如他脸那么老的修长手指哗哗响地搓洗筷子。

“我在电影院看见你了。”我脸上出现捉赃捉奸的笑容。

他看我一眼。在他黑白混淆的眼睛里，我不是个外孙女而是个狡狯却还有点人情味的劳改队干部。我没多少同情心，对这老人。我的同情心早在姥姥身上用光了。那个为政治犯丈夫忍气吞声做了30年“敌眷”的姥姥。那个好强、自尊的老女人，哭瞎了眼在家门外也绝不低谁一头。姥姥瞎着眼，没等着“见”姥爷最后一面，就死了。要不这样等着姥爷，她是可以早些死的。

“在劳改营里没电影看。”我说：“30年都没看过电影。”

“外头有的，那里头都有，”姥爷说。他和别人相反，从不控诉“里头”，总要给人个感觉他这30年过得没有太不如人。不少时候他还怀念青海湖的鱼，“那些鱼的杂碎比这里的鱼肉还鲜！”妈会回他：“恐怕你们只有鱼杂碎吃。鱼肉从来都轮不到你们吃。”

“怎么没有电影？”姥爷扯起一脸皱纹，鄙夷我的孤陋寡闻：“场部一个月映一两个新片子！”

“你们劳改犯也能去？”

他给问住了。见我要走，他忙说：“你妈演的电影，我就在那里头看的！”

“哪个电影？”我问，看他是不是在胡诌。半年前在火车站，他和妈根本谁也没认出谁。

“六二年春上。”姥爷不直接回答我的提问。“对，是六一年春上。二月二十三。”

“妈演的哪部电影？”

“我在井台上，王管教隔好远就喊我：‘老贺老贺，我跟你讲个事！’我手上一壶开水，烫冻实的井头。我就赶紧撂下壶，往王管教跟前去。他没等我到跟前就迎着喊：‘看见你女儿了！’我一听脚都软了，插在雪里，拔不动了。王管教鼻子、嘴通红地笑：‘看了你女儿演的电影！’是电影，你看。你姥姥隔一两年给我一封信，信里提过你妈给提拔去演电影了。王管教看着我说：‘你女儿长得像你！牙也煞白的，也整齐！眼睛像她母亲吧？’我直点头。我随身带的相片是四七年拍的全家福，你妈那年才八岁。逮捕我那天，她还在巷子里跟邻居女孩子跳橡皮筋。”姥爷把最后一个盘子擦干，看看我，猜我是不是听得下去。

“你去看电影了吗？”我问。

“场部离我们大队有三十多公里。还要请假。到30公里以外去，只有大队长有权批准。要先跟队长写请假报告，队长报告中队长，中队长再报告大队长。大队长我们几年也见不到一面，我们就看见他的吉普，我们就指那个吉普叫它‘大队长’。一个请假报告等大队长批，起码要两礼拜。两礼拜，早就换别的电影了，你妈也不在上头了，我跑三十多公里去看谁？王管教小声说：‘都说你女儿漂亮！全国最漂亮的女演员数下来，她不数第一也数第二！他们都这样讲！’我问：‘她可瘦？’王管教说：‘瘦的，现在外头兴瘦！’我记得她是15岁那年生的肺病。我又问：‘她可高？’王管教说：‘不矮，比我老婆恐怕要高出一耳朵！’我忍着不敢再问了，怕哭出来出洋相。”姥爷话断在这里，忽然笑一下，唬我一跳。

“一整天我都在打主意。”见我等着，姥爷又续着故事讲下去。“我想我女儿啊，想家里人啊。”

妈这时进厨房倒烟灰缸，然后去洗手，身子尽量绕开姥爷，尽量不去闻姥爷身上的气味。我们家四个人都肯定那就是监狱的气味，长到灵肉里去了，清除不了的。

“一整天我都在想，”姥爷等妈妈出去后说，“惟一的办法是偷跑。请假怎么都来不及，只有偷跑。天天晚上十点要点名，缺席的人当逃跑论处。怎么都没法子过点名这一关，除非哪个管教肯帮你打掩护。我马上就想到王管教。他人和气，心眼多些，不是个王八蛋。他喜欢贪点小财。

“我把一点家底都翻出来了，总共只有一支派克金笔和一小瓶没启封的进口止疼片。才进到里头我有不少好东酉，两身英国西装，一块瑞士手表，一双美国皮靴，一个结婚戒指，进口止疼片有好几瓶。那些东西保住了我的老命。实在饿得吃不消，我就拿件东西去跟干部换羊油。有油就不一样，此粮比肉都重要，你记着。我那个纯金戒指换了一个大羊头，我把它抹上盐，拿纸包起来，一天剁下一小块，熬一盆汤。不然今天哪里还有我这个人。那支派克金笔是我留着到顶难捱的时间派用场的。饥荒说来就来，一来就死一片。止疼片是我给自己留的，牙疼起来，我的头把土坯子墙都顶出个坑来。

