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阿玛尔菲塔诺（1）（1/1）

阿玛尔菲塔诺在这座城市里居住了一个星期之后，心里说他不知道来圣特莱莎做什么。他扪心自问：你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吗？他自言自语地说：真真地不知道啊。这话再意味深长不过了。

阿玛尔菲塔诺有一套平房，三居室，外加设备齐全的浴室、卫生间、美式厨房、窗户朝西的餐室，一条砖砌走廊，里面有个木凳，被山风和海风磨损得厉害，一股风来自北方，是山风；一股风来自南方，散发着烟雾的气息。他从二十五年前就开始藏书。数量不多。都是旧书。买书的时间不到十年；这些书是借出去了，还是丢失了，或者被盗，他都不在乎。有些书到手时火漆烙印还是完好无损的，还带着陌生的发寄人姓名。庭院十分理想，可以种草，栽花，虽说他不知道那里最适合栽种什么花卉，不是仙人掌类的玩意儿，而是鲜花。他相信自己有时间管好花园。院子有木头栅栏，但需要油漆一番。他每月有固定工资。

他有个女儿，名叫罗莎，始终跟他生活在一起。不如此，似乎是很难置信的，但事情就是如此。

有时，在夜里，阿玛尔菲塔诺想念罗莎的妈妈，有时笑，有时哭。想念妻子的时候，他关在书房里。罗莎睡在自己的卧室里。客厅里没人，安安静静，灯光熄灭。假如在走廊里有人注意倾听，那么会听见寥寥几个蚊子的嗡嗡声。但那里无人。周围邻居的房子静悄悄，漆黑一片。

罗莎十七岁，是西班牙人。阿玛尔菲塔诺五十岁，是智利人。罗莎从十岁起有了护照。阿玛尔菲塔诺记得，有几次旅行，父女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罗莎通过海关时走欧共体公民通道，阿玛尔菲塔诺走非欧共体公民入口。第一次过关时，罗莎出了麻烦，她哭了，不愿意跟爸爸分开。有一次，由于欧共体公民的队伍走得快，非欧共体公民的队伍走得慢而且提心吊胆，阿玛尔菲塔诺找不到女儿了，后来用了半小时才发现她。有时，海关警察看见罗莎太小，就盘问她是自己一人旅行，还是有人在出口等她。罗莎回答说，她是跟父亲一起来的，父亲是南美人，她必须原地等着父亲。有一次，警察搜查罗莎的行李，怀疑她父亲会利用女儿的纯真和国籍做掩护，夹带毒品或者武器。

阿玛尔菲塔诺一面坐在书房（或者站在黑暗的走廊里）吸一种墨西哥烟，一面记得，旅行中携带刀具的人是罗莎的母亲劳拉，她总是随身带着一把不锈钢的折刀。有一次，那时罗莎还没有出生，警察在机场把他和劳拉拦住了，询问他俩带着折刀干什么。劳拉说，削水果皮。柑橘、苹果、梨、猕猴桃，等等带皮的水果。警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放她过去了。一年数月后，罗莎出生了。又两年后，劳拉离家出走，仍然携带这把折刀。

