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1/2）

“你要积德行善，告诉我有何用。”亨利勋爵一边叫着，一边把白皙的手指浸在装满玫瑰露的红铜碗里，“你完美无瑕。求你，别改啦。”

道林·格雷摇摇头：“不，哈利，我此生坏事做得太多了，我以后再也不干坏事了，从昨天开始，我做好事了。”

“你昨天在哪儿？”

“在乡下，哈利，我一个人待在一家小客栈。”

“好孩子，”亨利勋爵笑着说，“在乡下谁都能做好人。那儿没有诱惑，这也是城外人一点不开化的原因。文明绝非易得。人要有文明，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受文化熏陶，二是被堕落腐化。乡下人两种机会都没有，因此停滞不前。”

“文化和堕落，”道林回应道，“我都略知一些。二者竟能相提并论，对现在的我而言这似乎很可怕。我有了一个新理想，哈利。我要改正自己，我想我已经在改了。”

“你还没告诉我你做了什么好事呢。哦，你说你做了不止一件好事？”他的同伴一边问，一边往自己盘子里倒了一堆熟透的草莓，堆成一座深红色的小金字塔，他用贝壳状的漏匙，把雪白的糖撒在草莓上。

“我可以告诉你，哈利。除了你，这件事我谁都不能说。我放过了一个人。这听起来很自负，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她非常美，与西比尔·文恩如同一人。我想她最初吸引我的，正是这一点。你还记得西比尔，不是吗？似乎过去很久了！是，赫蒂当然不属于我们这个阶层，她只是个乡下姑娘。但我真的爱她，我确信自己爱她。我们一起度过了整个灿烂的五月，其间我每星期都跑去看她两三次。昨天她还和我在一个小果园里见面了。苹果花飘飘洒洒，落在她发梢，她笑个不停。我们原定在今天拂晓私奔的。突然，我决定不带她走了，就让她像我初见她时那样，还是一个花样少女。”

“我想这种新鲜的情感一定让你感受到了一种真正快乐的刺激吧，道林。”亨利勋爵打断他说，“但我可以帮你写完这首田园诗。你对她良言相劝，使她心碎。这就是你弃恶从善的开端。”

“哈利，你真可怕！你一定不能再说这些可怕的话了。赫蒂没心碎。当然，她哭了，如此而已。但她没有蒙羞耻之名。就像珀迪塔[1]那样，她可以生活在开满薄荷和万寿菊的自家田园里。”

“并为负心汉弗洛里扎尔哭泣。”亨利勋爵往椅背上靠了靠，笑着说，“亲爱的道林，你的孩子气最古怪。你以为这位姑娘还会满足于一个与她同阶层的男人吗？我估计，将来某一天，她会嫁给一个粗鲁的车把式，或只会傻笑的农夫。是呀，她认识了你，并爱上你，这件事教她鄙视自己的丈夫，这就足以毁了她。从道德角度看，我也不能说我对你伟大的自我克制多么欣赏。即使只是作为一种开端，也不算好。再说，你怎么知道此时此刻赫蒂没像奥菲利娅那样，漂浮在某一个映着星辉的磨坊水池里，身旁簇拥着可爱的睡莲？”

“我真受不了你这样，哈利。你嘲笑一切，然后暗示最严重的悲剧。我后悔跟你讲这事了。我不在乎你说什么，我知道自己做得对。可怜的赫蒂！今天早上，当我骑马走过农场时，我看见她靠在窗边，脸色苍白，像一束茉莉。我们别再谈这事了，你也别想说服我相信,我这么多年来做的第一件好事，第一次付出的微小的自我牺牲，实际上仍是一桩罪孽。我想变好些，我会变好的。和我谈谈你自己的事吧。城里有什么新鲜事？我已经好几天没去俱乐部了。”

“大家仍在议论可怜的巴兹尔失踪之事。”

“我本以为他们已厌倦此事了。”道林自斟了些酒，微皱着眉头说。

“好孩子，这事他们才谈论了六周，英国大众一般三个月里如果有超过一个话题，他们的神经就紧张得受不了。不过，他们最近很幸运——既可谈我的离婚案，也有艾伦·坎贝尔的自杀可谈。现在，一位艺术家神秘失踪了，又给他们添了谈资。伦敦警察厅仍坚持认为，十一月九日午夜乘火车去巴黎、穿灰外套的那个人就是可怜的巴兹尔，而法国警方宣布，巴兹尔根本就没抵达巴黎。我想大约两周以后，我们就会被告知，有人在旧金山见到了巴兹尔。真是奇怪，一有人失踪，就有人说在旧金山见到这个人了。旧金山一定是个让人乐不思蜀的城市，拥有来世的所有魅力。”

