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老马(1/2)
吃早餐的时候,我望出去,秋雾在晨曦里开始消退了,这将又是个大晴天。但是屋里却有些冷意,这就像一只冰冷的手向我们伸来,提醒我们说炎夏已经过去,在前头的将是艰苦的寒冬岁月了。
“据说,”西格小心地把面前的《德禄镇时报》移开咖啡壶一些,“这儿的农夫们对于牲畜没有感情。”
我坐在他对面,一边拿一片吐司涂上牛油,一边瞧着他:
“你说他们对牲畜很残酷么?”
“还不能说是残酷,但是,这儿有个家伙张持对一个农夫说,牲畜纯粹是商品。他俨然对动物没有情感,没有爱。”
“但是,如果农夫们都像那位可怜的肯特一样,那可不行啦——他们全都要变成疯子了!”
肯特是个卡车司机,就像德禄镇的许多工人一样,自己也在园子里养了一头猪,准备供给家人食用。问题却在到了要宰猪的日子,肯特哭了三天。正巧那时间我到他们家里去,猪已经宰了,我却发现肯特的太太与女儿要把猪肉切成块状以及斩成做馅饼的肉碎,两人都有着难以下刀的心情;至于肯特更是悲惨地缩在炉火边,眼里泪如泉涌。肯特原是个孔武有力的人,平日能轻易地举起一大袋面粉扔进卡车,他的心却软得杀不起一头猪。这时他在厨房看见我,一把抓住我,呜咽着说:“我受不了,哈利先生!它像耶稣基督那样……它……它就像是耶稣基督。”
“对,我也有这种心理。”西格向前切了一片何嫂烤的家制面包。“不过,肯特并不是个真正的农夫。报纸上所载的这篇文章,是指那些有大量牲畜的农户。问题是:这种人是否可能也变成那么有情感呢?那些一天要向50头母牛挤下牛奶的酪农,他们是否会变成爱牛的人,而不只把牛看作是生产的个体呢?”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我说,“而且,我认为你指出了数量这一点是很对的。你要知道,在那些高地农场里,有很多农户所养的牲畜数目多半都很少。那些农户给每头牛都起了个名字,诸如“雏菊”与“可爱”之类,我甚至遇过一头名叫“鲑鱼钩”的母牛呢!当然,我并不一定说这些农户都是对动物有感情的,可是,我就不晓得像肯特这么个粗人怎会那么多情。”
西格离桌而起,而且伸了个懒腰:“你也许是对的。好在片刻我就要请你去见一位真正的农夫了。他是邓纳贝农场的约翰。今早打电话来,说他那边有几匹老马,牙齿都到了衰老的情况。你最好把工具都带去,可能都会用上的。”
我经过走道进入那放工具的小房间,检查一下各种齿科用具。每遇到大动物的牙科疾病,我每每感觉到自己好像生长在中世纪的时代里。在当时用马匹来做一切拉拽工作,而马的牙齿便是兽医的经常工作。最普通的就是把年轻马儿的“狼齿”给敲掉。我不知道“狼齿”这个名字怎么个由来,但它就是在许多臼齿之前的那一颗尖牙。如果一匹年轻的马儿健康状况不佳,人们往往归咎于它的“狼齿”未敲掉。即使兽医抗辩说像“狼齿”这么小小的一点儿东西,对马儿的健康不会有什么影响,问题可能是由于肚子里有虫,农夫们却仍是铁石心肠地主张那“狼齿”非拔掉不可。
我们替马儿拔“狼齿”的时候,都是把它尾部退到角落里拴住,用一支顶端有个分叉的铁棒叉住那“狼齿”,然后用大木槌一下一下地猛敲铁棒。由于“狼齿”没有真正的齿根,所以这样敲并不会觉得太痛,但是马儿仍然受不了,我们每敲一下,马儿的两只前蹄总要蹦跳一阵子。
使我不解的是,经我们这样拔过“狼齿”以后,即使我们讥讽地告诉农民我们已替他施了魔法,但那马儿的确从此健康有了进步,而且成长得非常良好。农民们经常对于我们的医疗成果都不太愿意说出来的,因为他们害怕我们会因此增加今后的收费。但是,惟独对于敲掉马齿这种事,他们不再这么谨慎地自防着。他们往往会在市场上看到我们时,大声喊过来说:“嗨!记得拔掉它的狼齿么?自从拔掉以后,它跟以前两样了。那颗牙齿使它在成长上负担太重了啊!”
