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1/2）

“请提出你的问题吧，尼采教授，”布雷尔说，悠闲地坐回他的椅子，“有鉴于我对你的连串发问，让你回问三个问题一点也不算过分。如果你的问题在我的知识领域之内，我会毫无保留地回答。”

布雷尔很疲倦。这一天很漫长，在他面前还有6点钟的教学讨论会以及傍晚时分的出诊。但即便如此，他不介意尼采的请求。相反，他感到兴高采烈与令人费解。或许，他所寻找的缝隙就在手边了。

“当你听到我的问题时，你也许跟你许多同行一样，会后悔这么爽快地答应。我有个三合一的问题，三个问题，但或许只有一个。还有另一件事，既是一项请求，也算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会跟我说实话吗？”

“哪三个问题呢？”布雷尔问道。

“第一，我会失明吗？第二，这样突然发病，会一直持续下去吗？还有最后一个，最困难的一个，我会像我父亲一样吗？我有一种正在恶化的脑部疾病吗？它会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就夺走我的生命，迫使我变成瘫痪，或更糟，变成疯癫或痴呆吗？”

布雷尔无言以对，他默默地坐着，漫不经心地翻阅尼采医疗卷宗内的扉页。在15年的执业生涯中，没有病人曾经提出过如此直言无讳到几近冷酷的问题。

察觉到他的狼狈，尼采继续说下去，“我很抱歉，让你面对这样的情况。不过，与医师谈话的不得要领，我已有许多年的经验，尤其是那些把自己看成真理代言人的德国医生，却老是在他们的意见上留一手。对于原本就是病人应该知道的事情，没有医生有权利去保留。”

尼采对德国医生的描绘，让布雷尔为之绝倒。但是尼采对病人的权利宣言，又让他感到按捺不下的怒气。这个留着巨大髭须的哲学家，对他而言是无足轻重的，却一再地挑战、刺激着他的心智。

“要讨论这些医疗职业上的议题，我是再乐意不过了，尼采教授。你所问的问题可说是直截了当，我会试着用同样的直率来回答。关于病人的权利，我同意你的立场。不过，你省略了一个同样重要的概念——病人的义务。我比较期待的是，与我的病人有一种完全诚实的关系。但那必须是一种相互的诚实，病人也必须保证对我以诚相待。诚实的问题、诚实的答案，两者造就了最佳的医疗效果。有了这样的前提，你就有了我的保证，我会跟你分享我所有的想法与结论。”

“但是，尼采教授，”布雷尔继续说下去，“我所不同意的是，事情应该永远这样。有某些病人还有某些情况，会使医生必须为了病人的利益，而保留事实的真相。”

“是的，布雷尔医生，我听过许多医师这么说。但是，谁有替别人做决定的权利呢？这种心态所冒渎的，只是病人的自主性而已。”

“我的职责，”布雷尔回答说，“是为病人提供慰藉，而且这个责任无法等闲视之。有时候，它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有时候，有些坏消息是我无法让病人参与的；有时候，保持缄默是我的职责，并且担下病人与家庭双方面的痛苦。”

“但是，布雷尔医生，这类职责湮没了一种更为基本的责任，为了自己，每个人都有发现真理的责任。”

有一会儿，在炽烈的对话中，布雷尔忘掉了尼采是他的病人。这些是无比有趣的问题，而他是完全沉迷在其中。他站了起来，并且在他说话的同时，开始在他的椅子后面踱步。

“把他人不希望知道的真相强加在他们身上，我是否有这样的责任？”

“一个人不希望知道的是些什么，谁可以决定呢？”尼采质问说。

“关于这点，”布雷尔坚定地说，“可以称为医学的艺术。人不是从教科书之中，而是从临床上学到这些东西。让我举一个例子，一位我稍后会去医院拜访的病人。我告诉你的这件事情，是完全的秘密，而且当然也保留了他的身份。这个人有致命的疾病，最末期的肝癌。他因为肝脏退化而患有黄疸，他的胆汁逆流进入血液之中。他的病已是无药可救，我怀疑他能否撑过三个星期。我今天早上见他的时候，告诉他说他的皮肤为何会转为黄色，他镇静地听我解释，然后他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仿佛在减轻我的负担，仿佛要我镇定下来，然后他改变了话题。我认识他30多年了。他问候我的家人，并且谈论着痊愈回家之后，在等候他的公事。”

