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合唱曲（2/2）

不过在某个村子，他们请我们坐下来吃烤羊肉。主人微醺后，向我们承认那是刚出生的小羊，他说：“我不得不宰了它，我没办法再多看它一眼，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丑陋的东西！丑到我几乎不想吃。”听到这种事……我马上灌了一整杯伏特加。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感觉好像从来没发生过，要不是生病，我早就忘了。

你要报效祖国！那很重要。领到内衣、靴子、帽子、裤子、皮带、衣袋之后，我就动身。他们给我一台卡车，叫我运水泥。讲起来很简单，但又没那么简单。我们很年轻，都还没结婚。我们没戴防毒面具，年纪比较大的人会戴，但是我们没有，指挥交通的人也没戴。我们坐在驾驶座里，指挥交通的人得每天有整整八小时暴露在放射性尘埃下。大家都领到很多钱，是平常工资的三倍多，外加假日津贴。我们都花掉了。伏特加对消除压力很有帮助，难怪战争时他们发给大家每人一百克伏特加。然后就像在老家一样——醉酒的交通警察开罚单给喝醉酒的司机。

不要描写苏联的英雄主义有多神奇，虽然那种英雄的确存在，而且真的很神奇……他们派我们飞到那里，就像把沙子丢进反应炉，他们每天宣布“最新行动讯息”——“人们勇敢无私地工作”，“我们熬得过去，我们会胜利”。

我得到一枚奖章和一千卢布。

刚开始我们还半信半疑，但那是真正的战争——原子战争。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危险，什么不危险，我们应该提防或忽略什么。没有人知道。

那种疏散是真正的疏散，居民直接到火车站，离开家园。车站的状况像什么样？我们帮忙把小孩从窗户推进车厢、维持售票窗和药房排队买碘的队伍秩序。排队时很多人争执或打架，不然就是打破商店或售货亭的门，弄坏窗户的金属条。

还有一些人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他们住在党部会所、学校、幼儿园。大家饿着肚子走来走去，每个人的钱都花得很快，商店所有货品都被一扫而光。我永远不会忘记洗衣服的妇人，没有人带洗衣机，只好用手洗。那些洗衣妇都很老，双手结痂、长满疖子，衣服不只脏，还有几十伦琴的辐射。“年轻人，来吃东西。”“年轻人，去睡一下。”“你们还年轻，要小心。”她们觉得我们很可怜，替我们感到难过。

她们还活着吗？

每年四月二十六日，我们一群待过那里的人都会聚在一起。我们只记得自己是军人，而上战场是军人的天职。我们忘记不好的部分，只记得这一点，记得他们不能没有我们。像我们这种以军事体系为主的政府在紧急状况下很管用。你在那里终于获得自由，这点很重要，自由！在那种时候，俄罗斯展现了它有多伟大，有多独特，我们永远不是荷兰或德国，不会有平整的柏油路或整齐的草坪，但是我们永远不缺牺牲奉献的英雄。

他们征召，我就去了。我一定要去！我是共产党员，前进！当时就是这样。我的头衔是高级陆军中尉，他们答应再给我一颗“星星”，当时是一九八七年六月。原本应该先做身体检查，但是他们没检查就派我过去了。本来是另一个人要去的，但是他拿了一张医生证明，说他有溃疡，我就代替他去了，那是紧急任务！（笑）我听过一个笑话：男人下班回家告诉妻子：“他们说我明天不是去切尔诺贝利，就是交出党证。”“可是你不是党员。”“对啊，所以我在想怎么在明早之前弄到一张党证。”

我们是军人，不过刚开始他们把我们分派到建筑队，要我们盖一间药房。我马上就觉得浑身无力、昏昏欲睡。我告诉医生我没事，只是太热的关系。食堂供应集体农场的肉、牛奶、酸奶油，我们照单全收，医生也没意见。他们把食物烹调好，医生就拿书对照一下，说食物都没问题，但是我们注意到他从来没有采样化验。当时就是这样，我们也没办法。后来出现了很多草莓，到处都是蜜蜂。

