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罪行（24）（1/1）

凯瑟勒先生在圣特莱莎大学的第一次报告会获得了少见的成功。除去多年前在大学里举行的两次座谈会，一次是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见面会，另外一次是当选总统的座谈会。此前从来没有什么活动能让这个大学的礼堂座无虚席——可容纳一千五百人。根据最保守的估计，前去听凯瑟勒报告的人远远超过了三千人。这在社会上是件大事，因为凡是在圣特莱莎算个人物的都希望结识凯瑟勒，与这样一位杰出人士见面，或者近距离看看他，那是大事；政治上也是如此，因为连在野的最顽固的集团也似乎保持安静或者采取谨慎的态度，比此前减少了许多的喧闹声。甚至连妇女维权组织和失踪女子的家属们都决定等候科学奇迹的发生，期待这位当代的夏洛克·福尔摩斯能够创造奇迹。

克劳斯·哈斯声明罪责在乌里韦堂兄弟的消息在六家报纸上刊登出来了，这是那前往圣特莱莎监狱采访的六位记者所为。其中有五家报纸，在发表这则消息之前，找警方进行了核实。警方与墨西哥大报的态度一样，明确表示这消息没有半点可信性。五家报纸还打电话找乌里韦的家属。他俩的家里人纷纷说他俩出门在外旅行呢，或者说已经不在墨西哥居住了，或者说早就搬到首都去了，在某个大学念书呢。美国《凤凰城独立报》女记者玛丽－苏·布拉沃甚至弄到了达尼尔·乌里韦父亲的地址，打算采访他，但种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霍阿金·乌里韦总是有事要忙，或者身在圣特莱莎之外，或者刚刚出门。玛丽－苏·布拉沃逗留圣特莱莎期间，偶然遇上了大峡谷《民族报》记者，他是惟一报道克劳斯·哈斯新闻而没有与警方核实的人，于是就冒了这样的风险，乌里韦们的家属以及索诺拉州经办此案的官方机构会起诉这家报社。玛丽－苏·布拉沃在马德罗区一家经济餐厅外面，看见玻璃窗里《民族报》的记者在吃饭。他不是一个人，旁边有个粗壮的家伙，玛丽－苏认为那人很像警察。起初，女记者对此事没大在意，但是走出几米后，她产生一种预感，便转身进了餐厅。这时，《民族报》的记者只是自己一人闷头吃辣炒玉米饼了。二人打了招呼。她问是否可以坐下谈谈。《民族报》记者说当然可以。玛丽－苏要了一瓶健怡可乐。二人说了一会儿克劳斯·哈斯的声明和乌里韦家属躲躲闪闪的态度。后来，《民族报》记者付了自己的账单，留下玛丽－苏独自待在餐厅里。里面的食客大多像那个《民族报》记者，一个个都是打工仔和偷渡苦工的样子。

12月1日，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年龄在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之间，地点在“黑屋”附近的一条小干河沟里。发现者名叫圣地亚哥·卡塔兰，他正在打猎，发现自己的几只猎犬靠近干河沟时行为有些奇怪。据这位目击者说，突然之间，猎犬们浑身颤抖起来，好像闻到了老虎或者狗熊的气味。可是本地没有老虎和狗熊呀，我猜想它们一定嗅到了虎魂或熊魂的气息。我了解自己的猎犬，知道它们颤抖和呜咽的时候，肯定有道理。那时，我来了好奇心，就踢了猎犬几脚，让它们勇敢点。我直奔河沟去了。圣地亚哥·卡塔兰跳进河沟——深不过五十公分，没看见，也没闻到什么，连猎狗也似乎安静下来了。但是，他刚一拐弯，就听见了动静，狗们再次狂吠和颤抖起来。一层黑雾般的苍蝇笼罩在尸体上面。圣地亚哥·卡塔兰受到了强烈刺激，不由得放开狗群，朝天上开了一枪。苍蝇们暂时撤了。他这才发现是一具女尸。同时，他也想了起来，那个地区此前就发现过被杀害的青年女子的尸体。片刻间，他害怕凶手还在附近，后悔不该开枪。接着，他非常小心翼翼地离开了河沟，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附近只有些仙人掌和仙人球，远处有棵香材树，整个地区由于板块的叠加而呈现黄色。他一回到自己的牧场（名叫“玩家”，位于黑屋镇外），马上打电话报警，说明了女尸的具体位置。然后，洗脸，一面想着女尸，换了衬衫，再次出门前，让一个雇工陪他前往。警察到达河沟的时候，圣地亚哥·卡塔兰仍然携带着猎枪和子弹袋。女尸仰面朝天，一条腿的脚踝上有条短裤。腹部四处、胸部三处刀伤，颈部一处。肤色微黑，披肩发，黑色，染过。几米外有双鞋子，黑色匡威鞋，白色鞋带。其他的衣服不见了。