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寂的声音（2/2）

我不知道这该不该说？该如何形容？我们有一些秘密，我还是不太明白这样做的意义。在我们相处的最后几个月，他晚上还是会找我过去，他仍对我有欲望，他爱我爱得更深了。每当我在白天看着他的时候，总是不敢相信晚上发生的事。我们不想分离。我拥抱着他，抚摸着他。这时我会想起那些快乐的时光，闪亮的日子。

想起当他从卡姆恰卡回来时，留了很长的胡子，他在那里留的。想起我在公园板凳上度过的生日。

“娶我吧。”我真的该说吗？我可以说吗？我像男人对女人一样，主动向他求爱。

除了药物之外，我还能给他什么呢？还有什么希望呢？他并不想死。

我没有告诉我妈妈任何事。她不会懂的，她只会批评我，只会辱骂我们。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癌症，一般的癌症就会使人害怕，何况这是更糟糕的切尔诺贝利癌症。

医生对我说：如果肿瘤在他体内蔓延，他就活不久了，但肿瘤只是慢慢向上移，从身体到脸上。他的身上长出了黑色的东西。他的下巴移位了，脖子不见了，舌头却跑了出来。他的血管开始破裂流血。脖子，脸颊，耳朵，到处都是。我装了冷水，用湿布擦拭他，却一点帮助也没有。

这景象很可怕，枕头上全是血。我从浴室把脸盆拿过来，血流入盆里，像是在用桶接牛奶一样。那种声音听起来很柔和，好像来到了农村。我现在晚上还是会听到这个声音。

在他还有意识的时候，如果他开始拍手，就是示意我要叫救护车了。他不想死，他才四十五岁。

救护人员也知道我们，他们并不想来：“我们帮不了你丈夫了。帮他打针吧！给他麻醉剂！”

我后来学会注射了，但打针会在他的皮肤上留下黑色的淤青，而且不会消失。

有一次，我设法找来了救护人员，当时还来了一位年轻的医师。他看到之后，吓得倒退了几步：“对不起，他该不会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吧？他是从那里回来的人吗？”

我说：“是的。”

然后他，我没有夸大，他大叫着说：“噢，这位女士，让他早点解脱吧！早一点！我看过那些从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是怎么死的。”

当时我的丈夫还有意识，他听到了。但是还好，他不知道，他也没有猜到，当时他是他们队里最后一个活着的人。

还有一次，我从附近诊所请来一个护士，她只是站在门口，拒绝进来：“噢，我办不到！”

为什么我就办得到？我什么都愿意做。我还能想些什么办法呢？我怎样才能救他？他痛苦地大喊着，吼了一整天。最后我才找到方法：我把注射筒装满伏特加注入他体内。他才停了下来，忘记了苦痛。这方法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其他女人跟我说的，她们也有同样的经历。

他妈妈之前会过来说：“你为什么让他去切尔诺贝利？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根本没想过能阻止他去，他大概也没想过拒绝。当时跟现在不同，是军事统治的时代。

我曾问他：“你后悔去那里吗？”

他摇头表示不会。他在笔记本上写着：“我死掉之后，卖掉车子和备胎，不要嫁给托利克。”

托利克是他弟弟，他也喜欢我。

还有很多事呢——他睡着的时候，我会坐在他身旁，他的头发很美，我拿着剪刀悄悄地剪了一束下来，他睁开眼，看到我手里的头发，露出了微笑。

我留着他的手表，他的军证，还有切尔诺贝利的徽章。（她沉默不语）我以前真的很开心！我还记得我在产科病房里的日子，我会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等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到底怎么了？我对他百看不厌。我还以为迟早有一天我会厌烦。我给他做早餐，然后看着他吃东西的样子。我看着他刮胡子，我看着他走出门外。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图书馆管理员，但我不知道该如何热爱我的工作。我只爱他，只爱他，我不能没有他。我会在晚上大吼，埋在枕头里大吼，这样孩子们才听不到。

我从没想过，他会离开这个家，从没想过，我们会永远分开。我的妈妈，他的弟弟，他们开始告诉我，对我暗示说，医师们在推荐一个地方。你懂吗，简而言之，在明斯克附近有一家特别的医院，是专门让这种无可救药的病患在那里等死的。以前住的是那些从阿富汗回来、四肢不全的士兵——现在则是给从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住。

他们恳求我：“那里比较好，随时都有医生照顾。”

我不想，我根本不想听。后来他们说服了他，他也开始请求我：“带我去那里，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这时我正在想办法请病假或事假。只有照顾自己生病的孩子才能请病假，而事假最多只能请一个月。

他在笔记本上写得满满的，要我答应带他去那里。最后他弟弟开车载我去看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在一个村庄的边缘，叫格雷本卡，是一栋大木屋，旁边有口破井，厕所在屋外。我看到一些穿黑色衣服的老婆婆——都是修女。

我甚至没有下车，没有离开座位。那天晚上我吻着他：“你怎么可以要我这么做？我绝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绝不！”我吻了又吻。