有人趁乱打劫，我们把木板钉在门窗上。商店被洗劫一空，窗户的铁条被破坏，面粉、糖、糖果和罐头散落一地。一座村子疏散了，五或十公里外的另一座村子却没有疏散，村民都跑去搬已经疏散的村子里的东西。当时就是这样。我们看守那里，集体农场的前任主席带着已经被重新安置的民众回来收割、播种，载走成捆麦草，我们在里面发现缝纫机和摩托车。他们给你一瓶自制伏特加，你就准许他们运出电视机，一瓶或十瓶酒可以交换牵引机和播种机，没人对钱感兴趣。（笑）就像共产主义，所有东西都要课税：一罐瓦斯——半升伏特加；一件羔羊毛皮草——两升伏特加；摩托车——数量不定。我在那里待了六个月，替换的人才出现。事实上我们多待了一阵子，因为波罗的海地区的军队拒绝前来。当时就是这样。人们把所有拿得走、抬得动的东西都偷光了，隔离区的物品都被运回这里，你可以在市场、当铺或一般人的度假小屋看到。留在铁丝网里的只有土地和坟墓，还有我们的健康和信仰，或是我的信仰。

我们到那里领取装备，队长告诉我们：“只是一起意外，很久以前发生的，已经过了三个月，不会有危险。”“很好，”士官长说，“只要记得饭前洗手。”

我负责测量辐射。天一黑就有人开车来，停在我们的小岗哨旁，给我们钱、香烟、伏特加，要我们让他们进去翻找被没收的物品。他们把背包塞满，带去哪里？也许是基辅或明斯克的二手市场。我们把剩下的东西埋到沟渠里，连同衣裙、靴子、椅子、口琴、缝纫机，埋到我们称为“公墓”的地方。

回家后我去跳舞，遇到喜欢的女孩，我说：“我们交往吧。”

“有什么用？你是切尔诺贝利人了，我不敢和你生小孩。”

我有我自己的回忆。在那里，我的正式职务是驻卫警察队指挥官——世界末日指挥官（笑），没错，就这样写下来。

我记得我拦过一辆从普利彼特开来的汽车，那座城市已经疏散完毕，空无一人。我说：“请出示文件。”他们没有文件。后座盖了一张帆布，我们拉起来看，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藏了二十组茶具、一个壁橱、一把扶手椅、一台电视、几张地毯和几辆自行车。

所以我开了一张单子。

我记得发狂的猪在空荡荡的村子里跑来跑去，集体农场的办公室和党部会所贴着褪色的海报：“我们提供祖国面包！”“苏联工人万岁！”“人民的成就永垂不朽。”

我记得荒芜的公墓有裂开的墓碑，上面刻着：博洛金队长，高级陆军中尉。另外还有长柱上刻着二等兵的姓名，排列起来像诗一样，周围长满牛蒡、刺荨麻和藜草。

我记得一座被精心照顾的菜园，主人走出房子，看到我们。

“年轻人，不要嚷嚷，我们的表格已经交出去了——春天就离开。”

“那你为什么翻菜园的土？”

“可是那是秋天的工作。”

我了解，但是我得开一张单子……

我的老婆带着孩子离开。那个贱人！不过我不会像万尼亚·科托夫一样上吊自杀，也不会从七楼窗户跳出去。那个贱人！我从那里带回装满钱的皮箱时，什么问题也没有。我们买了一辆车，那个贱人跟我住得很高兴，她当时一点也不害怕。（唱起歌来）

“一千伽马辐射线，阻挡不了俄国男人的小弟弟快乐一天……”

很棒的歌，从那里听来的。想不想听一个笑话？一个人去过反应炉之后回家，他的妻子问医生：“我该怎么做？”“你要把他洗干净，拥抱他一下，然后停止使用他。”

那个贱人！她怕我，她把孩子带走了。（突然变得严肃）我负责开车接送在反应炉附近工作的军人，我和其他人一样，脖子上都挂了一具辐射探测仪。值勤结束后，我把他们载到第一部门，也就是机密部门。他们在那里检视探测仪上的数字，在我们的卡片上写一些东西，但我们接收到多少剂量是军事机密，那些混账！

一段时间过后，他们突然说：“好了，你不能再接收更多辐射。”他们只告诉你这么点医疗信息，连离开时他们都不说我一共接收了多少辐射。混账！现在他们在争权夺利，搞内阁组合，办选举。你想听另一个笑话吗？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你什么都可以吃，不过你得用铅把自己的排泄物埋起来。