警察为搜寻线索对河沟进行了勘查，但是没有任何发现，或者是不善于发现。四个月后，纯粹是个偶然原因，警察查明了她的身份。她名叫乌尔苏拉·贡萨莱斯·洛霍，二十或二十一岁，没亲属，近三年来居住在萨卡特卡斯市。刚来圣特莱莎三天就被绑架和杀害了。这事是萨卡特卡斯市她一个女友说的，因为乌尔苏拉给她打过电话。她说乌尔苏拉的口气听起来很高兴的样子，因为她在一家加工厂要找到工作了。由于她脚上的匡威鞋和后背上一条小小线形的伤痕，才查出了她的身份。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现实如同一个吸了毒的妓院老板待在雷鸣闪电的暴风雨中。随后，她沉默了几分钟，仿佛要倾听来自远方的雷声。接着，拿起一个杯子，再次斟满龙舌兰，说道：我每天的工作越来越多，这是大实话。每天忙于宴会、出差、会议、种种规划（并不落实），只落得个筋疲力尽；每天要会见；每天要做辟谣声明；每天要上电视台；每天要会情人，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他们性交，也许为了维持我有情人的神话，或者也许因为我喜欢性交，或许因为跟他们性交对我有好处，一人一次，让他们尝尝滋味，不能让他们养成习惯，或者因为我喜欢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性交。再干别的事情我就没时间了。我的生意由我的律师掌管。至于艾斯基维尔·布拉达家族的产业，实话告诉你，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也由我的律师们操办。我的儿子交给老师们照管。我的工作越来越多：米却肯州的水道测量问题、克雷塔罗州的公路问题、各种会晤、为骑士碑揭幕、为公共排水渠剪彩，居民区种种狗屁事都要由我经手。我估计就在那个时候，我疏远了朋友们。惟一常见的女友就是凯利了。我几乎没时间去她家。她在伯爵夫人区有一套单元房。见面后，我俩也很想聊聊。但说实话，我疲惫不堪地到她家里，就是想沟通一下也成了问题。我清楚地记得，她给我讲很多事情，不只一次解释什么，然后要钱。我做的事情就是掏出支票本，按照她需要的数额签给她。有些时候，她还说得起劲呢，我已经进入梦乡了。有时候，我俩一起出门吃饭，很开心；但我的心思常常在别处，考虑什么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很难抓住话题的主线。凯利从来没有因为这责怪我。每当我在电视上露面的时候，第二天，她总会派人送来一束玫瑰花，便条上写着，我表现很好，她为我自豪。我过生日的时候，她肯定会送来礼物。一句话，她无微不至。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凯利组织的时装表演，每次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她的时装代理公司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原来那里档次高雅，充满活力；如今变成了一个黑乎乎的办公室，而且经常关门。有一次，我陪着凯利去她的公司，那破败的情景给我印象很深。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微笑着看看我，那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微笑，无忧无虑；她说，墨西哥最好的女模特都愿意跟美国或者欧洲公司签约。人家有钱嘛。我想了解她的生意究竟怎么了。于是，凯利张开双臂说就是这个样子啦。这个样子包括，没有照明，到处是尘土，窗帘低垂。我浑身一颤，感觉不好。应该是预感吧。我不是那种随便遇到什么事情就发抖的女人。我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尽量理智地想一想。租用这样的写字间是要花高价的。我觉得没必要继续花钱支付这半死不活的玩意儿。凯利说，她时不时地也组织时装模特走台，说了几处组织高档时装表演的地方，我觉得那些地方有特色、不寻常或者意想不到；但是，我估计不会有什么高档时装。然后，她说，用赚到手的钱可以维持公司开门营业。她还说明，现在忙着组织晚会，不是在首都，而是在各个州府。我问：这是什么意思啊？凯利说，事情很简单。你设想一下自己是阿瓜斯卡连特斯州的富婆。你想办个晚会。你希望办个大型晚会。