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死亡时牙痛的人（2/2）

我们埋葬森林，把树锯成一米半大小，用玻璃纸包起来，丢进洞穴。我晚上睡不着，只要闭上眼睛就看到黑色的东西在移动、翻转，好像土地是活的——里面有虫、蜘蛛、蚯蚓，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只知道是虫、蜘蛛、蚂蚁，有小有大，有黄有黑，各种颜色都有。一个诗人说过，在某个世界里，动物是另一种人。我杀了它们，一次杀十只、一百只、一千只，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名字。我摧毁它们的房子、它们的秘密，埋葬它们。

我很喜欢一个作家，叫作安德烈耶夫。他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描述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死而复活，但从此后就与世人格格不入，永远无法像其他人一样，虽然耶稣基督让他复活。

我说够了吧？我知道你很好奇，没去过那里的人都很好奇，但那里依然是人的世界，同样的世界。人不可能持续生活在恐惧中，不可能那样生活，所以时间一久，你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又继续说）男人喝伏特加、打牌，想办法交女朋友或生小孩。他们时常提到钱，但我们不是为了钱才去那里，至少大多数人不是。我们工作，是因为我们必须工作，他们叫我们做事，你不会多问。有些人希望因此获得升迁，有些人曾经作奸犯科，大家都希望得到当初承诺他们的特殊待遇：马上有公寓可住，搬出军营，让孩子上幼儿园，得到一辆轿车，等等。

有一个家伙不肯离开帐篷，穿着塑胶衣睡觉。胆小鬼！他后来被开除党籍时大喊：“我还想活命！”什么人都有，我遇过自愿来的女人，他们不让她们来，因为我们需要的是驾驶员、水管工和消防员，不过她们还是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自愿在夜里看守仓库，包括学生，也有人捐款到受害者基金会，好几百人捐赠血液和骨髓。

同时，你可以用一瓶伏特加买到任何东西——奖章或病假。集体农场主席带了一箱伏特加给辐射专家，请他们把他的村子从疏散名单里剔除；另一个集体农场的主席也带来同样的箱子，请他们在名单里列上他的村子，因为有人答应在明斯克给他三套公寓。

没有人检查辐射报告，俄罗斯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物品被注销之后仍然出售，你一方面觉得恶心，另一方面……妈的，你们为什么不都去死？

他们派学生拉田里的藜草、收集麦秆，一对年轻夫妻牵着手走来走去，你几乎看不下去，可是这个地方真的好美！美到不可思议，这让恐怖显得更加恐怖，真的太美了。居民却得像畏罪潜逃的犯人逃离这个地方。

他们每天带来报纸。我只看头条，“切尔诺贝利——成就之地”，“反应炉被打败”，“我们要继续生活”。党部官员举办政治研讨会，说我们一定要胜利，可对手是谁？原子？物理？还是宇宙？胜利对我们来说不是事件，而是过程。人生是不停奋斗和克服困难的过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水灾或火灾等灾难，我们需要机会证明我们有多“英勇”。

官员念着报上的声明，说我们因为有“高度政治觉悟以及精心策划”，所以灾变后仅仅四天，红旗已经在四号反应炉上飘扬。那面红旗一个月后就被辐射吞噬，于是他们又派人插上另一面旗，一个月后又得再插一面。

我想象那些士兵走上屋顶换旗子时的感受，那是自杀任务。是信奉苏联，还是奋勇牺牲？不过老实说，如果他们给我那面旗，叫我爬上去，我也会那么做。为什么？我说不上来，也许我当时不怕死，我的妻子连一封信都没写给我，六个月，一封信都没有。（沉默）

想听一个笑话吗？一个囚犯逃出监狱，跑到切尔诺贝利方圆三十公里内的地方。他们抓住他，把他带到辐射探测仪旁测量，结果他的辐射剂量高到根本不可能把他关回监狱，也不能带他去医院或放到人群中。

你为什么不笑？

（笑）我到那里的时候，鸟在巢穴里；我离开时，苹果都在雪地上。我们没机会埋葬所有东西，我们把土埋在土里，连同昆虫、蜘蛛、水蛭，那是和人不一样的世界，那些虫子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东西。

我其实什么都没告诉你，只是零碎的回忆。安德烈耶夫也写过一篇寓言，描述一个男人住在耶路撒冷，耶稣被带去处死时经过他家，耶稣背着十字架倒地大叫，他本来都可以看到，但是他的牙齿痛，所以他没有跑到外面。两天后他的牙齿不痛了，别人告诉他耶稣复活了，他想：“我本来可以亲眼见证，可是我牙痛。”

是不是都像这样？一九四二年，我父亲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很多年后他才从书本和电影里发现自己成了重大事件的一部分。他只记得：“我坐在战壕里，拿着步枪射击，后来发生爆炸，我被埋住，他们把半死不活的我挖出来。”就那样。

当时，我的妻子离我而去。

——阿尔卡迪·菲林，清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