“不过，”布雷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知道他永远也回不了家了。我该告诉他这点吗？你看得出来，尼采教授，这并没有那么容易。没有被问到的问题，通常才是重要的！如果他曾经想要知道过，他会问我他肝脏失调的原因，或者是我计划什么时候让他出院。但是在这些事情上，他选择了缄默。我应该忍心跟他说那些他不希望知道的事吗？”

“有时候，”尼采回应道，“老师必须狠得下心，人必须被告知坏消息，因为生命本身是严酷的，濒临死亡亦是如此。”

“我应该剥夺人们选择的权利吗，他们希望如何面对死亡的选择？以何种权利，以什么样的托付，要我来担负这样的角色？你说老师有时必须忍得下心肠，或许是吧。但是，去缓和压力并提高身体的机能，这才是医生治疗的职务。”

豆大的雨点打着窗，窗框嘎嘎地响着。布雷尔走过去，凝视着窗外。他转过身来，“事实上，当我三思之后，我甚至不确定我会同意你关于老师应该严厉的主张。或许，只有一种特别的老师吧，或许是一位先知。”

“是的，是的，”尼采的声音在兴奋中提高了八度，“一位教导苦涩真理的老师，一个不受欢迎的先知，我觉得我就是这个样子。”用手按住胸膛，他借此来加重这个句子的每一个字，“你，布雷尔医生，致力于卸下担子，让自己的生命轻松些。而我，我献身的事业，让学校里我的学生们没好日子可过。”

“但不受欢迎的真理，把事情变得艰难的价值又何在呢？我今天早上离开的时候，我的病人对我说，‘我把自己交到上帝的手里。’谁敢说这不也是一种真理的形式。”

“谁？”当布雷尔在另一边踱步时，尼采也起身在书桌的另一边踱步。“谁敢这样说？”他停下来，握着椅背，指着他自己，“我，我就敢说！”

他可能曾经在讲坛上演说，布雷尔觉得，劝勉一群会众，不过，当然，他的父亲就是位牧师。

“真理，”尼采继续说道，“是经由疑惑与怀疑而获得，不是透过天真的祈求而得！想要置身于上帝的手中，你病人的希望并不是真理。那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希望，而且到此就无以为继了！那是对不要死去的希望，对上帝奶嘴的希望，只不过是被我们贴上了‘上帝’的标签而已！进化论以科学的方法证明了上帝的多余，不过，达尔文自己没有勇气追根究底终极的答案。你必然了解，上帝无疑是我们的创造，而我们所有人现在一起杀死了他。”

布雷尔抛下这条论证路线，宛如它是个烫手山芋一般，他无法替有神论辩护。青春期之后，他就是个宗教上的自由思想家，他曾经采取尼采同样的立场，时常跟他的父亲与宗教上的老师讨论，尼采回到座椅，他也坐了下来，以一种较为柔和的语调说话。

“你对真理真是狂热啊！请原谅我，尼采教授，如果我听起来像在挑衅的话，不过我们同意要诚实地交谈。你以一种神圣的口气来谈论真理，仿佛在以一种宗教来代替另外一种。请容我扮演恶魔的拥护者。我请教，您为何对真理要如此的热情与如此的尊崇？对我今天早上的病人来说，它又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神圣的不是真理，而是人本身对真理的追求！能够有比自我探究更为神圣的行动吗？有人这么认为，说我的哲学工作是建立在沙粒上——我的观点不停地变换。不过，我最笃信的句子之一是，‘成为你的存在。’而没有了真理，人又如何能发现他是谁，又如何能发现他是什么呢？”

“但真相是，我的病人已经离死期不远了。我应该让他有这样的自觉吗？”

“真正的抉择、完整的抉择，只能在真理的光芒下绽放，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