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合唱曲（1/2）

阿尔乔姆·巴赫季亚罗夫，二等兵

奥列格·列昂季耶维奇·维洛比，清理人

瓦西里·约瑟福维奇·古希诺维奇，司机兼侦察员

根纳季·维克托罗维奇·德门耶夫，警官

维塔利·鲍里索维奇·卡博维奇，清理人

瓦连京·古考夫，司机兼二等兵

爱德华·鲍里索维奇·科罗特科夫，直升机飞行员

伊戈尔·利特温，清理人

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卢卡舒克，二等兵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米哈列维奇，盖格计数器操作员

奥列格·列昂诺维奇·帕夫洛夫少校，直升机飞行员

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雷巴克，警卫团指挥官

维克托·桑科，二等兵

格里戈里·尼古拉耶维奇·赫沃罗斯特，清理人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申克维奇，警官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施韦德，上尉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亚新斯基，警官

我们的军团收到紧急通知。可是到了莫斯科的白俄罗斯火车站，他们才告诉我们目的地。其中一个家伙——好像是列宁格勒来的——出声抗议，他们说要把他拖去军事法庭。指挥官当着所有人的面对他说：“你不是去坐牢就是被枪毙。”

我的反应和那个家伙完全相反，我想成为英雄。也许这样很孩子气，但我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我们来自苏联各地：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不知道为什么，我既觉得害怕，又觉得有趣。

他们直接把我们带到核电厂，给我们白袍、帽子和纱布口罩。我们负责清理，一天清下面，一天清上面，最后是反应炉的屋顶。我们拿铁锹工作，我们都说到屋顶清理的家伙是“鹳” 4 。机器人无法运作，都出故障了，但我们还可以工作，这点让我们很自豪。

我们开车进去，看到一面写着“隔离区”的牌子。我从来没打过仗，但是我觉得很熟悉，不知道在哪里看过……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那让我联想到死亡。

我们在路上看到发狂的狗和猫，它们的行为怪异，看到我们就跑走，好像认不出我们是人类。我不明白它们为什么那样，直到他们命令我们射杀它们……所有房屋都被查封，农业机械四处弃置。那是很奇妙的景象，没有别人，只剩我们和负责巡逻的警察。你走进屋子，看到墙上挂着照片，但是一个人也没有，共青团的证件、身份证、奖状四处散落。我们“暂时借用”了一台电视，但是我没看到有人把东西带回家，因为你总觉得这些人随时会回来，而且这里和死亡有某种联结。

有些人开车到反应炉附近，想照相给家人朋友看。他们既害怕又好奇，想知道反应炉究竟是什么。我没去，我的妻子还很年轻，我不想冒这个险，但是有人喝了几杯就去了，所以……（沉默）

乡间小路、田地、公路都空无一人，还有废弃的公路，电线杆上也挂着废弃的电线。起初还有几间房子的灯亮着，后来都熄灭了。我们开车到处逛，看到野猪和兔子跳出校舍，到处都是动物，住宅、学校和党部会所都看不到人。墙壁上贴着海报——“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全人类之幸福”“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终将胜利”“列宁的思想永垂不朽”，感觉好像回到过去。集体农场的办公室有红旗，全新的头巾，还有排列整齐的横幅介绍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墙上挂着领导人的画像，办公桌上是他们的半身像。战争纪念馆，教堂旁的墓园，匆忙时关上门的屋子，水泥砌成的灰色牛棚，牵引机修理厂，公墓和烈士。仿佛交战中的部落仓促离开营地，藏匿起来。

我们互问：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吗？我们第一次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觉得很震撼，好像脑袋被重重敲了一下……有一个笑话很好笑：基辅蛋糕的半衰期是三十六小时，所以……那我呢？我是三年，三年后我交出党证，我的小红书。我在隔离区获得自由，切尔诺贝利撼动了我，也释放了我。

我看到一栋废弃的房子，门关着，一只猫坐在窗台上。我心想，一定是黏土猫，走近一看才发现是真猫。它吃掉屋里所有的天竺葵。那只猫是怎么进去的？或许它被单独留在屋里？

门上的一张纸条上写着：“亲爱的好心人，请不要在这里寻找贵重物品，我们没有贵重的东西，想用什么尽管用，但是请不要把这里弄得乱七八糟，我们会回来。”

其他房屋也挂着五颜六色的牌子，比如：“亲爱的房子，原谅我们！”他们向自己的家道别，就像和人说再见。不然就是“我们白天离开”或“我们晚上离开”，上面有日期，甚至时间。

也有写在学校作业本上的纸条：“不要打猫咪，不然老鼠会吃掉所有东西。”还有童稚的笔迹：“不要杀我们的祖卡，她是好猫咪。”（闭上眼睛）我什么事都忘了，只记得我去过那里，其他的就不记得了，全部忘了。我没办法数钱，记忆力变得很差，医生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我去过好几家医院。不过有一件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你看到一间房子，以为里面是空的，打开门，却看到一只猫和小孩写的纸条。

我接受征召，任务是不让居民回疏散的村子。我们架路障，盖观察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我们“游击队”。那段时期很和平，我们却穿着军服站在那里，农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例如：他们为什么不能从自己的院子拿水桶、陶罐、锯子、斧头？为什么不能收作物？

你该怎么跟他们解释？真实的情况是——士兵站在道路的一边，阻止居民进入，另一边却可以看到牛在吃草，收割机嗡嗡作响，卡车运载作物。老妇人哭着说：“年轻人，让我们进去，这是我们的土地和房子。”她们给我们鸡蛋、培根和自制的伏特加，为她们被污染的土地、家具和财产哭泣。

