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罪行（23）（1/1）

那一天，凯瑟勒到了星星山，沿着星星区和伊达尔戈区散步，在通向蓝村的公路附近转悠，看见了空空荡荡的棚户区像鞋盒子一样，结实但无趣、无用，竖立在通向蓝村公路的条条小路旁边；随后，他想看看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区，它对面就是砖坯镇——已经是美国领土了；他想看看墨西哥区的酒吧、餐厅和旅馆，看看那条整天屈从于卡车隆隆声和小汽车的主要大道，它们都是准备过境的；随后，他吩咐一行人员下行到塞布尔维达将军大街和通向卡纳内阿的公路，从那里岔入好景区，警察从来不敢冒险进入那里。开车的警察如是说。另外一个警察沉重地点点头，好像好景区、基诺区和雷梅迪奥斯区警察不到位一事，是他们这些年轻力壮的警察沉重负担的耻辱；为什么是沉重负担呢？他们回答说：有人逍遥法外让他们感到沉重。凯瑟勒想：什么人逍遥法外呢？一定是控制这个偏僻地区毒品买卖的团伙，因为凯瑟勒一开始就从车窗看到了外面破破烂烂的样子，很难想像这里的住户会买毒品，虽然吸毒容易，但是掏腰包买那玩意儿却令人匪夷所思，当然，这事在美国的黑人区和拉丁区是可以想像的；但是，与这破败混乱的景象比较，黑人区和拉丁区还像是居民区嘛。但是，这两个检察员连连点头，摇晃着年轻、结实的颚骨：是的，是的，这里有很多可卡因和可卡因的垃圾。凯瑟勒再次看看那破破烂烂的景象，或者说那持续不断的破烂变化，如同拼图游戏每时每刻都在拆和装。他吩咐司机驶向“辣椒”垃圾堆，圣特莱莎最大的地下垃圾堆，比市政垃圾堆还大，倾倒垃圾的卡车不仅有加工厂的，还有市府清洁队的，还有转包合同的私营企业，或者公共服务部门不管的土地拍卖区的卡车。这时，凯瑟勒的轿车已经离开了土路，好像在倒车，返回了好景区和公路；但是，车子一转弯，驶入一条路面较宽的街道，但同样荒凉，里面的灌木甚至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凯瑟勒心里想：这个地方好像落下过原子弹，除去受到伤害的人们，无人知晓。但是，受害的人之所以无法开口，是因为疯了，或者死了；哪怕他们能走路，哪怕他们能看见我们，哪怕是从一部西方电影里直接出来的眼睛与凝视，是印第安人或者坏人的眼睛，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疯子的眼睛，是生活在另一维度的人们的眼神；他们伤害不了我们，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不会黏附在我们的皮肤上，会穿透皮肤。凯瑟勒一面想着，一面要动手落下车窗。有个检察员说：别、别落下来！为什么？因为臭，有死人的气味。十分钟后，他们到达了“辣椒”垃圾堆。

一位记者问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您对这一切是怎么看的呢？女律师低头想想，抬头看看提问的记者和克劳斯·哈斯。丘伊·比门特尔给她拍了一张照片：她好像呼吸困难，随时肺会炸开似的，但她的样子与呼吸困难的常人不同，不脸红，而是脸色煞白。她说：这都是克劳斯·哈斯先生的主意，不一定需要我的认可。接着，她说起克劳斯·哈斯先生无依无靠的状态、一再拖延的开庭审判、丢失的证据、逼迫出来的证人、她的被辩护人所处的状态。她悄悄说，换了任何别人都会精神失常。《独立报》女记者既嘲讽又满怀兴趣地望望女律师。她问：您和克劳斯·哈斯感情很好，对吗？女记者年轻，还不到三十岁，已经习惯与说话直截了当，甚至粗鲁的人打交道了。女律师四十多岁，神情有些疲惫，一副连续数日未眠的样子。她说：无可奉告。不合时宜。

11月16日，又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圣巴尔托罗梅区的固赛加工厂后面的空地上。据初步调查，受害人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之间；据法医说，死因是扼杀。尸体全裸，衣服被藏在五米之外的草丛里。但没发现全部服装，只是一件黑色紧身裤和一条红裤衩。两天后，她父母来认尸，说她叫罗萨里奥·马尔基娜，十九岁，11月12日失踪，那天她去卡兰萨大街蒙塔纳舞厅跳舞，距离她的住处韦拉克鲁斯区不远。巧合的是无论她还是她父母都在固赛加工厂干活。据法医说，死前，受害人被多次强奸。