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事总是悄悄发生（2/2）

虽然程序这样写，但实际操作时当然会有所不同。不出所料，地理勘查这个步骤被省略了。那些人只是随手指向一块地，说：“挖这里。”挖土机便开挖了。

“你要挖多深？”

“谁知道？等我挖到水再停。”

他们就这样朝着水源挖。

他们总是说：“人民是神圣的，错都错在政府。那就让我来告诉你，我对人民还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出过最长的任务，是在克拉斯诺波斯克区域，这里的情况最糟。为了避免把放射性物质从地里冲入河流，我们需要按照指示行动。

我必须挖双倍深度的犁沟，间隔一段距离，然后再挖犁沟，保持同样的间隔。因此我需要开车巡视每一条小河。我搭着巴士来到地方行政中心，我需要一台车来执行这项任务。

我见到了地方行政议长，他坐在办公室里，正在抱头苦恼：没人下令改变政策，没人对收割作业流程做出更改。豌豆和多数豆类一样，会吸收大量辐射，但他们既然已经种了豌豆，就得采收。这里部分地区的辐射量已经超过了四十居里。

所以他没时间理会我。幼儿园的厨师和保姆都逃跑了，孩子们正在挨饿。所有外科医师也离开了——现在要动个切除盲肠的手术，都必须搭救护车去邻近的行政区，路程长达六十公里，一路上颠簸不堪。还谈什么挖犁沟的车子？他完全没时间理会我。

所以我找到军方。这里的部队都是年轻人，他们在此停留了半年，都已病得不轻。他们给了我一台装甲运兵车，还附带人员——不，等等，是更精良的装甲侦察车才对，上面还装了一门机枪。真可惜我没跟这台车一起合影。我认为这真是男人的浪漫。负责指挥这台车的少尉会不时向基地汇报：“呼叫老鹰！呼叫老鹰！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我们行驶在同样的森林，同样的道路上，开的却是一台装甲车。路上的妇女们躲在篱笆后哭泣——自从战争结束后，她们就没见过这样的车。她们害怕另一场战争要开始了。

根据指示，负责挖犁沟的牵引机驾驶座必须密封且有辐射保护措施，但驾驶员竟然把牵引机停在一旁，躺在草地上休息。

“你疯了吗？没人警告过你吗？”

“但是我已经把上衣垫在头下了啊。”他说。

人们还搞不清状况。他们长久以来生活在核战的恐惧中，却不惧怕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件。

这里的风景很美，那些古老的森林还在。弯曲的河流有茶水一般的颜色，溪流清澈，草地绿意盎然。人们在森林中喊着彼此的名字。对他们而言，这一切这么自然，就像早上起床来到家中庭园一样。只有你心里知道，这里的一切都被污染了。

我们遇见了一位老妇人。

“孩子，告诉我，我可以喝我的奶牛产的奶吗？”

我们低下了头，我们都收到了命令——只收集资料，不许与当地人互动。

最后驾驶员终于开口了。

“婆婆，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噢，我年过八十了。说不定还更老，我的资料在战争中被烧掉了。”

“那您尽量喝吧。”

那些村庄里的居民最让我感到不舍——他们天真无知，像孩童一样，却要受苦受难。那些农夫与切尔诺贝利无关，他们与大自然是一种信任的关系，并非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千百年来一向如此。他们不能理解发生的事情，只好选择相信那些科学家或受过教育的人，把这些人当神父一样。但他们得到的信息却是：“一切都很正常，没什么好害怕的，只要记得吃饭前洗手就好。”我当时还不明白，但过了数年后我才终于知道，我们都是这项罪行的共犯，一同参与了这个阴谋。（她沉默不语）

你无法想象，有多少送入隔离区的补助品被走私出来：咖啡、牛肉罐头、火腿、柳橙。这些东西装箱后用货车运出，因为其他地方都买不到。当地的商人、督察，低阶和中阶官僚都赖此为生。人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恶劣，我也是其中之一。现在我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了。（她停顿了一下）当然，重要的是我愿意承认我是这样的人。

我再举一个例子。一个集体农场中大约有五座村庄，其中三座是“干净的”，两座是“被污染的”。两者之间，只隔两三公里的距离。被污染的村庄可以领到“坟墓”金，干净的村庄没有。现在“干净的”村庄正要建造牲畜圈舍，需要使用干净的饲料。但是干净的饲料要去哪儿找呢？风吹过一片又一片的田地，这些田地全在同一块土地上。为了要建造圈舍，有些文件需要签名，需要经过委员会签署同意，而我正是委员会的一员。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应该签署这些文件，这根本就是犯罪。但最后我还是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就跟其他人一样。我心想：干净饲料的问题与环保稽查人员无关。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为自己找到借口。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发现可怕的事情总是悄悄发生在生活中。

——卓娅·达尼洛芙娜·布鲁克，环保稽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