那个地方会颠覆你的想法，事情的条理都被打乱。女人挤牛奶，旁边站着一个士兵，确保她挤完后把牛奶倒在地上；老妇人拿着一篮鸡蛋，旁边一名士兵陪着她走，看着她把蛋埋起来。农民悉心呵护他们宝贵的马铃薯，偷偷摸摸收割，其实他们应该把马铃薯埋起来。最糟糕也最令人费解的是，一切都那么美！那是最糟的部分，你放眼望去，一切事物都好美。所有人的表情都很疯狂，包括我们的在内，我再也不会看到那种表情了。

我是军人，军人应该奉命行事，不过我也想展示英勇，那是我们应尽的本分。政治人物发表演说，广播、电视都播送相关新闻。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有些人接受采访，是因为想在电视上露脸，有些人只把它当成工作，然后还有第三种人——我遇到的几乎都是这种，我们想英勇助人。我们的待遇还算优渥，但是钱对我们来说好像完全不重要。我平常的薪水是四百卢布，在那里可以领到一千卢布，后来有人说：“他们领了一大堆钱，现在回来可以买他们的第一辆车和添购家具了。”听到那种话你当然难过，因为我们不是为了钱才去那里。

出发之前我很害怕，不过一到那里就不怕了。我们奉命行事，夜以继日地工作和执行任务。我想坐在直升机上观察反应炉，看看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禁止我们这么做。我的医疗卡上注明我接受到的辐射剂量是二十一伦琴，不过我不确定那是真的。程序很简单：你飞到省会切尔诺贝利——对了，那座城市很小，和我当初想象的不一样。一个人拿辐射探测仪在离核电厂十到十五公里外的地方测量背景辐射，然后把测量结果乘上我们每天飞行的时数。但是我要从那里飞到反应炉附近，有些地方是八十伦琴，有些是一百二十伦琴。有几天晚上，我得绕着反应炉飞两小时。我们用红外线拍摄，照片里的石墨碎片看起来就像辐射，不过你白天看不到。

我跟一些科学家聊，一个科学家说：“你用舌头舔直升机也不会怎样。”另一个说：“你飞行时没有保护措施，不想活啦？你要把自己包起来！”

我们把铅衬在直升机的座位下方，还自己制作铅背心，后来才知道这样能防止一种射线，另一种却不行。我们从早飞到晚，那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努力工作罢了。我们晚上看电视里转播的世界杯，所以聊了很多关于足球的事。

大概三年之后，我们才开始思考这件事。其中一个家伙生病了，然后又有一个，有人死了，另一个发疯自杀。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回想这件事的，但是还要等二三十年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对于我来说，阿富汗——我在那里待了两年，还有切尔诺贝利——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月，都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经历。

我没有告诉父母我被派到切尔诺贝利。我的弟弟在《消息报》上看到我的照片，拿去给妈妈看。“你看，”他说，“他是英雄！”我的母亲哭了。

有一天开车途中，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在微弱的银色光线下，路边散落着像水晶一样的东西，那是……我们当时朝卡林科威契的方向开，经过莫吉尔，就在那里发现闪闪发光的东西，大家都在讨论。我们工作时，注意到叶片上有细细的小洞，尤其是樱桃树。我们摘黄瓜、西红柿，发现叶子上也有这种黑洞，我们边骂脏话边吃。

我去了。我不用去，可是我自愿过去。刚开始，你不会看到漠不关心的人，只有到后来，大家都习惯了，你会看到空洞的眼神。我想拿奖牌？想得到好处？狗屁！我什么都不需要。公寓、汽车，还有什么？没错，度假小屋，我都有了。但是去那里服务有一种魅力，那是男子汉才会做的事，其他人大可以躲在女人的裙子里。有些人的妻子怀孕了，有些人的孩子才几个月大，三分之一的人遭到灼伤，大家都咒骂自己，可是他们还是去了。

回家之后，我脱掉所有在那里穿过的衣服，丢进垃圾滑运槽。我把帽子送给我的小儿子，因为他真的很想要，他每时每刻都戴着那顶帽子。

两年后，他们诊断出他长了脑瘤……剩下的你自己写，我不想讲了。

我刚从阿富汗回来，正打算好好享受生活，马上结婚。可是红色的“特别召集令”不到一小时就送到我家，我的妈妈当场就哭了，她以为我又被征召去前线打仗。

我们要去哪里？为什么去？我们一点讯息也没有。他们叫我们到斯卢次克车站换衣服和领取装备，说我们要去霍伊尼基中心。我们到了霍伊尼基，发现当地居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把我们带去一座村子，我们看到有人在举办婚礼，年轻人跳舞，听音乐，喝伏特加，那是很平常的婚礼。他们下达的指令是：挖掉表土，挖到大约一个铲子深。

五月九日，胜利纪念日，来了一个将军。他们叫我们列队，说要祝我们节日快乐。其中一个家伙鼓起勇气问：“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里有多少辐射？我们到底接收了多少剂量？”

将军离开后，旅长把他叫去痛骂一顿：“那是挑衅！你危言耸听！”几天后，他们发防毒面具给我们，不过没有人戴，他们给我们看了几次辐射探测仪，但是从来没交给我们。每三个月他们让我们回家几天，我们的目标是买伏特加。我抬回两大包装满酒瓶的背包，大家都把我举起来。

回家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找我们约谈。他很明确地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该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讨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状况。我从阿富汗回来时，知道自己可以活下去；而这里正好相反，它在你回家后才把你杀死。

我记得什么？什么事让我印象最深刻？

我们开车到不同村庄测量辐射，没有一个女人请我吃苹果；男人不太怕，他们会走过来，请我们喝伏特加或吃猪油。拒绝他们虽然尴尬，但是我们当然不想吃有铯的食物。所以我喝酒，但不吃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