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竟然可以拥有无尽的权力来支配他人（1/2）

我不是文人，我是物理学家，所以我只会向你陈述事实，不会添油加醋。

迟早会有人出来为切尔诺贝利负责。有一天他们会出来承担责任，就像一九三七年一样。也许要等五十年，大家都老了，他们也都过世了。他们这些罪人！（安静下来）我们要让事实流传下去。后人会用得上的。

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我到莫斯科出差。我在那里听到了意外的消息。

我打电话给明斯克的尼古拉·斯柳尼科夫，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我打了一次、两次、三次电话，但他们不让我跟他说话。我转而找他的助理，那位助理跟我很熟。

“我从莫斯科打来的，帮我接斯柳尼科夫，我要通知他一些消息，紧急的消息。”

电话是用政府专线打的，但他们已经开始封锁消息了。你只要一讲起意外，通话马上就会中断。很明显，有人在窃听！我希望能找出是谁在窃听——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是政府里的秘密组织。更何况，我是打给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的。而我呢？我是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核能研究所的主任。我是教授，是科学院院士，但就连我的电话也被封锁了。

我花了两小时，终于跟斯柳尼科夫通上话。

我对他说：“据我计算，这是一起很严重的意外。”——我当时有机会和莫斯科某些人士谈话，因此知道部分实情——“辐射云正朝我们飘过来，朝白俄罗斯飘过来。我们需要马上对人民实施碘剂预防措施，撤离核电厂附近的居民。方圆一百公里内，都不应该有任何人和动物。”

“我已经收到报告了，”斯柳尼科夫说，“那里起了一场火，但是已经被扑灭了。”

我忍不住了：“这是谎言！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只要是物理学家都知道，石墨正在某处以一小时五吨的速度在燃烧，你想想这会烧多久？！”

我赶上第一班回明斯克的火车。我整晚没睡。我测量了我儿子的甲状腺——当时测量辐射量最适合的部位——测出每小时一百八十毫伦琴的剂量。他需要碘化钾，也就是一般的碘。小孩需要两到三滴碘，滴到半杯溶剂里服用，成人则需要三到四滴。

反应炉已经烧了十天，这些事早在十天前就该做了。但是没人愿意听我们的话！没人愿意听科学家和医生的指示！他们把科学、医学与政治混为一谈。他们就是这样！

我们不能忘记当时的环境背景，十年前，当时的我们是怎样的？当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在进行秘密实验，所有“西方的消息”都被封锁。当时有上千种禁忌，党和军队都握有机密。和平的苏联境内，原子能就和煤炭一样安全——人们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我们是被恐惧和偏见束缚的人民，我们的信仰变成了迷信。

然而，好吧，只说发生的事实。第二天是四月二十七日，我决定前往位于乌克兰边境的戈梅利州。我去了几座主要城市——布拉金、霍伊尼基、那罗夫亚，那些地方仅与核电厂相隔二三十公里。我需要更多信息。

我带着整套测量环境辐射的装备去了。环境辐射测出来的结果是：布拉金，每小时三万毫伦琴；那罗夫亚，每小时两万八千。但是人们仍在田里播种和除草，准备庆祝复活节。他们把蛋涂上色彩，烘焙复活节蛋糕。他们会说：什么辐射？那是什么？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上头只对我们说收成如何，进度如何。他们以为我疯了：“教授，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伦琴，毫伦琴——这听来像是外星人说的话。”

然后我们回到明斯克。街上人来人往，人们照常卖着馅饼、冰激凌、三明治、酥皮点心，而辐射云就在他们头顶。

四月二十九日——每件事发生的日期我都记得很清楚——早上八点，我坐在斯柳尼科夫的接待区。我想见他，我试了一次又一次。我一直坐到下午五点半。这时，有个知名诗人从斯柳尼科夫的办公室走了出来。我认识他。他对我说：“我刚才和斯柳尼科夫同志在讨论白俄罗斯文化。”

我气炸了：“如果我们不赶快把民众从切尔诺贝利撤离，如果我们不救他们，以后就没有白俄罗斯文化了！也没有人读你的书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已经把火扑灭了。”

我最终见到了斯柳尼科夫。我告诉他前天的所见所闻，我们需要救救这些人！在乌克兰——我已经跟他们通过电话——他们早就开始撤离人民了。

他说：“为什么你的人员（研究所员工）拿着辐射剂量计在镇内到处走动，把大家都吓坏了？我已经向莫斯科的伊雷因教授请教过了，他是苏联辐射防护局主席，他表示一切正常。政府委员会也到了核电厂，检察官的办公室也设在那里。我们已派出军队，用上全部的军事装备来处理漏洞。”

我们要面对上千吨的铯、碘、铅、锆、镉、铍、硼，还有未知数量的钚（切尔诺贝利使用石墨铀反应炉，这类反应炉可以制造出适用于核弹的钚元素），一共四百五十种放射性物质。这相当于三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他们应该讲物理学，谈物理定律，而他们却反倒归咎敌国，开始寻找敌人。

或早或晚，一定会有人出来负责。

“你会说你的专长是牵引机，”我对斯柳尼科夫说，他曾是牵引机工厂的主管，“你会说你不懂辐射的影响，但我是物理学家，我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

可从他的角度来看，这又算得了什么？几个教授，一群物理学家，凭什么告诉中央委员会该怎么做？不，他们并不是罪犯集团，更应该说是无知和盲从的团体。他们的生活原则，他们从那个大机器那里唯一学来的事，就是不要出风头，大家开心就好。

斯柳尼科夫不久后就被召唤到莫斯科，升官了。这个阴险的家伙！我打赌，戈尔巴乔夫一定亲自从克里姆林宫打电话给他，大概会说，我希望你们白俄罗斯人不要恐慌，西方世界正在引起骚动。

如果你不讨好你的长官，那么你就会失去升官的机会，失去出国旅行的机会，也会失去那栋别墅。如果我们仍在封闭的体制内，仍在铁幕之下，人们恐怕至今还住在反应炉旁边。他们会掩盖一切！想想克什特姆和塞米巴拉金斯克——你懂吗？我们还活在斯大林的国家里。

依照当时我们的民防教育指导，在可能遭遇核子攻击或发生核子意外的情况下，全民都应实行碘剂预防措施，这是在有危险时就应采取的行动。我们这里每小时有三千毫伦琴的辐射量，但他们担心的不是人民，而是自己的地位。

这个国家属于当权者，国家永远摆在第一。他们大可以找出别的方法来实行预防——不需要公布，也不会造成恐慌。他们大可以把碘投放到水库里，或加在牛奶里。市内已备有七百公斤的浓缩碘来应付这种状况，但这些浓缩碘统统原封不动。人们害怕上级长官的程度，甚于害怕原子。所有人都在等待命令，等待电话，没有人行动。

我的公文包里带着一个辐射剂量计。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再让我与重要人士会面，他们已对我感到厌烦，所以我带着辐射剂量计到接待室，测量那些秘书或私人司机的甲状腺。有时候这样做很有效，他们会感到害怕，然后让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