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2）

虽然时而有心满意足的时刻，但我的童年整体而言并不快乐。比起现实，我更愿意沉浸在书中的世界。

我家的房子很大，有许多房间。在刚刚买下且我爸还有钱的时候，我觉得这栋房子很棒，可后来……

一天下午，父母郑重地把我叫进他们的卧室。我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正打算挨一顿批，却听他们说：我们家已不再富裕，因此每个人都要作出一点牺牲，而我要牺牲的是我的卧室——顶楼的一个小房间。我很伤心。我的卧室里有一个黄色的小洗手盆，那是父母为我特意定制的。卧室在厨房上方，紧挨楼梯口，斜对着楼下的电视房。每晚透过半开的房门，电视里大人们隐隐约约的谈话声会传进房间，令我不再孤独，安然入睡。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卧室，我可以作主，夜里半开着门，让走廊里昏暗的光亮照进来。这样的话，一来我不必受怕黑之扰，二来我能在就寝时间后偷偷看书，如果我有这种需求，当然，我总是有这种需求。

被“流放”到妹妹的大卧室，我并没有特别伤心。卧室里有三张床，我选了靠窗的一张，这样我就可以直接爬到窗外铺着地砖的长阳台上，也可以在夜里开着窗睡觉，任和风细雨拂过我的面颊。但妹妹和我总闹矛盾，动辄会吵起来。她喜欢关着门睡觉，我俩针对卧室门是开是关的争吵一触即发，互不让步，但母亲大笔一挥，画了一张表格贴在门后，规定我俩每晚轮流决定门的开关，就这么调和了这一矛盾。晚上的我时而害怕，时而满足，这完全取决于门的开关。

顶楼我原来的卧室被租了出去，租客形形色色。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不怀好意：他们睡在我的卧室里，使用专为我定制的黄色洗手盆。租客有这么些人：一位来自奥地利的胖女士，她告诉我她灵魂能出窍，还能在天花板上走来走去；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学建筑的大学生；一对美国夫妇，当发现他们没结婚时，母亲一怒之下赶走了他俩；而现在住着的，就是那位猫眼石矿工。

他是南非人，尽管他是靠在澳大利亚挖猫眼石发的财。他送了我和妹妹每人一颗猫眼石——石头表面粗糙，黑乎乎的，闪着绿色、蓝色和红色的光泽。我妹妹很宝贝她的猫眼石，为此她对矿工很有好感，但我因茸茸的死而绝对无法原谅他。

春假的第一天我早早醒来。春假连放三周，一想到有大把空闲时间可自由支配，我心花怒放。我可以纵览书海，尽情探索。

我穿上短裤、短袖和拖鞋，来到楼下的厨房。父亲正在烧早饭，母亲还在睡觉。父亲的睡衣外披着一件睡袍，他总在周六做早餐。我问：“爸爸!我的漫画呢？”通常，父亲在每周五下班后，会先给我买一本漫画周刊再开车回家，而我会在周六早晨欣赏最新一期漫画。

“在汽车后座上。”父亲说，“你要吃吐司吗？”

“要，但别烤焦了。”

父亲不喜欢用烤面包机，他喜欢用烤架，经常烤焦吐司。

我走到屋外的车道上，四下张望，接着回到屋里，推开厨房的门走了进去。我喜欢厨房的门，它可以双向推开，所以六十年前的仆从们可双手端盘走进走出，收走空盘，端出新菜。

“爸爸，车呢？”

“在车道上。”

“我没看见。”

“什么？”

电话铃响起，父亲走到门口接电话，我听见他与电话那头的人说了些什么。

烤盘上的吐司开始冒烟。

我站上一张椅子，关掉烤架的电源。

“是警察打来的电话。”父亲说，“有人报警，说看到我们的车被丢在车道尽头。我说我自己还没报警说车被偷了呢。好嘞，我们现在就去和他们碰头。哎呀，吐司!”

他把烤盘从烤架里抽出来。吐司冒着烟，一面已经焦了。

“我的漫画还在吗？有没有被偷走？”

“我不知道，警察没提到你的漫画。”

父亲往每片吐司烤焦的一面上涂了些花生酱，接着脱下睡袍，直接在睡衣外套了件外套，换好鞋，和我一同沿着车道向下走。父亲一边走一边大口咀嚼吐司，我拿着自己的那片吐司，没有吃。

我们沿着窄窄的小路大约走了五分钟，车道两边都是田野。一辆警车从后方开来，在快追上我们时放慢速度，开车的警察叫喊我爸的名字，和他打招呼。

在父亲和警察谈话时，我把烤焦的吐司藏到背后。我希望家里人能买一般人家吃的那种切片白吐司，适合放进烤面包机里的那种。父亲发现当地有家面包店出售又厚又硬实的长条黑面包，就铁了心一定要买。他说黑面包口感更好，但在我看来一派胡言。松软白嫩、入口即化且提前切好片的白面包才是用来烤制的不二之选。

开车的警察靠边停车，下车后打开后座车门，叫我上车。我父亲坐上副驾驶座。警车沿着车道缓缓行驶。那时车道还没有铺砌，宽度只容一辆车通行，路面坑坑洼洼，忽上忽下，还散落着七零八落的燧石，让行驶的车颠来簸去。这一派胡乱之景全拜农场设备、风吹雨打和时间流逝所赐。

