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阿琴波尔迪（4）（1/2）

对于汉斯来说，陪着胡戈度过的时光收益颇丰。盗窃活动时快时慢；慢下来的原因是别墅里可偷窃但不能被胡戈表妹或者别的用人发现的东西，已经所剩不多。男爵只来过领地一次。他乘坐一辆黑色轿车，窗帘下垂，在别墅过了一夜。

汉斯以为能见到男爵呢，也许男爵跟他说上一句话吧。但既没见到更没说话。男爵只在别墅过了一夜，走遍了别墅中最破败的厢房，他不停地活动着（始终保持沉默），不打搅用人们，仿佛在梦游，无法与任何人交谈。晚上，男爵吃黑面包、奶酪，亲自下地窖选了一瓶葡萄酒佐餐。第二天一清早，天没大亮，他就走了。

男爵的女儿则相反。汉斯看见她好几次。每次都有一群朋友陪同。汉斯在别墅工作期间，她来到别墅时三次与胡戈“撞车”。这三次胡戈都在表妹前显得非常拘谨，立刻打点行李，拔腿上路。第三次，汉斯和胡戈穿过可以证明二人同谋共犯的树林时，汉斯问他为什么要这么紧张。胡戈的回答简单明了，情绪不佳。他说：你不懂。说罢，在林间小路上继续前进。

1936年男爵关闭了别墅，辞退了用人们，只留下一个守林人。有一段时间，汉斯无事可做，后来加入到修筑帝国公路的劳工大军了。他每个月几乎把全部工资都交给家里，因为他花销甚少，只是在休息日跟几个工友去附近村庄酒馆喝喝啤酒，一醉方休罢了。在年轻的工人里，毫无疑问，酒量最大的是他；有两次，他参加了喝酒比赛，看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喝得最多。但他并不喜欢喝酒，只喜欢吃饭。工程队开到柏林附近工作时，他辞工走了。

在柏林这座大城市里，他没费力就找到了胡戈·哈尔德的住址。他找胡戈是为了寻求帮助。胡戈在一家文具店给他找了一个店员的差事。于是，汉斯在工人宿舍里租了一个床位。跟他同住的是个在工厂里当守夜人的四十岁男子。那人叫菲格莱尔，有病，他承认可能是神经性的，有些晚上显得像是风湿病，有些晚上像心脏病，或者像突发性哮喘病。

汉斯和菲格莱尔见面的时间很少，因为一个是夜班，一个是白班。但是，二人一旦见面，就相处得很好。据菲格莱尔说，他结婚多年了，有个儿子。儿子五岁时生病，不久就死了。菲格莱尔悲痛欲绝，哀伤了三个月后，一头钻进地下室，打点行囊，不跟任何人告别就出走了。有一段时间，他在德国四处流浪，讨饭为生，或者捡到什么就吃什么。几年后，来到柏林。有个朋友在大街上认出他来，给他找了一份工作。这位朋友已经过世，生前就在菲格莱尔现在当守夜人的工厂里做检查员。工厂不算太大，有很长时间是生产猎枪的；后来经过改造，如今生产步枪了。

一天夜里，汉斯下班回来，发现菲格莱尔卧床不起了。女房东给菲格莱尔送上来一盘菜汤。汉斯这个文具店的学徒立刻意识到同屋要离开世界了。

健康人不愿意跟病人打交道。这个规矩人人照办。但是，汉斯·赖特尔例外。他不怕健康人，也不怕病人。从来不厌烦。他服务周到，非常非常看重友情，尽管“友情”二字的意思十分模糊，很有伸缩性，常常被扭曲。另外，病人总是比健康人更引人注意。病人说的话，甚至只能含糊说出来的话，也比健康人重要。另外，健康人也会病倒的。时间概念，对了，病人的时间概念，多么宝贵地隐藏在沙漠的洞穴里啊！另外，病人真的是咬住空气，而健康人装做咬紧牙齿，实际上只是细嚼慢咽罢了。还有别的另外、另外、另外。