我们没有任何证明文件，医生如何诊断？他们到现在还在藏着，不然就是老早就销毁了，因为那些文件太机密。我们如何帮助医生？如果我有证书，证明在那里接收到多少剂量，我就可以拿给那个贱人看，让她知道我们什么都熬得过去，我们可以结婚生子。切尔诺贝利清理人祷告：“上帝啊，既然你让我不行，能不能也让我不想要？”妈的，你们都去死好了！

他们叫我们签保密合约，所以我什么也没说。退伍后我马上成了二级伤残人士。我当时二十二岁，接收到不少辐射。我们从反应炉搬出一桶桶石墨，那里的辐射是一万伦琴。我们用普通的铲子挖，值勤一个班次要换三十个面罩——我们称那是“嘴套”。我们也负责灌石棺，那是资深操作员瓦列里·格旦霍克的大坟墓，爆炸时他当场就被困在残骸里，好像二十世纪的金字塔。我们还剩三个月。每天工作结束，他们甚至没给我们更换的衣物，就让我们穿着在反应炉穿的裤子和靴子走来走去，直到我们被送回家。

即使他们准许我讲话，我要跟什么人讲？我在工厂工作，老板说：“不许再生病，不然我们要裁掉你。”

后来他们真的把我裁掉了。我去找厂长说：“你没有权力这样做，我去过切尔诺贝利，我救了你们，保护你们！”

他说：“我们又没派你去。”

我半夜醒来，听到妈妈说：“儿子，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你没睡觉，只是睁着眼躺在那里，连灯都没关。”

我不说话，因为没有人用我可以回答的方式或用我的语言跟我说话，没有人明白我从什么样的地方回来，而且我什么也不能讲。

我现在不怕死了，我只是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死。我的一个朋友临终前肿得像水桶。我的邻居去那里开起重机，他变得像黑炭一样黑，整个人缩水，只好穿童装。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死，只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但是我想在死亡来临时感受它，就像脑袋挨一颗子弹。我也去过阿富汗，那里比较简单，他们直接开枪把你射死。

我从报纸上剪了一篇关于当晚在核电厂值班的操作员列昂尼德·塔普托诺夫的报道。爆炸前几分钟，他按下红色紧急按钮，可是无济于事。他们把他带到莫斯科的医院，医生说：“我们需要另一个身体才能治疗他。”他全身上下只有背上一个小点没有辐射。他们把他埋在迈汀斯卡亚的公墓，和其他人一样，先用金属薄片把棺材隔绝起来，再倒半米混凝土，加上铅盖。他的父亲站在那里哭，走过他身旁的人说：“都是你的王八蛋儿子害它爆炸的！”

我们很孤单，我们在这里像陌生人，他们甚至把我们分开埋葬，好像我们是外星人。老实说，我觉得死在阿富汗还比较好，在阿富汗死掉是很正常的事，至少你可以理解。

我驾驶直升机飞到反应炉附近，可以看到獐和野猪，它们很瘦，昏昏欲睡，像用慢动作前进。它们吃在那里生长的草，它们不明白，不明白它们应该和人一起离开。

我该不该去，该不该飞？我是共产党员，怎么能不去？

两个伞兵拒绝去，他们的妻子很年轻，还没生小孩。他们遭到羞辱和惩罚，不会有前途了。去那里也关乎男子气概和荣誉！那是吸引我去的一个原因——他不去，所以我去。可是现在我会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经过九次手术，两度心脏病发作，我不会批评他们了，我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还很年轻。可是无论如何我都会去，这点我很肯定。他不能去，我去，那才算男子汉。

当时的空中装备相当惊人，包括重型直升机、中型直升机和雌鹿战斗直升机。米格二十四或米二直升机在切尔诺贝利能做什么？很多年轻飞行员刚从阿富汗回来，那些人都觉得自己在阿富汗打够了，却还得坐在反应炉附近的森林吸收辐射。那是命令！他们没必要把所有人送到那里吸收辐射，有什么意义？他们需要的是专家，不是大批人力。

我从空中看到损毁的建筑，一地残瓦碎片，还有很多小小的人形。他们运来一架东德起重机，但是无法正常运作，起重机一开到反应炉附近就发生故障了。卢卡契夫学院为了探索火星设计的机器人和日本的机器人也坏了，所有线路都被辐射摧毁，但是穿橡胶服、戴橡胶手套的军人还在那里跑来跑去……

回去之前他们警告我们，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最好不要到处告诉别人我们看到的情况。可是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什么都不懂，可是我们什么都看在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