“下午我见了王管教，小声跟他说我有事跟他私下讲。他一听就明白，让我吃过饭到他家去。我揣上东西——药瓶子我装在左边口袋，钢笔装右边。说不定运气好，王管教今晚好说话，能少拿出来一样，就省一样。走到离他家院子差十来步了，他七八岁的女儿背着他两岁的儿子跑出来，拦住我说：‘我爸说中队长在我家，你有话跟我讲就行了。’

“我呆掉了。这种话小孩子怎么能传递？再说还要来来回回地讨价还价。看我为难地直干笑，小丫头说：‘没事！我趴在我爸耳朵上跟他讲，谁都听不见！每次都是这样的！’

“我说：‘我下次再来吧。今晚不打搅你爸了。’话讲出口我才想到，没下次了，电影再演最后一晚上，就收场了。我还到哪里见我女儿去？我的徒刑变了几次，死刑改死缓，死缓改无期，说不定哪天又回到死刑去，说死就死了，都不晓得我女儿长的什么样子。我把小丫头叫回来，跟她一个字一个字把话交代清楚，又拿出那支金笔。小丫头盯着我手掌心的笔，一边颠着她背上的弟弟一边一个字一个字背我的话。她很精灵，一个字都没背错。

“小丫头就回去传话了。几分钟又跑回来，告诉我：‘我爸对着我耳朵说的！他说他批准你去看你女儿，他会跟大门岗的哨兵打招呼。我爸还说，你不能跟别人讲是他批准的。’我问她还有别的话没有，她想了想又说：‘他还说你在早晨五点之前要回来，不然他就不管了。’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我打算早上一过早点名就走，三十多公里踩着大雪，也要走一天。十点钟我就上路了。到了大门岗跟前，我正要走过去，岗楼上的哨兵一下就把枪对着我，叫我不准动。我说：‘我是三队的老贺！’哨兵喊：‘你动一动我就打死你！’我赶紧把两个手举到头上，又说：‘三队干部批准我出去的！我姓贺！’

“那哨兵说：‘滚回去！管你老贺老几的！’

“我心想王管教受了那么重的贿，不该诓我吧？我一再跟哨兵说我是‘三队老贺’，哨兵一再叫我‘滚回去’。王管教就真诓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小丫头耍了我，自己要了那支笔，根本就是自作主张把我处理了。要是我真那样直冲冲走出去，现在已经挨了枪子了。

“我只好回去，想去找王管教，看岔子出在哪个关节上了。我还不敢确定王管教有那么坏的人品。怎么也找不到王管教。我不能等啊，一等就错过那最后一场电影了。急死了，急得连饿都不晓得了，人都要烧着了一样。”

弟弟晃荡到厨房门口，把自己在门框上靠稳，不动了。他想知道是什么让我和姥爷突然间这么合得来。姥爷却不吱声了，掏出香烟，点上。一看就是话还长的样子。他一口一口地吸烟，吸得两个凹荡的腮帮子越发凹荡。粗劣疏松的烟草沾了他一嘴，他不停地以舌头去寻摸烟草渣子。这唇舌运动使他本来就太松的假牙托子发出不可思议的响动：它从牙床上被掀起，又落回牙床，“狐啦咯、呗啦嗒”。弟弟终于受不了了，说：“哟姥爷，您怎么满嘴直跑木拖板儿啊？”

姥爷不理他，“木拖鞋”更是跑得起劲。弟弟做了个惊恐而恶心的表情，走了。姥爷的牙全落在劳改营了，假牙显然配得太马虎。

弟弟走后，我催姥爷往下讲。

“我想了两小时，午饭后我把罗桥找来。16岁的一个男孩子，都说他脑筋不太当家。他15岁把他妈给打死了，判了死刑，要等他满18岁才能枪毙。他谁都不怕，常常说他，18岁前再杀多少人都得等他满18岁才能跟他结账。我把那瓶进口止疼片给他，问他肯不肯帮我忙。他对着太阳光举着那个洋人造的茶色玻璃小瓶，把它晃过来晃过去数里面的药片。他知道一片止疼药能换一个馒头。那里头天天都有人犯牙痛，他只要拿一片药出来，那人就肯把晚饭的那个馍换给他。疼得命都不想要，罗桥要他什么他都肯给。我把事情跟罗桥前后一说，他答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