菲格莱尔去世前建议汉斯，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接替他的工作。他问汉斯：文具店每月工资是多少？汉斯说了。菲格莱尔说：太少了。他给新检查员写了一封推荐信，愿意担保汉斯·赖特尔的表现；信中说，老早就认识汉斯。这事汉斯考虑了一整天，一面干活：卸铅笔盒、橡皮盒、本子盒，打扫文具店门前的人行道。等下班回家后，他对菲格莱尔说换换工作很好。当天夜里，汉斯就去了位于柏林郊外的枪厂。他跟检查员简短地谈了一会儿，达成了试工十五天的协议。不久，菲格莱尔就去世了。由于他的遗物无人认领，汉斯就留了下来。有一件大衣、两双鞋、一条围巾、四件衬衫、几件背心、六双袜子。他把菲格莱尔的剃须刀送给了房东。汉斯发现床下有个纸盒，里面有几本牛仔小说。他也归为己有了。

从此后，汉斯·赖特尔的空闲时间增加了。晚上，他在厂房的院子和车间里转悠；早晨，在他居住的工人区里饭摊上吃饭；随后，睡上四五个小时；下午自由活动，乘坐柏林的电车去胡戈·哈尔德家。他俩常常去散步，或者去咖啡馆、餐厅。男爵的外甥总会在那里遇到熟人谈谈什么买卖（从来没做成过）。

那个时期，胡戈·哈尔德住在希姆尔大街附近的小巷里。小小的单元房里堆满了旧式家具，墙壁上挂着布满尘土的画。他最要好的朋友，除去汉斯之外，还有一个日本人，是日本使团农业事务负责人的秘书。那人叫丹佐俣伸郎。但是，胡戈和汉斯都叫他小丹。他二十八岁，待人和蔼可亲，既对最天真的笑话感兴趣，又洗耳恭听最荒唐的想法。三人经常在石头圣母咖啡馆聚会，距离亚历山大广场不远。总是汉斯和胡戈先到，二人随便吃些东西，香肠加点泡菜。一两个小时后，小丹来了。他衣冠楚楚，只喝一杯威士忌，不要水，不要冰，最后跑步离开咖啡馆，消失在柏林的夜色中。

于是，胡戈·哈尔德担任领导。三人乘坐出租车，向月食夜总会进发。这家夜总会由柏林最糟的舞女表演。那是一群老太婆，表演时没有成功的本事，因此并不隐瞒自己的失败。那里虽然笑声、口哨声不断，但是，如果你跟服务员相当熟悉，他可以帮助你找个安静位子，你就可以聊天了，没什么大问题。另外，月食夜总会价位便宜，尽管胡戈·哈尔德不怕在柏林的求欢夜花钱，理由之一是那日本人常常掏钱。随后，他们已经微醉了，就去艺术家咖啡馆，那里没什么花样，但可以看到一些地方画家。这让小丹特别高兴。你还可以跟这些名人共享一桌。胡戈·哈尔德早就认识其中很多人，有的还能称兄道弟。

通常，凌晨三点钟，他们离开艺术家咖啡馆，前往豪华的多瑙河夜总会。那里的舞女苗条、特别美丽。他们不只一次跟把门的保安或者领班闹纠纷，因为汉斯衣冠不整，不符合夜总会规定，不得入内。另外，在平时，汉斯夜里十点钟就要离开他的朋友，跑步去电车站，要准时去上班，当夜间看守。在那样的日子里，如果天气好，他们就坐在一家时髦的餐厅露台上消磨时光，大谈胡戈随心所欲编造的发明故事。胡戈信誓旦旦地说，总有一天，等他有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拿到他发明的专利权，那就发大财啦。这话让日本朋友奇怪地大笑起来。小丹的笑声有些歇斯底里：笑起来不仅嘴唇、眼睛、喉咙动弹，而且手舞足蹈，摇头晃脑，双脚跺地。