最后几周是最令人害怕的。我们需要花半个小时，让他排尿到半升的罐子里。他从头到尾都低着头，他觉得很羞愧。

“噢，你为什么要这么想！”我说。我吻了他。

最后一天，有那么一瞬间他坐了起来，睁开了眼睛，笑着说：“瓦莉乌西卡！”他想喊我的名字。他死的时候孤零零的，所有人都是如此。当时他们打电话给还在上班的我：“我们要把他的红色成就证书交给他。”

我问他：“你们的人想过来，他们要拿证书给你。”

他摇头表示不要，但他们还是来了。他们带了些钱，还有装在红色本子里的证书，封面有列宁的照片。

我收下来时心想：“他牺牲性命，就是为了这个吗？报纸上说不单是切尔诺贝利爆炸了，共产主义也跟着爆炸了。但封面上的照片却依旧不变。”

有个人想对他说些好话，他却用毯子盖住自己，只让人看得到头发。他们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他已经开始害怕见人，我是唯一他不会害怕的人。

安葬他时，我用两条手帕盖住了他的脸。有人向我请求，我才会把手帕掀开。

一个曾经爱过他的女人看到后就昏倒了，我以前还会妒忌她。

“让我再看他最后一眼。”

“好。”

我没有告诉她，他死的时候没人敢靠近，大家都很害怕。

根据我们的习俗，我们是不能为死去的亲人清洗和穿衣的。两个太平间的看护人过来跟我要伏特加喝。

“我们什么都见过了，”他们对我说，“我们见过被压扁的人，我们见过支离破碎的人，我们还见过烧焦的小孩尸体。但是都比不上这个。切尔诺贝利人的死状是最恐怖的。”（压低了音量）他死了，就躺在那里，他全身发烫，没有办法碰触他。他死的时候，我把家里的钟都停了下来。时间是早上七点。

刚开始，在没有他的日子里，我一连睡了两天。没人叫得醒我，我会起来喝一些水，什么都不吃，然后又回到枕头上。现在我才觉得奇怪：我怎能睡得着呢？

我朋友的丈夫临终时，对着我的朋友丢盘子，他不明白，她为什么可以这么年轻漂亮。而我丈夫却只是一直看着我。他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着：“我死了之后，把我的遗体火化。我不想让你害怕。”

有谣言说，那些来自切尔诺贝利的人，死后的尸体也会有辐射。我读过有关那些在莫斯科医院过世的切尔诺贝利消防员的报道，他们被葬在莫斯科近郊的米季诺，他们的坟墓至今仍被视为有放射性。人们路过时会刻意避开，也不会把亲人葬在那里，好像连死者也畏惧这些人的尸体。大家都不明白切尔诺贝利是什么，只好任凭感觉臆测。

他把在切尔诺贝利工作的白色衣服带了回来，一套带裤子的特殊防护衣。这套衣服一直放在我们的储藏室，直到他过世。然后我母亲决定：“我们要把他的东西全部丢掉。”

她也会害怕。但我想留下这套衣服。这是不好的——我们家里还有小孩，所以我们还是把所有东西都带到镇外埋了起来。

我读过很多书，我就生活在书堆之中，但有件事却是无法解释的。他们将骨灰坛交给我时，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用手抚摸他的骨灰，里面有小颗粒，像是沙滩里的贝壳，那是他的臀骨。在此之前，我抚摸他的遗物时都无法听到他的声音或感受到他的存在，但是现在我却感受到了。我想起他死后的那个晚上，我坐在他身旁，忽然间我看到一缕轻烟冒了出来——我在火葬场时又看到了一次——那是他的灵魂。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没看到。当时我感觉我们又见面了。

我以前过得多么快乐！他去出差，我在家里，数着日子等他回来。我不能没有他。我们曾去看望他住在乡间的妹妹，晚上她妹妹说：“你的床在这个房间，而你的床在另一个房间。”

我们都看着对方笑了——我们无法想象要睡在不同的房间里。我不能没有他，我跟他私奔了。他的弟弟做了同样的事。他们两人个性很像。但是现在如果有人碰我的话，我想，我只会不停地哭。

是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的？谁有这个权力？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他们拿着一张印着红色旗帜的通知前来，像是要征召他从军一样。（我们喝着茶，她给我看她的家庭照片和结婚照片。正当我要起身离开时，她拦住了我。）

我该怎么活下去？我还没有说完，还没讲到最后。我曾经过得很快乐，快乐得跟疯子一样。也许你不应该写出我的姓名，有些秘密——人们只会在私下祈祷，轻声说给自己听。（停了一下）不，还是把我的名字写下来吧，写给神看。我想要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受苦？起初我以为我的世界会就此不同，变得黑暗且不属于我。是谁救了我呢？是什么让我重新找回人生？是我儿子，我和他的儿子。他病了很久，他已经长大了，却还在用五岁小孩的眼光看世界。我想陪着他。

我希望能把房子卖掉，搬到诺文奇附近，那里有精神病院。他就在那里，按医生吩咐住在那里。医生说，如果要活下去，他一定要住院。我会在周末去看望他，他会对我说：“米沙爸爸在哪里？他会来吗？”还有谁会问我这种问题呢？他还在等爸爸。

我会跟他一起等。我会轻声说着我的切尔诺贝利祷言。你知道吗，他是用小孩的眼光在看这个世界。

——瓦莲京娜·季莫费娜·帕纳谢维奇，清理人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