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凯利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又露面了。我俩见面的第一夜，互相说说自己的生活，一直聊到天亮。关于她的生活，简言之，就是一场灾难。她在纽约想当话剧演员，在洛杉矶想当电影演员，在巴黎想当模特，在伦敦想当摄影师，在西班牙想当翻译家。她想研究当代舞蹈，但第一年就放弃了。想当画家，第一次展览作品，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辈子最严重的错误。她一直没结婚，没子女，没家庭（母亲久病后刚刚去世），没有远大计划。回墨西哥恰逢其时。她在首都不费吹之力就找到了工作。她有朋友，她有我啊！您半点都别怀疑，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她用不着去求别人（至少我认识的熟人里），因为她很快就开始在我们所说的艺术圈子里工作了。就是说，她筹备画展，忙着设计和印刷作品目录，跟艺术家们睡觉，与买主谈话，一切由那时的首都艺术品商人中的四大家掏钱，他们是画廊、画家背后的灵魂和操纵买卖的后台。此前，我已经脱离了左派队伍。您别介意啊。我越来越靠近革命制度党的某些派别。有一次，我前夫对我说：如果你还写你目前写的这些东西，那你可要靠边站了，甚至更糟。我不停地在想：“更糟”是什么意思？我继续写下去，继续做文章。结果是不仅没让我靠边站，反而不断收到这样的信号，高层人士对我越来越感兴趣。那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代。那时，我们都年轻啊，没有太多的责任感，我们独立，谁也不依靠，也不缺钱花。也正是那几年，凯利决定她应该叫凯利。可我继续叫她露丝·玛丽娅。但是别的人都叫她凯利，直到有一天，她亲口对我说：阿苏塞纳，我不喜欢露丝·玛丽娅这个名字，不好听。我喜欢凯利，人人都叫我凯利，今后你也叫我凯利吧！我说：没问题。既然你愿意我叫你凯利，我就叫你凯利。从那以后，我开始叫她凯利了。起初，我觉得可笑。这纯粹是美国式的附庸风雅。但后来我意识到凯利这个名字对她合适。可能因为凯利有点格蕾丝·凯利 ［31］ 的风韵。或者可能凯利这名字只有两个字，而露丝·玛丽娅太长了。或者因为露丝·玛丽娅这个名字容易联想到宗教内容，而凯利不产生任何联想，或者联想到一张照片。家里什么地方应该有凯利·里维拉·派克尔签名的信件。我想甚至连她的支票上都签下凯利·里维拉·派克尔的字样。有人认为名字里有命运的安排。我不信。但假如这说法是真的，凯利选中这个名字的同时，就以某种方式迈进了噩梦，迈进了无形世界。您相信名字里有命运的安排吗？塞尔希奥说：不信。最好别信。女众议员叹息一声，并不好奇地问道：为什么呢？塞尔希奥望着女主人的墨镜，说道：我的名字很普通。有一阵工夫，女众议员双手按住脑袋，好像头疼。他说：讲一件事可以吗？每个人的名字都是普普通通的，都是通俗的。无论叫凯利还是露丝·玛丽娅本质上是一样的。名字总会消失。大人应该把这个道理告诉孩子，从小学开始。但是，这令人恐惧。

“辣椒”垃圾堆给凯瑟勒的印象并不像他走过的街道留下的印象深刻。他一直坐在车里，后面有另外一辆轿车护送，一路颠簸。基诺区、好景区、雷梅迪奥斯区以及城西南的珍宝区、花卉区、布拉达区、白杨树区、城西的牛背山区，都靠近工业保税区，如同双重脊椎骨，鲁文·达里奥和卡兰萨大街，接下来是圣巴尔托罗梅区、瓜达卢佩·维克多利亚、新城区，还有西北边的小玫瑰区。凯瑟勒对报界说：光天化日之下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令人毛骨悚然。我的意思是说，是让我这样的大男人感到恐怖啊。在座的记者没有一个住过上述街区，但人人点头称是。警察们则相反，一个个偷着乐。他们觉得凯瑟勒的口气太天真了。美国佬的口气嘛。当然啦，他是个好人，因为坏美国佬的口气不一样，说话方式不同。凯瑟勒说：到了夜间，那些地方对妇女可太危险了。夜间出行也很冒失。上述大部分街区，除去交通要道，都照明很差，或者完全没有照明设备。凯瑟勒对市政委员会主席说：有些地段，警察根本不去。主席在座位上摇来晃去，好像毒蛇咬了屁股，摆出一副苦相，无限悲伤，充满了可以理解的神情。索诺拉州首席检察官、副首席检察官、几位检察员纷纷开口道：这个问题或许、可能、大概是临时性质的，有可能仅仅是市局的问题；市警察局是由佩德罗·内格雷特主管的，他是圣特莱莎大学校长的孪生兄弟。凯瑟勒问佩德罗·内格雷特是谁，以前是不是给他介绍过。