有一次，胡戈说明了一种人造云机的用途之后，突然问小丹：你在德国的任务是你说的工作呢，还是在完成秘密间谍的使命？这个突袭式的问题，让小丹感到猝不及防；起初，也没完全明白对方的意思。随后，胡戈严肃地解释了什么是秘密间谍的任务。小丹听了哈哈大笑，汉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笑法，结果小丹突然晕倒在桌子上。胡戈和汉斯不得不急忙抬着小丹去卫生间，给他泼凉水，才让他苏醒过来。

通常，小丹说话不多，或者是出于谨慎，或者出于不想因自己糟糕的德语发音让他们生气。但是不时地也说些有趣的事情。比如，他说，禅定是一种自我修炼的大山。他说，起初他学习的外语是英文，由于外务相经常出错，他竟然被派遣到柏林来了。他说，日本武士如同瀑布里的游鱼；但历史上最优秀的日本武士却是个女子。他说，他父亲认识一位基督教修士，在距离冲绳不远的远藤岛上生活了十五年，那里是火山岩地貌，缺水。

小丹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嘻嘻笑。胡戈则唱对台戏，说小丹是日本神道教信徒；说小丹喜欢的只是德国妓女；说小丹除了能说德语和英语之外，还能说和正确书写芬兰语、瑞典语、挪威语、丹麦语、荷兰语和俄语。胡戈说这些话的时候，小丹就不急不忙地嘻嘻笑，露出洁白的牙齿，目光炯炯有神。

但也有些时候，三人坐在露台或者夜总会黑暗的角落里，静静地坐着，固执地都不说话。仿佛忽然间都变成了石头，忘记了时间，一切内敛，好像丢开了日常生活的苦境，离开了人际的地狱，抛开了交谈的深渊，决心看一看湖泊、一种迟来的浪漫情怀，计算计算黄昏的时限：十分、十五分、二十分、无尽无休，好像死刑犯在计算分秒，好像有生命危险的产妇心里明白时间不会是无休止的，但是一门心思希望时间越长越好，那婴儿的啼哭声就是经常平静飞越湖光景色的鸟群，好像婴儿是奢侈的累赘或者心儿跳动。后来，自然是不情愿地摆脱了冷场，重新说起发明创造、漂亮女子、芬兰语言学，以及正在修建的帝国的高速路。

三人不只一次结束夜间寻欢作乐的地点是在一个名叫格蕾特·冯·约阿奇穆斯泰勒的女人家中。她是胡戈的老相识。他和她的关系里充满了借口和误会。

经常有音乐家光顾格蕾特家，甚至有个乐队指挥。他声称音乐是四维空间。胡戈对这位指挥仰慕至极。指挥三十五岁。女人们为之倾倒，仿佛他只有二十五岁；又备受人们尊敬，好像有八十岁。通常，指挥一到格蕾特家，聚会就要结束了。他在钢琴旁边坐下来，并不弹琴，连小拇指都不动。立刻，一群朋友和傻乎乎的“粉丝”围拢上来。最后，他决定起身，像个养蜂人那样从蜂箱中站起来；只不过这位“养蜂人”不戴头盔，不穿铠甲，也没有可怕的蜜蜂蜇他，想都不用想。

他说，四维空间包括三维，把三维据为己有；顺便说一下，四维的真正价值是废除三维的独裁，因此也就废除了我们熟悉和生活其中的三维世界。他说，四维是感觉和精神的绝对财富；四维是慧眼，与眼睛相比，眼睛只是可怜的泥坑，只拘泥于盯着出生—学习—劳作—去世的公式，而慧眼则要追溯到哲学源头、生命的源头、命运的源头。

他说，四维只有借助音乐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大师才能做到。

接近乐队指挥是困难的。肉体接近不难，难的是他看不见你，因为乐池把他与别人分离开来，因为灯光遮蔽了他看你的视线。但一天晚上，这个由胡戈、汉斯和小丹组成的三人帮引起了指挥的注意；他问女东道主这有特色的三人帮是什么人。女东道主告诉他，胡戈是朋友、是一度颇有希望的画家之子和冯·聪佩男爵的外甥；那日本人是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那个衣冠不整、手脚笨拙的高个子青年大概是艺术家、画家，可能是胡戈保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