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2/2）

“你说你以两种方式自病痛中获利，第二种呢？”

“我相信，我从我可悲的视觉中获益。好多年了，我无法阅读其他思想家的思想。因此，我得以与他人分隔开来，我只思考我本身的思想。在心智上，我必须以我自己的血肉为生！这或许是件好事。或许，这就是我为何会成为一个诚实的哲学家的理由。我只依据个人的经验来写作，我沾着鲜血来写作，而最好的真理就是血淋淋的真理！”

“在你的专业上，你因此切断了所有的同行关系？”

另一个错误！布雷尔再次马上就抓到了它。他的问题离题了，而且，仅仅反映出他本身对同行褒扬的热衷。

“我并不在意，布雷尔医生，尤其是当我想到目前德国哲学可耻的状态时。我很久以前就走出了学院的殿堂，而且，不曾遗忘把门在我背后关上。不过当我想到它的时候，这或许就是我的偏头痛带来的另一个好处。”

“怎么说呢，尼采教授？”

“我的病痛解放了我。由于我的病痛，我必须辞去我在巴塞尔大学的职位。如果我还在那里，我会把心思放在与我的同事争辩上，甚至连我的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一本相对来说较为传统的作品，都招致如此多专业上的苛责与争论，使得巴塞尔的学院不鼓励学生来参与我的课程。在我待在那儿的最后两年中，我或许是巴塞尔有史以来最好的讲师，却只对两三个听众开讲。我听说黑格尔在临终前，深以只有一位学生理解他为憾，而且，连那一个学生都甚至误解了他！我却连一个误解的学生都求不到。”

布雷尔的自然反应是去提供支持。不过担心再次冒犯到尼采，他以理解的颔首作为小结，留心不要传达出同情。

“还有另一项好处浮现在我心头，布雷尔医生，我的病况造成的结果是免除了我的兵役。有一段时间，我愚昧到去追求一道打斗的疤痕，”在此，尼采指了指他鼻梁上的小疤，“或者是我可以装下多少啤酒，我甚至愚蠢到考虑以军人为业。要记得在这些早年的日子里，我没有父亲的指导。但是，我的病痛让我免除了这一切。即便是现在，在我说话的时候，我甚至想到，我的病痛以更为基本的方式，帮助了我……”

除了他对尼采的谈话感兴趣之外，布雷尔开始不耐。他的目标是去说服他的病人参与一项谈话疗法，他随意对来自病痛中获利的评论，只不过是作为他的提议的开场白而已。他不曾预期到尼采的记忆力如此丰富。任何问题一抛给他，即使是里头最微小的种子，都会在思想上快速成长为青葱的树木。

尼采现在滔滔不绝，在这个主题上，他似乎准备谈上几个小时。“我的病痛同时让我面对了死亡的真切。有段时间，我认为我有一种不治之症，会让我英年早逝。死亡阴影的逼近是一项巨大的恩赐，我夜以继日地工作，因为，我害怕在完成我所需要写出来的东西之前，我就会死去。而一件艺术工作是否更加伟大，如果它的结尾越是悲壮的话？对死亡迫在眉睫的体会，给予我洞察力与勇气，重要的是做我自己的勇气。我是一个教授吗？一个古典文献学家？一个哲学家？谁在乎呢？”

尼采说话的速度在加快，他似乎被他不断涌现的思潮所取悦。“谢谢你，布雷尔医生。跟你的谈话，帮助我结合了这些概念。是的，我应该赞美我的病痛，赞美它。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个人的痛苦是一种福气——面对存在苦难的一个训练场。”

尼采似乎凝视着某种内在的美景，布雷尔不再觉得他们的谈话是双方面的。他觉得他的病人会在任何时刻，掏出纸和笔来开始创作。

但是，尼采接着抬起头来，较为坦率地对他说话。“你记得星期三吗，我所笃信的那个句子，‘成为你的存在’？今天，我要跟你说我笃信的第二句话，‘任何不曾杀死我的东西，让我更强壮’。因此，我再说一遍，‘我的病痛是一种福气。’”

精疲力竭，是布雷尔现在对支配与信服的感受。当尼采又一次把所有东西弄得一团乱的时候，他经历了知性上的晕眩。白的是黑的，好的是坏的。他神秘的偏头痛是一项恩赐。布雷尔感到问诊的流程已自他的指缝中溜走，他为重新取回控制权挣扎着。

“洞察精辟，尼采教授，这是我从未听过的说法。不过，我们当然都同意，你已经获取了你病痛上的利益，不是吗？现在，在中年的时候，病痛已使你具备智慧及洞察力，我确信在没有它的干扰之下，你工作可以更有效率。它完成了它的使命，不是吗？”