两个年轻力壮、始终护卫凯瑟勒左右的、英语不错的警察告诉他：说实话，没见过佩德罗·内格雷特在凯瑟勒身边待过。凯瑟勒请二位说说佩德罗的样子，因为说不定第一天在机场见过。警察给他描绘了一下佩德罗的形象，但不大情愿，好像一提起佩德罗·内格雷特，就后悔了。画像什么的也没说清楚。凯瑟勒不吭声了。变成了闷葫芦。年轻力壮的警察说：佩德罗·内格雷特是个真正的硬汉子。是检察警署的老人。凯瑟勒想：一定跟他那个大学校长的哥哥一模一样。但是，检察员们笑了，邀请凯瑟勒再来一杯龙舌兰。他们说：不是的，您别这么想。堂·佩德罗和堂·巴勃罗毫无相像之处，一点影子都没有。校长又瘦又高，可以说一身干巴骨头，而堂·佩德罗又矮又胖，一身肥肉，因为他喜欢美味佳肴，无论北方菜还是美式汉堡包，都不厌烦。于是，凯瑟勒思量：是否应该找这个警察局长谈谈啊？是否应该前去拜访他啊？但又想：自己毕竟是客人，他一个地方上的警察局长难道不应该来看看吗？于是，他掏出笔记本写下佩德罗·内格雷特，老检察员，市警察局局长，受尊敬的人，没来看我。随后，忙别的事情去了。他一一研究妇女被害的案情。喝了几杯龙舌兰，嘿，真他妈不赖。开始着手准备大学的讲座材料。一天下午，他像前一天那样，从后门走出旅馆，乘坐出租车前往手工艺品市场，有人称之为“印第安人市场”，有人称之为“北方市场”，给老婆购买纪念品。跟第一次一样，他竟然没有察觉，有辆没车牌的警车全程跟在他身后。

等记者们纷纷离开圣特莱莎监狱之后，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趴在桌子上，低声啜泣起来，那谨慎的样子与白人妇女的形象相去甚远。印第安妇女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哭泣的。某些印欧混血女人也如是。但白人妇女不这样，何况又是念过大学的白人女子呢。她一觉得克劳斯·哈斯把手放到她肩膀上，不是抚爱，而是友好，或者也许不是友好的表示，而是因为在场时，她连忙擦干已经流到桌面上的眼泪，抬起头来，看看她的被辩护人、未婚夫、好友的面庞，那是一张既僵硬又松弛的脸（怎么可能僵硬的同时还松弛呢？）；他正在以科学的严谨性注视着她，但不是从牢房的角度，而是从外星球硫黄气弥漫的空中。

11月25日，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她名叫玛丽娅·艾蕾娜·托雷斯，三十二岁，地点在鲁文·达里奥区苏克雷大街她自己的住处。两天前，即11月23日，妇女示威游行的队伍走遍了圣特莱莎的街道，具体说，是从大学走到市府大楼，抗议杀害妇女的凶手逍遥法外。这次游行是由妇女争取民主与和平组织发起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加入了，此外还有民主革命党和几个大学生组织。据政府当局说，参加人数不超过五千人。据发起者说，人数超过六万。玛丽娅·艾蕾娜·托雷斯也在其中。两天后，她被刺杀身亡，死在自己家中。其中一刀穿透颈部，引起大出血，因而致命。玛丽娅·艾蕾娜·托雷斯独自生活。不久前刚刚离婚。无子女。据邻居们说，那个星期，她跟丈夫吵架闹翻。等警察赶到她丈夫居住的公寓时，后者早已出逃。案子由刚刚从埃莫西约来到的检察员路易斯·比利亚塞尼奥尔办理。他调查一周后，得出如下结论：凶手不是她丈夫，而是她男朋友，一个名叫奥古斯都，或者迪都·埃斯科瓦尔的人。死者一个月前曾经与此人见过面。这个埃斯科瓦尔住在好景区，无正当职业。派人去找，他已经不在了。也像死者前夫一样，已经潜逃在外。警察在埃斯科瓦尔家中遇到三个男人。经过询问，三人承认一天夜里看见埃斯科瓦尔身穿带血迹的衣服回家。检察员路易斯·比利亚塞尼奥尔坦率地说，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三个浑身发臭的人。他说：三人散发着大粪气味，好像披了一张臭皮。三人是“辣椒”地下垃圾堆上的拾荒者。他们的住处，不仅没有淋浴设备，而且连自来水都没有。检察员路易斯纳闷：这个埃斯科瓦尔怎么能当上玛丽娅·艾蕾娜的情人呢？传讯结束后，检察员把拘留的三人拉到院子里，用水龙头抽了每人一顿。然后，强迫三人脱光衣服，扔给每人一块肥皂，用十五分钟冲洗三人。后来，他一面呕吐，一面想：打一顿，冲一冲，二者不乏内在联系。好像前者促成了后者。用绿色龙头抽打，用黑色龙头冲洗。这个想法让他感到惬意。根据三个拾荒者的综合描述，画出了嫌疑人的模拟像，向其他各地发出了通缉令。但是，案子没有进展。死者的前夫和男友就这样消失了，下落不明。