就是说给亲朋好友留下深刻印象的晚会。怎么才能让晚会令人难忘呢？那就是摆出来美味佳肴，有服务周到的侍者、高水平的乐队，总之，很多事情吧；但最重要的是与众不同。知道是什么吗？我说过，就是客人。对，就是客人。如果你是一个阿瓜斯卡连特斯州的富婆，有很多钱，想办一个令人难忘的晚会，那就跟我联系吧。我负责监管一切。就相当于办一场模特走台秀嘛。我管餐饮、服务员、会场布置、乐队，但最重要的是管来宾，当然这取决于你掏多少钱。如果你希望自己喜欢的电视剧里的美男子参加晚会，那你就告诉我吧。假如你愿意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与会，那就跟我说吧。就是说，我负责邀请贵宾出席。一切看您掏多少钱了。把一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请到阿瓜斯卡连特斯也许不可能。但是，晚会如果在库埃纳瓦卡举行，也许我能让主持人在那里出现。我不敢说好办，也不敢说花钱少，但是可以试试。把电视剧上的美男子弄到阿瓜斯卡连特斯州，这事能办，但也不会便宜。假如那美男子不是最走红的时候，比如说，他有一年半没活干了，那出现在你晚会上的可能性就会大些。要价不会过分。那我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说服他们到场。我先给他们打电话，邀请他们喝咖啡，摸摸底。然后，说说晚会。再告诉他们，如果到场露露面，可以拿钱。说到这个地步，那就得进入讨价还价的阶段了。我开价低，他们要价高。双方慢慢靠拢。我讲清楚了东道主的名分，告诉他们都是要人，是住在州府的，可是重要人物。我反复要他们说出东道主夫妻的姓名。他们会问我是不是也到场啊。当然到场啦！我要监管一切嘛。他们会问起阿瓜斯卡连特斯的旅馆情况，问起四星级的坦皮科或者伊拉普瓦多饭店。都是好饭店啊。另外，我们要办晚会的人家都有很多客房嘛。最后达成协议。晚会那天，我到场，三四个贵宾出席，晚会就成功了。这能让你赚很多钱？凯利回答：很多。不过，惟一的问题是有淡季，没人愿意办什么大型晚会。由于我不会节约，常常囊中羞涩。后来，我俩走了，可能是参加晚会吧，也许是看电影，或者跟几个朋友吃晚饭，就不再说赚钱的事情了。不管怎么说吧，我从来没听见她有过半句怨言。我估计她的情况时好时坏。但有天夜里，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遇到了麻烦。我以为是钱财上的问题，就说没关系，有我呢。她说，不是钱的事，我遇到了一个麻烦。我问她：是缺钱吗？她说：不是。我那时已经上床了，半睡半醒，听起她的声音来异样，当然还是凯利的，可是怪怪的，好像独自一人。我猜想，她大概在模特办公室里，黑乎乎地没开灯，坐在椅子上，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或者不知道如何开口。她说：我遇到了麻烦。我问她：是不是跟警察啊？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马上去接你。她说：不是那种麻烦。我说：凯利，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说明白，我还要睡觉呢。有几秒钟的时间，我觉得她把电话给挂了，或者把话筒放到椅子上走开了。后来，听见了她的声音，像个小女孩，连连说了几个“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另外可以肯定这个“不知道”不是说给我听的，而是自言自语。于是，我问她是不是醉了或者吸了毒。起初，没吭声，好像没听见我的话；后来，她笑了，口气肯定地说她没醉，没吸毒，就是喝了两杯苏打威士忌，仅此而已。后来，她道歉说不该这个时候打电话。说完要挂。我说：等一下！你肯定有事。别骗我！她又笑了，说：没事、没事。对不起。年纪大了，咱们变得比较神经质了。晚安。我说：等一等。别挂！别挂！你有事。别撒谎！她说：我从来不撒谎。沉默片刻后，凯利说：咱俩是小孩的时候除外。啊，是吗？她说：小时候，我对谁都撒谎，当然不经常，但会撒谎。如今再也不说谎话了。