在他说话与集中思绪的时候，布雷尔重新安排了书桌上的物品：内耳的木制模型、威尼斯风格的蓝色与金色螺旋状玻璃镇纸、青铜研钵与捣药锤、处方簿、厚重的药典。

“此外，就我目前为止对你的了解，尼采教授，你对选择一种疾病所作的描述，远不及你对征服它，并从中得益的描述。我说得对吗？”

“我的确谈到了征服或者是克服一种疾病，”尼采回答说，“不过就选择疾病的那部分而言——我不确定，或许，人真的选择了一种疾病，这有赖于那个‘人’是谁。精神不是以单一实体的方式来运作。我们的意识可能有某一个部分，可以独立于其他部分来运作。或许，‘我’跟我的身体，在我本身的心智背后另有所图。你知道的，意识喜爱陋巷与暗门。”

对于尼采的陈述与弗洛伊德前一天的看法类似，布雷尔为之咋舌不已。“你是在建议说，我们的意识之中有相互独立并且壁垒分明的精神领域吗？”他问道。

“这个结论几乎是无法规避的。事实上，我们大部分的生活可能是透过本能来进行。或许，能思考的心智所代表的是事后的回想——在行为之后所思考的念头，给了我们有权力能控制的幻觉。布雷尔医生，我要再次感谢你——我们的谈话所呈现给我的，是一项可以在这个冬天深思熟虑的计划。请等我一下儿。”

打开他的公事包，尼采拿出了笔记本与短短的铅笔，迅速写下了几行字。布雷尔伸长了脖子，想要试着读出上下颠倒的文字，但是徒劳无功。尼采在思想上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布雷尔提议的那个小小观点。然而，尽管他觉得自己像是个可怜的愚人，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布雷尔只能继续坚持下去。“身为你的医生，我所采取的观点是，虽说经由病痛的过程，使你获得的利益增长，如同你已经理智地论证过的一样，但我得说，我们对它宣战的时机已经来临，我们必须去得知它的秘密，去发现它的弱点，并且将它连根拔除。你可否迁就我，考虑一下这个观点？”

尼采自他的笔记本上抬起头来，默认地点着头。

“我认为，极有可能的状况是，”布雷尔继续说下去，“一个人借由选择一种产生压力的生活方式，而无心地选择了病痛。当这种压力变得足够强大或足够长久时，它会反过来触发易受牵连的器官系统，在偏头痛的案例中，就是血管系统。所以，你看得出来，我所说的是间接选择。严格说来，人不会选择或挑选一种疾病，但是人的确会选择压力，而选择疾病的则是压力！”

尼采表示心领神会的颔首，激励布雷尔继续下去。“因此，压力才是我们的敌人，而我作为你的医生的职责，是帮助你减轻你生活中的压力。”

布雷尔对于回到正轨感到宽慰。现在，他想到，为接下来那小小的一步、那最后的一步，我已经布置好了场景，我得提议，由我来帮助尼采缓解生活压力的心理来源。

尼采把铅笔与笔记本放回公事包。“布雷尔医生，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有好几年都在处理我生活中的压力问题。‘要减轻压力！’你这么说，而那正是我在1879年离开巴塞尔大学的理由。我过着一种没有压力的生活，我已经放弃了教学，我没有社会地位要维持，我没有家要照顾，没有仆人要监督，没有太太来争吵，没有小孩要管教。我以卑微的退职金来过节俭的生活，我对任何人都没有义务。我已经把压力削减到底线，它怎么可能被进一步地删减呢？”

“我不同意它无法删减，尼采教授。我想跟你探讨的，正是这个。你要知道——”

“要记住，”尼采插嘴说，“我遗传了极度敏感的神经系统。我清楚地知道，我内心深处对音乐与艺术有极其灵敏的反应。当我生平首次听到《卡门》时，我大脑里面每一个神经细胞都立刻激昂起来，我整个神经系统都在燃烧。相同的理由，一切天气与气压的微弱变化，都会激起我神经系统的强烈反应。”

“但是，”布雷尔反击道，“这种神经元的过度敏感，可能不是天生的，它本身就有可能是来自其他因素的压力作用。”

“不对，不对！”尼采强烈反对着。无奈地摇着他的头，仿佛布雷尔未曾看出重点所在。“我的重点是，照你的说法推论，过度敏感并非不受欢迎，它对我的工作是必要的。我想要敏感，我不想被我内在体验的任何部分排除在外！如果紧张是洞察力的代价，那就让这状况照旧吧！我对支付那样的代价还犹有余裕。”

布雷尔并没有回应。他不曾预料到有如此剧烈又即时的抵抗，他甚至还没有提出他的治疗计划，此外，他所准备好的论证，已被预料并捣碎。在沉默中，他寻找着一种方法来部署战略。