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当然，有一天，工作终于结束了。商人和画廊老板都换了。墨西哥画家没换。画家永远是画家，如同玛莉阿芝歌舞。可商人却飞到开曼群岛去了。画廊停业，或者给店员降薪。类似的情况也在凯利那里发生。于是，她动手组织时装表演。头几个月还好。时装像艺术，但比艺术容易。衣服比较便宜。没人买了一件衣服后还抱着很多幻想。总之，开头还行，她有经验，有交情；就算人们不相信她这个人，也信任她的欣赏品位。凯利组织的几场时装表演都是成功的。但她不会管理自己的事情，不会管钱，据我的回忆，她总是缺钱。有时，她的生活节奏常常打乱我的正常秩序，我俩经常大吵。我不只一次给她介绍独身男子或者可能愿意跟她结婚并丰富她生活节奏的离异男人。但凯利在这个问题上是个无可非议的独立派人士。我不是说她因此就是个女圣人。她半点圣人的味道都没有。我知道的情况都是从男人那里来的（因为就是这些男人眼泪汪汪地告诉我，她把他们都给掏空了）。但是，绝对不是在法律保护下进行的。他们之所以给她要求的一切，因为这是她的要求啊，因为她是凯利·里维拉·派克尔啊，而不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有对待妻子或母亲（活到这把年纪，凯利已经决定不要孩子了）或者正式情人的责任。她性格里有某种东西排斥任何对感情应有承诺的观念，哪怕这种长期没有承诺的生活让她处境微妙。此外，凯利从来不把这样的处境归咎于自己的态度，而认为是命运的意外转向。如同奥斯卡·王尔德一样，只要活得快乐，管它有无可能。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生活从来没有让她发过脾气。当然，偶尔也发脾气，有一次，我看见她大发雷霆。但是，几分钟后火气就散了。另外，她有个美德我总是非常欣赏，就是团结朋友。仔细想想，这可能不是准确意义上的美德。可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朋友无论男女，友情为重，她总是站在朋友一边。比如，我加入革命制度党的时候，家里有过小小的地震，算是一种说法吧。多年前就认识我的一些记者不跟我说话了。另外一些人继续还跟我说话，但背后对我议论纷纷。您很清楚，这个讲大男子主义的国家到处都有说话娘娘腔的男人。否则就没法解释墨西哥历史。但凯利总是站在我这一边，从来不要求我解释什么，从来不对我的事情品头论足。您可能知道了，别的人说我已经攀上了高枝。当然了，我的地位的确提高了。只不过有各种各样的提高方式。对说空话我已经腻了。我想要权力，我不会跟任何人争论这个问题。我希望自由自在地去改变这个国家的一些事情。这个我也不否认。我想改善公费医疗、国立教育的状况，用我的绵薄之力为墨西哥进入21世纪做准备工作。如果说这叫攀高枝，那我想攀。当然，我的成绩很少。大概是幻想多于理智吧。不久，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有人认为从内部可以有所改善。首先，你要努力从外部做改善的工作，然后会认为，假如能进入内部，真正改善的可能性会增加许多。至少你会以为在内部行动自由能多一些。可这是假的啊！有些事情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都不会改变。但是，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此。是我们墨西哥史或者悲惨的拉美史（二者对我来说是一回事）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部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就在于此。如果你在内部犯了错误，它失去了意义。错误不再是错误。错误和撞墙变成了政治美德，变成了政治发展的偶发机会，变成了政治仪表，变成了有利于你的新闻热点。上班（早八点到下午五点）、关键时候犯了错误，这至少是一种弯腰恭候的态度。即使你什么也没干，没关系；出点错，没关系，重要的是你来了。来哪里？这里啊，应该到位啊。于是，我不再是熟人，而是名人了。我是个有魅力的女性，说话口无遮拦。革命制度党的恐龙们笑话我的心直口快，革命制度党的鲨鱼们把我看做知己，该党的左派一直赞美我说话的口气。真实情况，我连一半都不明白。真实情况如同一个吸了毒的妓院老板。您不这么认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