一周后，玛丽－苏·布拉沃在漫不经心翻阅大峡谷《民族报》的时候，得知那个写过著名的但后来让人泄气的克劳斯·哈斯声明的记者已经失踪了。这是《民族报》自己说的，同时也是惟一对失踪消息作出反应的报纸；这是一则模模糊糊的地方消息，感兴趣的人似乎就只是办《民族报》的人。这条消息说，霍苏埃·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这是那位失踪记者的姓名，已经失踪五天了。他负责撰写圣特莱莎妇女被害事件的文章。三十二岁。原出生在首都墨西哥城。十五岁起移居美国，后来加入美国籍。出版过两本诗集，用西班牙语写成，由埃莫西约一家小出版社出版，可能是自费出的书；还发表过两部剧作，用奇卡诺语或是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混成语写的，发表在得克萨斯州一家杂志上——《窗口》；混乱的杂志内部隐藏着一群无法预言他们未来的混成语作家。作为《民族报》的记者，他写过一系列关于地区临时工的文章；打短工是他父母熟悉的工作，他本人也干过。他是自学成才的，很了不起。这是这条消息的结束语。玛丽－苏·布拉沃心里想：不像消息，更像一则讣告。

12月3日，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马伊多雷纳区的一片荒地上，通往蓝村公路附近。身上有衣服，外部没有暴力的迹象。后来查明了她的身份叫胡安娜·玛琳·洛萨达。据法医说，死因是颈椎骨受伤。就是说，有人拧断了她的脖子。负责办理此案的是检察员路易斯·比利亚塞尼奥尔。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传讯死者的丈夫，随即将其拘捕，理由是有杀妻嫌疑。胡安娜·玛琳住在森特诺区，那是个中产阶级居住区，生前在电脑专卖店工作。据比利亚塞尼奥尔的报告说，死者的被害地点可能是某个住宅，不排除她自己家中，后来被抛尸野外。不清楚是否被强奸，但对阴道检验后，发现死者最近二十四小时有性行为。据这位检察员的报告称，胡安娜可能与一位计算机老师有婚外情，该老师的工作地点就在她商店附近的学院里。另有说法是，她的情人在圣特莱莎大学电视台工作。丈夫被拘留两周后，由于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案子没破。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凯利从索诺拉州圣特莱莎失踪了。自从那次她打电话给我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她的合作伙伴给我打电话，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跟我联系上的。那女人年轻，长得难看，但是爱凯利。她告诉我，凯利在两周前就应该从圣特莱莎回家了，可她没回来。我问她是不是跟凯利用电话联系过。她说，凯利的手机不通。她说，呼叫，呼叫，再呼叫。就是没人接听。我看凯利有可能上了感情的贼船，有可能会消失几天；实际上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但是，我认为她不可能不给合作伙伴打电话，哪怕仅仅是说明一下她不在期间生意应该怎么办。我问那女子是否跟圣特莱莎的客户联系过。她说联系过了。据那个跟凯利签了合同的男人说，晚会后，凯利去了飞机场，去乘坐圣特莱莎到埃莫西约的航班，打算从那里换乘去首都的飞机。我问那女人：这是哪一天的事情？她说：两周前。我那时想像着凯利一定是哭哭啼啼的样子，贴着话筒，穿着整齐，但不漂亮，脂粉上有泪痕。后来我还想，这是凯利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第一次这样谈话，我就担心了。我问那女子：你给圣特莱莎各大医院打过电话吗？报警没有？她说：打了。没人知道情况。那女子尖着嗓门说道：凯利离开牧场就去机场了。就失踪了，消失不见了啊！她从牧场出来？她说：晚会的地点在一个牧场里。我说：那就是说有人送她去机场了。那女子说：没人送。凯利自己租了一辆车。我问：那车子呢？在什么地方？她说：后来有人在机场停车场找到了。我说：这么说凯利到了机场。她说：可她没上那趟航班。我问那女子雇佣凯利的人的姓名。她说是萨拉萨尔·克莱斯波家族，还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对那女子说：看看我能调查出来点什么吧。实际上，那时我以为凯利过不了多久就要露面的。可能堕入情网了，从事态发展的情形看，几乎可以肯定是找了一个有妇之夫。我想像着凯利在洛杉矶或者旧金山的情景，这对于偷情的男女来说是两座理想的城市。