尼采继续着：“你看过了我的书。你了解我写作的成功，并不是因为我有智慧或学者风范，不是这样的。我的成功是因为我有胆量与意愿，将我自己与众人的慰藉分开，并且去面对强烈又邪恶的倾向。研究与学问始于怀疑，然而，怀疑在本质上就是充满了压力！只有强者能承受它。对一个思想家而言，你知不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尼采并没有为了等候回答而稍作停留，“真正的问题是：我能承受多少真理？这不是你那些想要消除压力，想要过着宁静生活的病人所能做的行业。”

布雷尔没有合适的答辩，弗洛伊德的策略化成碎片。把你对他的交涉，奠基在压力的消除上，弗洛伊德的忠告是这么说的。但是，这里的这位病人坚称，他毕生的工作、他生存的理由，就是在要求压力。

布雷尔恢复了医学权威的身份，借此让自己振作起来，“我完全了解你两难的处境，尼采教授，不过先听我把话说完。如此一来，你或许会明白，在进行哲学研究的同时，有办法让自己少受些折磨。我对你的案子考虑了很多。以我多年来对偏头痛的临床经验，我曾经帮助过许多病人，我相信我可以帮助你。请让我说明一下我的治疗计划。”

尼采点点头，靠坐回他的椅子上——他应该是感到安全吧，布雷尔躲在他所竖立的路障之后，这样猜想着。

“我提议让你住进维也纳的劳森医疗中心一个月，以便进行观察与治疗。这样一种安排有些优点，我们可以用几种新的偏头痛药品，来有系统地测试。由你的病历表得知，你从未有过麦角胺的临床实验。在偏头痛的治疗上，它是一种大有作为的新药，不过，需谨慎使用。要在发作一开始的时候就立即服用，再者，如果使用的不正确，它可能产生严重的副作用。我宁愿病人待在医院，并在周密的监督下，使用适当的剂量。这样的观察，可以同时帮助我们进一步获得触发偏头痛的宝贵资讯。我相当清楚，你对你本身的健康情况是个敏锐的观察者，但是，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其观察仍有其长处。”

“我常常推荐劳森给我的病人，”布雷尔匆忙地说下去，不容许任何打岔，“它的管理完善有效率。新的管理者引入了许多创新的特色，包括用水是取自巴登巴登。此外，由于它就在我办公室的范围之内，我可以每天去拜访你，除了星期天之外，我们将一同探讨你生活中的压力来源。”

尼采摇着头，轻微但坚决。

“请让我，”布雷尔继续说着，“提前处理你的异议——你刚才提出来的那一个，认为压力对你的工作与你的使命起着如此基本的作用，就算有可能把它铲除掉，你也不会同意这种做法。我说得对吗？”

尼采点点头。在他眼中看到的隐隐好奇，布雷尔深感满意。不错，不错！他想着。这位教授相信他已经敲响了压力议题的丧钟，他很惊讶看我还在它的残骸里徘徊！

“我的临床经验告诉我，许多紧张的来源，可能已超出那个人的知识范围，因此，人们对紧张来源的阐释，需要客观的指导。”

“这些紧张的来源是什么呢，布雷尔医生？”

“我们曾讨论到一点，当我问你，是否保有当偏头痛发作时，记录相关事件的日志，你提到生活中那些重大、令人不安的事件，让你在当时分心了。我假设这些事件，你尚未明白地谈到它们，是有可能经由讨论而获得舒解的压力来源。”

“我已经解决了这些令我分心的事情，布雷尔医生。”尼采断然说道。

不过布雷尔坚持着，“肯定还有其他的压力。举例来说，你在星期三提到一件近来的背叛，那个背叛无疑产生了压力。而且，没有人可以免于疑惧，所以，没有人能逃脱友谊变质的痛苦，或者是孤独的痛苦。老实说，尼采教授，作为你的医生，我对你所描述的日常作息感到关切。谁能够忍受这样的孤独呢？稍早，你列举了你没有太太、孩子与同僚，以此作为你已经将压力从你生活中消除的证据。不过，我对它的看法不一样，极端的孤立不会消除压力，它本身反而就是压力，寂寞是疾病的温床。”

尼采用力地摇着头，“容我表示异议，布雷尔医生。伟大的思想家总是选择遗世独立以思考本身的意念，不愿受众人的打扰。想想梭罗（thorcau）、斯宾诺莎，或者是宗教上的禁欲主义，像圣杰罗姆（sat jero）、圣弗朗西斯（saiht francis）或佛陀。”

“我不知道梭罗怎么样，不过就其余的来说，他们不是精神健康的典范吗？再者，”布雷尔咧开嘴微笑着，希望能让讨论轻松些，“如果你转向宗教的长老寻求支持，你的论证必然会陷入严重的危机。”