“那些孩子呀，”警察说，“就是贪玩。偷辆车，兜一圈，丢在路边，拍拍屁股就走了。一定是当地的孩子。”

“幸好这么快就找到了。”父亲说。

路过葛缕子农场时，一个头发淡金色、脸蛋红扑扑的小女孩看着我们驶过。我的手放在大腿上，紧紧捏着焦吐司。

“不过，真没想到他们会把车停在这里。”警察说，“这地方挺偏僻的。”

我们转了个弯，看到父亲的白色迷你车停在路边一片农田的入口前，四个轮胎深深陷入棕色的泥地。我们越过它，停在一片草地上。警察帮我打开车门，我们三人一同走向迷你车。警察一边走，一边告诉我父亲这一带的犯罪情况，还解释了为什么这明显是当地小孩干的好事。走到车边，父亲拿出备用钥匙，打开车后座的门。

他说：“后座有东西。”他不顾警察的劝阻，一把扯开盖在后座上的蓝色毛毯。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后座，因为我的漫画在那儿，然后我就看到了它。

我看到了它，而不是他，因为它已经没有了人的样子。

我是个喜欢胡思乱想的孩子，常常做噩梦。尽管如此，六岁那年我还是说服了父母带我去参观杜莎夫人蜡像馆，因为我特别想看一看恐怖屋，亲眼目睹我在漫画里见过的妖魔鬼怪，让吸血鬼尼古拉、狼人或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用碎尸块造出的怪物给我带来无与伦比的刺激。可行走在蜡像馆里，我看到的只是望不到边的一幅幅透视画，一个个毫不起眼、阴沉抑郁的男男女女。他们杀过人，大多是房客或家庭成员，接着因果轮转，他们自己也被杀了：绞刑、电椅或毒气室。这些作品大多是尴尬的社交场景，凶手和受害者围坐在餐桌边，中毒的受害者死气沉沉。标牌上的介绍语写道：绝大多数凶手谋杀家人后会将尸体售出，供人解剖。从那时起，“解剖”一词在我心中笼罩上了恐怖的阴影。我不知道“解剖”是什么，我只知道“解剖”会让人杀死自己的孩子。

我在恐怖屋里四处转，有一点让我无比抓狂：没有一个蜡像具有真实感，他们看上去完全不像真正的死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活过。

车后座上盖着蓝色毛毯(我认识那条毛毯，它放在我原来卧室的搁架上，天冷时会拿出来用)的东西同样没有真实感，看起来有点像猫眼石矿工，但样子很怪异：它穿着黑西服和起皱的白衬衫，领口系着一个黑色蝴蝶领结，梳着油光发亮的背头，双眼瞪出，嘴唇乌青，皮肤特别红润，红润到虚假的地步。它的脖子上没有金链子。

在它身下，我看到了我的漫画周刊——书被压弯了，皱得不成样子。封面上是蝙蝠侠，样子和电视上一模一样。

记不清谁说了句什么话，总之他们叫我站得离迷你车远一点。我独自穿过马路站定，此时警察正一边和我父亲交谈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

我凝视着迷你车，发现驾驶座的窗口塞进了一段花园浇水软管，软管的另一端与汽车排气管相连，排气管口被一大坨泥巴敷得严严实实。

没人在看我，我咬了一口烧焦的吐司，又凉又难吃。

在家里，父亲会吃掉大多数烤焦的吐司。“呀!”他会说，“吃点焦炭!养生保健!”他还会说：“烤焦的吐司!我的最爱!”说完他就会把吐司吃个精光。当我年纪更大时，他向我坦白说他一点都不喜欢烤焦的吐司，吃只是为了避免浪费。在那一瞬间，我的整个童年生活变得像个谎言，好似支撑世界的一根信念之柱刹那间分崩离析。

警察正在他的车前拿着对讲机说话。

接着他穿过马路，走到我面前，说：“小家伙，真是对不起，这条路上马上有很多车要开过来，所以我们得把你安顿到一个不挡路的地方。你愿意再次坐上我那辆车的后座吗？”

我摇摇头，我不想再次坐上那辆车。

旁边不知何时冒出一个女孩。她说：“他可以到我家农场来，不用客气。”

她的年纪比我大，至少十一岁，头发对一个女孩来说有点短，鼻子小巧挺翘，脸颊上有雀斑。她穿着一条红裙子(在那个时候，在那一带，女孩子还不穿牛仔裤)，稍微有点苏塞克斯口音，蓝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

女孩和警察走向我父亲。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她带着我沿着小路向她家走去。

我说：“我们家的车里有个死人。”

“他故意把车开到这里，”女孩说，“开到车道尽头，凌晨3点，这样就没人能发现并制止他，而且这儿潮湿的泥土很容易凝固。”

“你觉得他是自杀的？”

“没错。你喜欢喝牛奶吗？我姥姥正在给贝丝挤奶。”

“你是说从牛身上挤出的奶？”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说了傻话，但女孩点点头，让我松了口气。

我心想：我只喝过瓶装奶，还没喝过刚挤出的鲜奶。“那一定很好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