劳拉出走的借口是要去看望一位她喜欢的诗人。此人住在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附近法国境内的蒙德拉贡精神病院。阿玛尔菲塔诺整整一晚都在倾听劳拉出走的理由，与此同时，劳拉在准备行囊和保证很快会回到他和女儿身边。劳拉近来总是肯定地说，她认识那位诗人，在阿玛尔菲塔诺进入她的生活之前，她在巴塞罗那参加了一个晚会，认识了诗人。在这个晚会上（劳拉下的定义是“无法控制的”、“忽然从盛夏炎热红灯车队中迟到的”），她跟诗人整宿做爱。但阿玛尔菲塔诺知道这是胡说，不仅因为诗人是同性恋者，而且劳拉第一次得到该诗人存在的消息是从他那里来的，因为诗人送给他一本作品。后来，劳拉为自己购买该诗人其余的作品，与那些认为诗人是受上帝启示的人，是外星人，是上帝的使者的人结为好友；而这些朋友则是刚刚从圣博伊疯人院出来的，或者是经过多次心理治疗后又发疯的人。实际上，阿玛尔菲塔诺知道劳拉迟早要踏上圣塞瓦斯蒂安之路，因此他宁愿不争吵，而是拿出部分积蓄给她，恳求她几个月后就回家来，同时他还保证一定照看好女儿。劳拉似乎什么也没听见。行囊准备就绪后，她去厨房煮了两份咖啡，然后静静地等候天亮，尽管阿玛尔菲塔诺极力找些她可能感兴趣的话题，或者至少让等候的时间显得短暂些。清晨六点半，门铃响了。劳拉吓了一跳。她说，是来找我的。可是她一动不动，阿玛尔菲塔诺只好起身，通过对话机问是谁。他听见一个很轻的声音说：是我！阿玛尔菲塔诺追问：你是谁？那声音好像生气了，但仍然轻柔地说：是我！是我！是我！阿玛尔菲塔诺闭上眼睛，打开楼门。他听见电梯滑轮的声音，就回厨房去了。劳拉仍然坐着不动，品尝着最后几滴咖啡。阿玛尔菲塔诺说：可能是找你的。劳拉丝毫没有听见的表情。阿玛尔菲塔诺问她：要不要跟孩子告别呀？劳拉抬起头，回答说最好别吵醒她。劳拉的蓝眼珠被框定在黑眼圈里。接着，单元门的铃声响了两下。阿玛尔菲塔诺开了门。一个非常矮小的女子，超不过一米五，快速瞅他一眼并且含混地招呼一声，从他身边走过，直奔厨房，仿佛比阿玛尔菲塔诺还更了解劳拉的生活习惯。阿玛尔菲塔诺回到厨房的时候，注意到那女子的背囊，就在电冰箱旁边，比劳拉的小，差不多是小型背包了。女子名叫因玛古拉达。但劳拉就称呼她因玛。此前，阿玛尔菲塔诺下班回家，曾经遇见因玛在他家，老婆说过因玛的名字以及正确的叫法。因玛是因玛古拉达的爱称，是加泰罗尼亚语。可是这女子不是加泰罗尼亚人，也不叫依玛古拉达，而是因玛古拉达；阿玛尔菲塔诺从语音学的角度考虑，本想叫她依玛，但是只要他一叫依玛，就受到劳拉的呵斥，到最后他决定干脆不叫她任何名字。站在厨房门口，他望着老婆和因玛。他心里要比他想像的平静。劳拉和因玛的目光盯在那张有塑料贴面的桌子上，但阿玛尔菲塔诺并没有忽略两个女人时不时地抬头互相交换一种感情强烈的眼神，这是他不了解的。劳拉问还有没有人要咖啡。阿玛尔菲塔诺想，这是问我呢。因玛摇摇头，然后说没时间了，还是上路吧！因为再过一会儿，巴塞罗那出城的道路就要被堵塞啦。阿玛尔菲塔诺想，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巴塞罗那是座中世纪的城市。劳拉和她女朋友站起来了。阿玛尔菲塔诺赶忙上前两步，拉开电冰箱，拿出一瓶啤酒，因为突然感到口渴。开电冰箱前，他不得不把因玛的背囊挪到一边去。背囊很轻，好像里面只有两件衬衫、一条黑色长裤。阿玛尔菲塔诺心里说，轻得像胎儿。然后把背囊挪到旁边去了。后来，劳拉吻吻丈夫面颊，就和女友走了。

一星期后，阿玛尔菲塔诺收到劳拉从潘普洛纳 ［1］ 邮寄的信。信中说，旅途中充满了高兴和不高兴的经验。高兴的多一些。不高兴的事的确让人不愉快，但算不上经验。劳拉说，今后只要我们放松警惕就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因为因玛已经有了充分的体验。劳拉说，这两天我们在莱里达干活，地点是一家公路旁边的餐厅，老板有一片苹果园。果园很大，树上已经挂满了青苹果。再过几天，摘苹果的季节就要开始了。老板请她俩留下来帮忙。因玛和老板说这事的时候，劳拉正在阅读蒙德拉贡那位诗人的作品（背囊里装着诗人发表的全部作品），身边是她俩睡觉的加拿大野营帐篷，搭建在四周果园中惟一一棵杨树下，旁边是一处废弃的车库。片刻后，因玛出现了，可她不想讲餐厅老板提出的交易。第二天，她俩重新上路，没有跟任何人道别。到了公路上，她俩拦车搭乘。到了萨拉戈萨，她俩在因玛的大学同学家过夜。劳拉非常疲倦，早早地上床睡觉了。在睡梦中，她听见有笑声，接着是大声喊叫和互相责骂声，几乎全部发自因玛，也有她老同学的声音。二人在谈往事，谈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斗争，谈萨拉戈萨的女子监狱。二人说起一个土坑，一个深洞，从里面可以挖出石油或者煤炭来；说起一个地洞，里面是妇女敢死队指挥部。接下来，劳拉的信换了话题。她说，我不是同性恋；我不知道干吗要对你说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个的时候，拿你当孩子。她说，同性恋是一种蒙人的说法，是针对我们少女时期的粗暴行为。这事因玛知道，完全知道，非常清楚，她太聪明了，不可能不知道，但她做不了什么，帮帮忙而已。因玛是同性恋，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母牛被牺牲，每天有成群的食草动物，或者几群食草动物一起穿过峡谷，从北到南，慢慢吞吞，那速度让我恶心，现在，现在，现在，奥斯卡 ［2］ ，你明白这意思吗？阿玛尔菲塔诺心里说，我不明白，无法理解。他一面看信，双手捧信的样子好像那张纸是一个草编的救生圈，一面用脚有节奏地摇晃着女儿的小躺椅。