于是，我就尽量冷静对待此事，耐心等待吧。可是一周后，她那女合伙人又给我打来电话了，告诉我仍然没有凯利的消息。她对我说起有一两份合同要违约了，她不知如何是好，一句话，觉得孤立无援。我想像那女子心慌意乱地在那黑暗的办公室里乱转悠的样子。我感到震动。我问她：圣特莱莎方面有什么消息？那女子早就跟警方谈了。可是警方什么也不知道，或者什么也不想说。警察说：仅仅就是失踪了呗。那天下午，我在办公室给一位可靠的朋友打电话，他从前为我工作过，我介绍了情况。那朋友说最好当面谈，于是我俩约定在一家名叫白脸的时尚咖啡馆见面。我不知道这家咖啡馆是不是还在，或者已经关门。您也知道，墨西哥的时尚或者烟消云散，或者像人一样躲藏起来，没人惦记时尚。我向我的朋友说明了凯利的事情。他提了几个问题。在记事本上写下了萨拉萨尔·克莱斯波，他答应晚上给我来电话。分手后，我上了自己的车，一面想要是换了别人早就吓坏了。可是，我惟一的感觉是愤怒，越来越强烈的愤怒，艾斯基维尔家族几百来珍藏的全部怒火，忽然之间在我的神经系统里安营扎寨了；我还怀着愤怒和内疚的心情想到：这样的怒火或者勇气早应该点燃，不应该如此被个人友谊推动，或者促成，不知这个词用得对不对；虽说这个人友谊肯定已经超出了个人友谊本身的概念，而是还由我自从懂事以来见过的大量事情所推动。但是，我哭着，咬牙切齿地说没用，没用，没用；生活就是这个鬼样子。那天夜里，大约十一点，那位朋友给我打电话，首先问我的电话是不是安全。我立刻想到：坏了，肯定是坏消息。但不管怎样，我的态度再次镇定下来。我说：电话绝对安全。于是，朋友说，我给他提供的姓名（他有意回避说出）是个银行家，专门给圣特莱莎团伙洗钱，据他的情报，也叫索诺拉团伙。我说：明白。他说那位银行家的确在郊区有牧场，不仅是一处，而是多处；可是，据他的情报说，凯利在圣特莱莎的那几天，没有一处牧场举办过晚会。就是说没有公开的晚会，没有什么社交拍照之类的东西。明白吗？我说：明白。朋友又说：那位银行家，据他和知情人了解，跟党有良好关系。我问：关系特别好吗？他低声说：属于殷勤款待的那一种。我追问道：殷勤到什么程度？朋友说：很深，很深。最后，我俩互道“晚安”。接着，我陷入了沉思。“很深”在时间上的概念就是很久、很久了，根据我们使用的暗语来说，就是几百万年以前，就是恐龙时代。我猜想：这革命制度党里的恐龙会是哪些人呢？有几个名字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起来了，其中二人是北方人，或者在北方有买卖。这二人我都不认识。片刻间，我在想一个普通朋友。但我不愿意让任何朋友卷入什么麻烦。那天夜里，我记得那天夜里就像是两天前的事情，而不是几年前，天空漆黑，没有星星，没有月亮，这个家里，这所住宅静悄悄，连住在花园里的夜鸟都不歌唱，虽然我知道我的保镖就在附近，大概在跟我的司机玩多米诺骨牌；还有，如果我按铃，马上会有女佣露面。第二天一大早，一宿没睡觉，我就乘坐飞机去了埃莫西约，然后转机去圣特莱莎。当有人报告市政委员会主席何塞·雷夫西奥先生女众议员艾斯基维尔·布拉达等着他时，主席立刻放下手上的事情，立即出来接见。可能是因为从前我俩见过面吧。不管怎么说，我不记得他了。我一看见他面带笑容，像小狗一样殷勤周到的样子，就想给他一记耳光。但是，我忍住了。他就像那种前腿直立摇头摆尾的小狗，不知我是不是说明白了。塞尔希奥说：很明白。后来，主席问我是不是用过早餐。我说没有。他派人送来一份索诺拉风格的早点，一份边疆地区的早饭。我俩等候饭菜的当口，两名身穿侍者的公务员忙着在他办公室的窗户旁边摆放桌椅。从那里可以看到圣特莱莎老城广场人来人往的情景，有的为工作，有的是消磨时光。我觉得这是个可怕的地方，虽然有光线，像是金黄色，上午淡黄，下午深黄，仿佛黄昏的空气里充满了来自沙漠的尘土。饭前，我对主席说是为凯利·里维拉的事情来的。我说：凯利失踪了，希望能找到她。主席叫来了秘书，命他记录在案。众议员，您的女友叫什么名字？凯利·里维拉·派克尔。又问了一些别的问题：失踪日期，居住在圣特莱莎的原因，年龄，职业，等等。秘书一一记下我的话。我回答完问题，主席吩咐秘书快去找检察员领导，一个什么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请他马上来市政府。关于萨拉萨尔·克莱斯波，我一句没说。我打算看看事态的发展。随后，我和主席开始吃牧场风味的煎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