此刻我有点不喜欢地再瞧瞧手边这些工具:有两英尺的长柄牙钳,铁锤与铁凿,铁锉与木锉……这好像16世纪时代残酷的西班牙刑讯室一角。我们是用一个长形木箱来装这些工具的。我选了必需的装进木箱,摇摇晃晃地提着出去上了车。
邓纳贝农场不仅在实体上是个农场,而在精神上也是人的忍耐力与技术的纪念碑。那优美的古屋,那延伸的建筑物,那沿坡广布的葱郁草原……件件都证明了老约翰惨淡经营的成就。他原是个未受教育的农场工人,而现在他已成为富有的地主。
老约翰的成就绝不是偶然的。在他的成功后面是一生的折磨与艰苦,这种逆境换了别人早就夭折了。当时他不但没有办法娶妻生子,或是寻求些娱乐与享受,更有说不尽的苦况难以忍受。然而,他对于农牧方面却有他的特别才华,这使他在那一带地区成为一个传奇人物。“整个世界都走向一条路的时候,我走向另一条。”这是他的言论之一。果然,在人家的农场纷纷破产之际,他却能在极端困难时期里赚了钱。邓纳贝农场只是他的几个农场中的一个,而且他还有两处大约都是四百英亩的可耕地在河谷下游。
是的,老约翰是征服了艰难。但在有些人眼里,却认为老约翰是被不断的推移与进展所征服。的确是的,老约翰跟命运作了这么多年的苦战,由于他是非常严厉地驱策自己,因而他不能从此停止不再奋斗。而今,以他的资财,他原可以大大享福一番,然而他没有时间。人们都说,在他底下工作收入最少的工人,过的生活都比他好得多。
我下了车,不禁呆立在那儿,瞧着老约翰的屋子,好像我第一次才看见它那样。我一再感到诧异的是,经过三百多年的气候的严酷打击,那屋子依然保持着它的雅致。许多人老远地跑来看邓纳贝农场,举起照相机拍摄这座优美的巨屋,它的高高的窗户、长满苔藓的屋瓦以及高耸在屋顶上的大烟囱。更有人在那花园里漫步,或是走上高高台阶,欣赏那石砌拱形门框之下装饰有大圆钉头的屋门。
以这屋子的风格与气派来看,我站在这儿,该有个戴帽子的美丽妇人由那窗扇中探首下望;或是有个盛装的骑士在那高墙下边巡弋。但是,此刻迎我而来的只有那举步沉重、神情不耐烦的老约翰自己。他的破烂外衣连扣子都掉了,只靠着一根长带在腰间绕了两匝把衣襟绑住。
“你先到我屋里来一下,年轻人!”他喊过来,“有一些小账单我预备就付给你钱。”
他在前领路,我跟着他绕过屋后,心里在奇怪在约克郡为什么常常说是“小”账单。
我们穿过一间以板石铺地的厨房,走进一个宽大而优美的房间,房里却只放了一张桌子,几把木头靠背椅,以及一张塌陷的沙发。
老约翰匆匆走向壁炉,由壁炉台上一座时钟后面抽出一卷信函与文件,一件一件地翻着,终于抽出一只信封放在桌上,然后取出他自己的支票本子往我前面一丢。我又像往常那样先由信封里抽出账单,然后在他支票上填好总金额,推过去让他签名。他集中精神,小心地在签署,头俯得低低的,头上那顶旧布帽的帽檐几乎要触着了钢笔。当他坐下来的时候就高高卷起了裤管,露出了腿肚与脚踝。他的厚靴里没有穿袜子。
我收好支票以后,他一跃而起:“我们得走路到河边去,我的马儿都在那边。”说着他以快步起行。
我由车后行李箱里取出装工具的那个木箱。很奇怪的是,每遇到我掮着沉重的装备时,我的病人就都在很远而需要我跑一趟长路。这个工具箱现在就像装满了铅那么沉重。要走过这么一大片有围墙的草地,箱子只有越走越重。
老约翰抓了一把草耙,戳进一大捆干草里,然后轻易地把那草捆朝肩上一掮,仍然健步如飞地走着。我们过了一道门又一道门,采取斜角捷径通过草地。老约翰一直不减低他的速度,我却踉踉跄跄跟在他后头,快要气喘吁吁了,心里尽量避免想起他比我至少大了50岁。
大约走了一半的路途,我们遇到了一群人在修理石墙,一道在德禄镇山谷里常见的干石墙,那儿裂开了一个口。在工作的人们当中有一个看见老约翰走来,就像唱歌一样愉快地高喊着:“早啊!约翰先生!”
“孩子们,早!努力些工作!”老约翰回答着。那个人满足地笑笑,好像他已受了老约翰的祝贺一般。
终于我松了一口气,我们已经走到底下的平地上了。我的双臂似乎被木箱的重量硬拉长了几英寸,额上也已汗水淋漓了。老约翰显然没受一点影响。他把掮在肩上的草耙轻轻一拍,耙上插着的干草捆“噗”的一声掉到地上去。
这个响声立刻使那两匹马转向我们瞧着。这两匹马原是站在河边软沙里,那儿正是如茵的绿草尽处,马儿们的脚跟几乎都被软沙埋没了。这两匹马原是以下巴在彼此背上轻摩着,起先并没注意到我们走近。岸边有一座高高的悬崖,挡住了风。而我们这儿两旁都有丛丛的橡树与毛榉,在秋阳里发着幽光。
“马儿们在这个地点可真是好极了,约翰先生!”我说。
“嗯,在炎热的天气里,它们可以在这儿凉快。到了冬天,它们有马棚可以避寒。”他指指那边一座厚墙的矮屋,只有一道门进出,“它们是可以随意出入的。”
老约翰的说话声引得那两匹马离开河边,以僵硬的脚步向我们跑来了。它们越跑越近,就可以看出它们真是老了。那一匹栗色的是母马,另一匹阉过的雄马是红褐色的。但它们都已有不少白毛掺杂着,看起来就像是花斑。尤其它们的脸部白毛最多,加上眼睛上部的凹陷,使它们都有了年高德劭的神态。
到了老约翰身边,两匹马绕着他跳跃着,高昂着头,蹬着脚,还用嘴巴去推老约翰头上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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