后来，劳拉再次回忆起她跟诗人做爱的那天晚上，诗人在蒙德拉贡疯人院威严而半神秘地躺在床上。诗人此前还是自由的，没进过任何精神病研究中心。那时，他住在巴塞罗那，一个同性恋哲学家家里；二人每周举办一次聚会，或者每十五天聚会一次。劳拉想，奥斯卡，那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的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到了西班牙，或者仍旧待在意大利或者法国，或者拉丁美洲某个黑洞里。这位同性恋哲学家的聚会在巴塞罗那享有盛誉。大家说，诗人和哲学家是同性恋人，但实际上不像。一位有房产、思想和金钱；另外一位有文学奖章、诗歌和追求者的热情，那是像狗对主人一样的热情、丧家犬般的忠诚，或者像西班牙雨季中年轻人的热情，他们终于在那潮湿的季节找到了藏身之处，哪怕那个地方是一桶臭水，但有些家庭气氛。一天，幸运之神冲我笑了。我有幸参加了那样的聚会。如果说我自己认识了哲学家，那是夸张。我看见了哲学家。他正在客厅一角跟另外一位诗人和另外一位哲学家聊天。我感觉他正在传授什么。那时的一切都有一种虚假的味道。客人们在恭候那位诗人大驾光临。他们希望诗人能拿在场的什么人出气。或者希望他在客厅中央出恭，就在那块像《一千零一夜》中的土耳其破地毯上大便，那是一块被拍打过的地毯，曾经有镜子一样的本事，映照出每个人脸朝下的形象。我的意思是说：变成了裁定我们震动程度的镜子。那是神经化学打击的震动。可是，那位诗人真的出现时，却什么也没发生。起初，大家的眼睛都望着他，看看能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随后，每人继续做刚才的事情。诗人跟一些朋友、作家打招呼，加入到那个同性恋哲学家的谈话圈子里去了。我独自跳舞，继续独自跳舞。凌晨五点钟，我迈进一个卧室。是诗人牵着我的手进去的。我没脱衣服就跟诗人开始做爱。我一面感觉诗人在我脖子旁边的急促呼吸，一面来了三次性高潮。他要慢得多。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我分辨出角落里有三个影子。一人在吸烟。第二人不停地低语。第三人是哲学家。我明白这张床就是哲学家的床，这个房间就是嚼舌头的人们所说的他跟诗人做爱的床。但现在做爱的人是我，诗人对我非常温柔；我惟一不懂的是那三人瞧什么，虽说这对我无关紧要；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记得，一切都无关紧要。等到诗人终于达到性高潮的时候，他大叫一声，回头看看他的三位朋友。我感到遗憾的是，那期间我不在排卵期，因为我很想怀上诗人的孩子。后来，诗人起身，到三个影子那里去了。一个影子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一个影子递给他什么东西。我也站起来，不看他们，去卫生间了。客厅里留下一些聚会的“受难者”。卫生间里，我看到浴缸里睡着一个女孩。洗脸，洗手，梳头后，我回到客厅时，看见诗人正在驱逐尚能行走的人们。看不出他有醉酒和吸毒的样子。而是充满朝气，好像刚刚起床，刚刚喝下一大杯橘汁的神情。我跟两位在聚会上认识的朋友走了。那个钟点，营业的只有步行街上24小时服务的咖啡饮食店。我们仨没交换意见，就朝咖啡店走去了。在咖啡店里，我遇到一个两年前认识的女孩；她在《白蒜》杂志当记者，虽说她非常讨厌在那里工作。她跟我谈起去马德里的可能性。她问我是不是有兴趣换换城市。我无所谓地耸耸肩。我告诉她：所有的城市都相似。实际上，我脑海里正在想着诗人，想着我跟他夜里刚刚干的事情。人人都说诗人是同性恋者，可我知道并非如此。接着，我想到了感觉方面的混乱，我都明白。我知道诗人已经堕落，是个迷途的孩子，我可以拯救他。此前他给予我很多，现在我可以给他少许。差不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哲学家门前守望，期盼着某一天能看见他并且恳求他再次跟我做爱。一天夜里，我看到了哲学家，但没有诗人陪伴。我发现哲学家脸上挂了“幌子”。等到他走近我身边时（他没认出我），我能看到他一只眼青紫，脸上有好几块淤肿。关于诗人，毫无踪迹。我有时通过灯火试着猜测那个单元在哪一层！有时，我看见窗帘后面有人影，有时看见有人开窗户，有时是个上年纪的妇女，有时是一个系领带的男子，有时是个长脸少年开窗欣赏巴塞罗那的晚景。一天夜里，我发现守望着诗人出现的并非我一人。有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也在人行道对面静悄悄地守候着。他没有发现我，显然是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小伙子。他坐在一个酒吧的露天茶座上，只要一听罐装可口可乐，一面慢慢喝着，一面在练习本上写东西，或者阅读一些我立刻认出来的书籍。一天晚上，在他要离开茶座、匆忙走开之前，我到他身边坐下。我说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他惊慌失措地问我：你是谁？我笑一笑，告诉他跟他一样，普通人。他看看我，好像望着疯子。我说：你别搞错了，我不是疯子，我是个精神状态很好的女人。他笑了，说道：就算你不疯，可是看上去跟疯子一样啊。说着，他要埋单，准备离开，于是我坦率地告诉他我也正在找诗人。他立刻重新坐下，好像我拿手枪顶着他太阳穴一样。我要了一杯菊花茶，讲了我的故事。他告诉我，他也写诗，希望诗人能看看他的诗作。用不着问他，就可以猜出他也是个同性恋者，而且非常孤独。我对他说：让我看看你的诗！说着，我一把抢过来他手中的练习本。他写得不坏，惟一的问题就是写得跟诗人一模一样。我说：这样的事情你不可能经历过，你太年轻，不可能吃这么多苦。他打个手势，意思是说我爱信不信，反正都一样。他说：要紧的是必须写得好。我说：不对，这不重要。我说，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激情！最后，他同意我的看法。他叫霍尔迪。今天有可能在大学上课，或者在《先锋报》或者《日报》写评论。