“你觉得巴兹尔会出什么事？”道林问，他逆着灯光举起一杯勃艮第葡萄酒，奇怪自己竟能如此冷静地谈这件事。

“我丝毫不知。如果巴兹尔自己要躲起来，那与我何干；如果他死了，我就不愿再想他了。死亡是我唯一害怕的事，我恨它。”

“为什么？”年轻人无精打采地问。

“因为，”亨利勋爵一边把敞口调料盒的镀金搁架放到鼻孔底下嗅，一边说，“现如今，除了死亡，人可幸免于一切。十九世纪只有两件事人们无法解释清楚：死亡和庸俗。我们去音乐室喝咖啡吧，道林，你一定要给我弹弹肖邦。带我妻子私奔的男人擅长弹肖邦。可怜的维多利亚！我很喜欢她。没有了她，屋子里显得冷冷清清。当然，婚姻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一种坏习惯。但即使失去的是最坏的习惯，也总会让人觉得遗憾。或许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恰是最坏的习惯，因为它们是人性的必要成分。”

道林一言未发，从桌旁起身，走到隔壁房间，在钢琴前坐下，手指掠过象牙做的黑白琴键。咖啡送进来后，他停下了，抬头望着亨利勋爵说：“哈利，你有没有想过巴兹尔是被谋杀的？”

亨利勋爵打了个呵欠：“巴兹尔很有人缘，总是戴着一块到处可见的沃特伯里手表。为什么有人要谋杀他？他还没聪明到能树敌的程度。当然，他有杰出的绘画天才。但一个人可以画得像委拉斯凯兹那样，同时无趣至极。巴兹尔真的很无趣，他只有一次让我产生了兴趣，那还是在很多年前，当他告诉我他狂热地崇拜你，你是他艺术创作的根本动机。”

“我很喜欢巴兹尔，”道林语气里略带伤感地说，“那没人说他是被谋杀的吗？”

“噢，有些报纸是这样说的。但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我知道巴黎有一些很可怕的地方，但巴兹尔这种人不会去那些地方。他没有好奇心，这是他的主要缺点。”

“如果我告诉你，是我杀了巴兹尔，你会怎么说？”年轻人问。他话一说完，就急切地盯着亨利勋爵。

“我会说，老兄，你扮演的是一个自己不适合的角色。一切犯罪都是庸俗的，恰如一切庸俗都是犯罪。道林，你天生没有犯谋杀罪的品质。如果我这样说伤了你的虚荣心，还请你原谅，但我向你保证，这是事实。犯罪是下等阶级的特权，我没有丝毫谴责他们的意思。我认为，犯罪之于他们，就如艺术之于我们，都只是一种寻求特别的感官刺激的方法。”

“一种寻求特别的感官刺激的方法？那么，你认为，一个人若杀过一次人，他就可能还会再杀人吗？别告诉我真是这样。”

“哦！如果一个人过于频繁地做同一件事，这事就变成了他的乐趣，”亨利勋爵笑着说，“那是生活最重要的秘密之一。但我一向认为，谋杀就是错的，人永远不该做那种无法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的事。我们别再谈可怜的巴兹尔了。我宁愿相信他能有你说的那种浪漫的结局，但我不信。我敢说，他是从公共马车上掉进了塞纳河，而售票员掩盖了这一丑闻。是的，我想那应是他的结局。我看见他正躺在那暗绿色的水下，头发上缠满了长长的水草，笨重的驳船在他头顶漂着。你知道，我认为他不可能再画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了。最近十年来，他的画技下降了很多。”

道林叹息了一声，亨利勋爵穿过房间，开始把玩一只珍奇的爪哇鹦鹉的头。这是一只灰色的大鹦鹉，羽冠和尾巴是粉红色的，正在一根竹竿上摇摇晃晃地找着平衡。亨利勋爵尖细的手指一碰到它，它皱巴巴的白色眼睑皮就盖到了玻璃般的黑眼珠上，身子前后摇摆起来。

“是啊，”他接着说，一边转过身，从口袋里取出手帕，“他的画技真是每况愈下。在我看来，他的画似乎失去了什么——是失去了理想。当你和他不再是好友，他就不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了。是什么把你们分开的？我想是他让你厌烦了吧。如果是这样，他绝不会原谅你，让人厌烦之人都有这习惯。对了，他给你画的那张漂亮的画像怎么样了？我记得他画好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那幅画。哦！我记得好几年前你告诉我说你把画送到塞尔比去了，想不起来放在哪里了，或是半路被偷走了。你再没找回来吗？真可惜啊！这是幅杰作。我当时还想买下来呢。我现在倒真希望已经买下来了。它属于巴兹尔最好时期的作品。自那以后，他的作品就成了拙劣画技和良好立意的古怪结合，凡可称为英国艺术家代表的人，都有这个特点。你登过寻画启事吗？你应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