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2/2）

你要我叙述事情刚发生时的情况。乌克兰那边收到了警报，但白俄罗斯却一片风平浪静。当时是播种季节。我没有隐瞒，我也不在办公室里，我在田地和牧场间奔波。人们忙着播种、挖土。大家都忘了，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前，人们将原子称为“宁静的工人”，大家都很自豪能活在原子时代。我不记得当时对原子有任何恐惧。

说到底，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该是个怎样的人呢？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拥有普通的大学学位，大半是主修工程学或农艺学的。我们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来自高级党校。我对原子的认识，最多就是从民防教育课堂上听来的。我从未听说牛奶中会有铯元素，也不知道什么是锶。我们把含有铯的牛奶运到牛奶厂，我们把肉送到肉厂，我们照常收割小麦。一切按计划进行。我没有强迫任何人，没人下令要我们停止做这些事。

刚开始那几天，人们感到害怕，但也很兴奋。我是个不懂自保的人。（思考了一下）而且人们有很强的责任感，那些要求前往切尔诺贝利的信，堆满了我的桌子，都是志愿者。不管别人现在怎么写，当时的苏联人可是有强烈民族性的。不管他们现在是怎么写。

科学家来了，他们互相辩论，吼到喉咙都哑了。我对其中一个说：“孩子们玩的沙堆有辐射吗？”

他说：“那是别人在危言耸听！一知半解！你懂什么是辐射？我是核物理学家，我亲眼见过核爆。核爆二十分钟后，我就敢坐卡车在烧焦的土地上，到爆炸中心点去。你们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

我相信他们的话。我把大家叫到办公室：“同志们！如果我跑了，你们也跑了，人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说共产党员都是擅离职守的人。”

如果我的言语和表情不足以说服人，我就会用另一种方法：“你到底爱不爱国？不爱国的话，就把党证拿出来放到桌上，拿出来啊！”有些人真的这么做了。

然而我却开始起了疑心。核能研究所和我们订下合约，要检验我们送去的泥土样本。他们采集了草皮和一层层黑色的泥土，带回明斯克化验。

他们打电话给我：“麻烦你安排交通工具，把这些泥土运回去。”

“你在开玩笑吗？这里离明斯克有四百公里远。”我差点拿不住手中的话筒，“要我把泥土运回来？”

他们回答说：“对，我们不是在开玩笑。根据指示，这些样本要埋在特殊容器里，埋在由水泥和金属制成的地下碉堡里。白俄罗斯各地都送来这样的样本，我们一个月内就已经没地方存放了。”

你听清楚了吗？我们竟然还要在这样的土地上耕种，任凭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土地上玩耍。我们必须完成牛奶和肉类的产量指标。伏特加要用小麦制作，苹果、梨子和樱桃则用来做成果汁。

撤离人民——如果有人从空中俯瞰的话，他们可能会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他们撤离一个村庄，然后通知另一个村庄在下周撤离。在这一周，人们堆麦秆、割草皮、铲土砍树，跟平常没什么两样，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周之后，所有人都被带上军车运走了。对我来说，我要开会、出差，压力大得失眠，有好多事要处理。我还记得，有个人站在明斯克的共产党委员会门口，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人民需要碘”。天气很热，但他身上穿着雨衣。

你忘了吗？人们曾经认为核电厂是我们的未来。我时常这样倡导。我曾去过一个核电厂——那里安静、整洁，又令人愉快。红旗在角落里飘扬，写着“社会主义竞争优胜”的标语，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我是我们时代的产物。我不是罪人。

——弗拉基米尔·马特伊维奇·伊凡诺夫，前斯塔夫哥罗德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