阿玛尔菲塔诺收到的下一封信是从圣塞瓦斯蒂安邮寄的。劳拉在信中告诉他她已经跟因玛去了蒙德拉贡疯人院，打算去看望那位过着没有节制和下意识生活的诗人；她说，那里的保安和化装成神甫的保安不让她俩进门。在圣塞瓦斯蒂安，她俩本想住在因玛一个女友家中。那女友名叫爱杜尼，曾经是埃塔武装小分队成员，实行民主之后，她放弃了武装斗争。爱杜尼只想留她俩住一宿，理由是她要做的事情太多，而且她丈夫不喜欢不速之客。她丈夫叫乔尼，两位客人的确让他紧张。劳拉后来证实了乔尼的状态。他浑身颤抖，脸色发红，像烧热的陶罐；尽管他一言不发，给人的印象却是随时会喊叫起来；他全身出汗，双手发抖，不停地换地方，好像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待上两分钟。爱杜尼则相反，是个安安静静的女人。她有个很小的儿子（她俩没能看见，因为乔尼总是找借口不让劳拉和因玛进他儿子的房间）；她几乎整天工作，是街道上的教育工作者，给有吸毒者的家庭提供帮助，帮助坐在圣塞瓦斯蒂安大教堂石头台阶上的乞丐寻找食物；据爱杜尼说，乞丐不愿意别人打搅，希望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不动。她是笑着说的，仿佛刚刚讲了一个只有因玛听懂的笑话，因为劳拉和乔尼都没笑。那天夜里，四人一起吃晚饭。第二天，劳拉和因玛就走了。她俩找到了一个爱杜尼介绍的小客栈，住了一夜后又上路了。她俩再次拦车搭乘，一直坐到蒙德拉贡。她俩又一次不能进入疯人院的大门，只好无奈地从外面进行观察，记住她俩看见的碎石道路、灰色的高大墙壁、院内起伏的地形、她俩从外面看到的疯子和职员散步的情景、随意隔断的树墙，或者是她俩不理解的树墙结构，以及她俩以为看到了苍蝇成群的灌木丛，为此她俩推测黄昏或者夜幕降临后，那是疯子或者工作人员撒尿的地方。后来，她俩坐到公路边上，吃从圣塞瓦斯蒂安带来的奶酪三明治，一言不发，或者是在思考为什么蒙德拉贡疯人院在她俩周围投下破碎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