尼采并不认为有趣，“布雷尔医生，对于你就我的利益着想所做的努力，我很感激，而且我已经从这种咨询中获益。你所提供关于偏头痛的资讯，对我来说非常珍贵。但是对我而言，住进医疗中心不是聪明的做法。我曾在温泉区长期停留，把几个星期花在圣摩立兹、赫克斯、史坦纳巴德，但毫无帮助。”

布雷尔非常固执，“你必须了解，尼采教授，劳森医疗中心的治疗方法，与任何欧洲温泉区相比，毫无相似之处。我后悔我提到了巴登巴登的水。它们所代表的，只是劳森在我的监督下，起码会提供的一小部分。”

“布雷尔医生，如果你与你的医疗中心位于其他地点的话，我会认真考虑的。比方说，突尼西亚、西西里岛甚至拉帕洛。但是，维也纳的冬天，对我的神经系统而言这是一种可憎的环境，我不认为我能撑得过去。”

虽然布雷尔从路·莎乐美那儿得到过资讯，尼采对他们及保罗·雷一同待在维也纳过冬的提议并不反对，这当然是他无法使用的情报。然而，他有一个更好的回答。

“但是，尼采教授，你说的正是我的观点！如果我们让你住在萨丁尼亚或突尼西亚，你会一整个月都没有偏头痛，那我们就会什么事都做不了。医学探究与哲学探究并无二致，都必须冒险！在劳森，处于我们的监督之下，偏头痛的发作不令人担心，反倒说来，是一项恩赐，是攸关你的症状的原因与治疗的资讯宝库。让我向你保证，我会立刻赶到你身边，并且迅速以麦角胺或硝化甘油来阻止发病。”

布雷尔在此打住，他知道他的反应强而有力，他努力尝试不要笑出声来。

尼采在回答前先咽了口口水，“我很清楚你的观点，布雷尔医生。不过，要我接受你的忠告是相当不可能的事情。对于你的计划与治疗方法的具体说明，我之所以反对是源自最深沉、最基本的层次。但是相较于平庸但高不可攀的障碍——钱，那些深沉根本的理由都变得微不足道了！即使在最好的经济状况下，我的资产，在一个月的密集医疗与看护下，将会十分吃紧。尤其现在，更加是不可能的事。”

“噢，尼采教授，这不是很奇怪吗，关于你的身体与生活的私人层面，我询问了如此多的问题，然而却像大多数的医生一样，规避了探问你的财务隐私？”

“你太多虑了，布雷尔医生。我不会避讳于讨论财务问题。金钱对我并不重要，只要能供我继续工作的足够数目就行了。我的生活很单纯，而且撇开一些书不谈，在起码衣食之外，我几乎不做其他花费。当我三年前自巴塞尔辞职时，大学给了我一小笔退职金。那就是我的资产！我没有其他资金或收入，没有来自我父亲的财产，没有赞助者的津贴，强敌看出了这个弱点，而且就像我跟你说明过的，我的写作从未替我生出一分钱来。两年前，巴塞尔大学投票通过，替我的退职金加一点钱。我相信这样做的第一个好处是，如此一来我就会走得远远的，第二个好处则是，我因此会待得远远的。”

尼采伸手到他的外套内，拿出了一封信，“我一直以为这份退职金是一辈子的。但是就在这个早上，奥弗贝克转来了我妹妹写的信，她在里面提到我的退职金可能不保。”

“这是为什么呢，尼采教授？”

“某个我妹妹讨厌的人正在中伤我。目前我不知道这项指控是否属实，或者是我的妹妹在夸大其辞，像她经常做的事情一样。事情的真相其实无所谓，重点是，我无法在这个节骨眼上，冒险承担举债的可能。”

布雷尔为尼采反对的原因感到愉快与宽心，这个障碍不难克服。“尼采教授，我相信我们对金钱有类似的态度。我就像你一样，从来不曾把情感上的重要性归诸于它。然而出于纯粹的偶然，我的处境与你有所不同。假如你的父亲在生前遗留给你一笔资产，你就会有钱了。虽然我的父亲是一位知名的希伯来教师，他只遗留给我一份适度的财产，他为我安排了一桩婚事，对象是维也纳最富有的犹太家庭之一的女儿。双方家族都很满意：一份可观的嫁妆交换一位前途无量的医学家。”

“这一切，尼采教授，是借以表示你的财务问题完全不是个障碍。我太太的家族，阿特曼一家，在劳森捐赠了两张免费的病床，我可以依据我的需要来自由使用。因此，不会有诊疗的费用，我的服务也是免费的。我们每次见面，我都从中获益！这样说来，没问题了！一切都安顿好了！我会通知劳森。我们就安排今天入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