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1/2）

这天下午我整个人仍处在兴奋之中，一点不想午睡。我坐在窗座上，透过半透明的窗帘朝外看。白色的睡裙。窗子和往常一样微微开启，徐风吹进，带着阳光的热气，白色的窗纱吹拂着我的脸颊。我的脸这样包裹着，只能看到凸起的鼻子、蒙着的嘴巴和眼睛的轮廓，从外面看过来，一定像只蚕茧，一个幽灵。但我喜欢这种感觉，这种轻纱拂过皮肤的感觉。这种感觉宛若置身云端。

他们给我安了一个小小的电扇，多少驱走了一些闷热。它在地板上的一个角落里转动着，叶片包在格子盖里。假如我是莫伊拉，我就会知道怎么拆开，使它成为锋利的刀口。我没有螺丝刀，不过假如我是莫伊拉，没有螺丝刀我也一样能办到。可我不是莫伊拉。

如果是她在这儿，她会怎么对我谈论大主教？很可能她会不喜欢他。过去她也不喜欢卢克。不是讨厌卢克本人，而是讨厌他有家室这个事实。她说我是在侵占另一个女人的地盘。我说卢克不是一条鱼也不是一根草，他是一个人，有权自己决定干什么。她说我是在强词夺理，自我辩解，我说我是在恋爱。她说那算不上什么借口。莫伊拉向来比我有逻辑头脑。

我说她当然不会有这类问题，因为她更喜欢女人，而且就我所见，只要她喜欢，把她们偷过来或借过来她是从来没有任何顾忌的。她说这可不同，女人之间的权利对比是相等的，因此性是一种机会均等的交易。我说“机会均等”是一个性别歧视词汇，假如她要坚持这个观点，那么整个论点根本就是陈旧过时的。她说我把问题庸俗化了，如果我认为这个观点陈旧过时，那我就是把头埋进沙子，逃避现实的人。

这场谈话是在我住所的厨房里进行的。我们坐在桌子旁，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激烈地低声争论，这个习惯是从大学里带来的，当时我们二十刚出头，争论起什么来总是这样，声音不大，但锋芒毕露。厨房在一间破旧的公寓里，这是一座有护墙板的房子，靠近河边，三层结构，房子背后朝外有一座摇摇欲坠的楼梯。我租用的是第二层，也就是说，我得忍受楼上楼下吵闹声的上下夹攻，两台讨厌的音响天天闹到深夜。他们是学生，我知道。我当时还在干第一份工作，在一家保险公司操作电脑，收入不多。因此和卢克在酒店里的幽会，对我来说并不仅仅意味着爱或只是性。它们还意味着能够暂时逃离蟑螂，逃离一天到晚滴个不停的水槽，逃离一块块不断掀起的防油地毯，甚至逃离我为了把房间打扮得漂亮些、而钉到墙上的海报和挂在窗户上的刻花玻璃饰物。我也种一些室内植物，可它们不是爬满红蜘蛛就是因为没有浇水而干枯死掉。我总是忙不迭地赶去和卢克幽会，将它们统统抛到脑后。

我说把头埋进沙子、逃避现实的生活态度远不止一种，如果莫伊拉以为她可以靠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只有女人的小团体里而建造一个乌托邦，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能只是简单让男人走开，我说。不能只是对他们置之不理。

这简直好比说就因为有梅毒存在，人们便理所当然要染上它，莫伊拉说。

你是说卢克是一个社会痼疾吗？我反问道。

莫伊拉笑起来。听听，我们都在说些什么，她说。简直是一派胡言。听起来就像你妈妈的口气。

于是两人一起笑起来，她告别时，我们像往常一样相互拥抱。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停止了这一举动，那是在她告诉我她是同性恋之后。可随后她又说我不会使她兴奋，让我放心，于是我们重拾旧习。我们可能会打架、会较劲、会拌嘴，但它不会改变任何深层的东西。她仍然是我最要好的老朋友。

至今依旧。

那之后，我又换了一间好一点的公寓，我在那里住了两年，这两年里，卢克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总算从那桩婚姻中解放出来。我新找到了一份工作，用赚的钱自己付租金。新工作是在图书馆，不是那家有“死神”和“胜利女神”壁画的大图书馆，是一家比它小的。

我负责把书里的内容转换到电脑磁盘上，据说这是为了减少库存空间和图书更新费用。磁盘工，我们这么称自己。我们把这家图书馆叫迪斯科舞厅，当然这是同事之间的玩笑。转换工作完成后，那些书照理得进碎纸机。但有时我会把它们带回家。我喜欢书的感觉，喜欢书的外观。卢克说我有古文物收藏癖。对此他十分欣赏，他自己也喜欢旧物。

真奇怪，现在怎么还会想到拥有一份工作。工作，大便。真是一个可笑的词语。这是男人干的工作。大便便，大人训练小孩坐马桶时常用这个词。或者用来说家里养的狗：它把大便拉在地毯上了。你应该用卷起的报纸揍它一顿，母亲说。我还记得有报纸是在什么时候，不过我只养过猫，从未养过狗。

《约伯记》。

所有那些妇女都曾有过工作：这在如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但确确实实，成千上万甚至亿万个妇女曾经有过工作。这在从前再正常不过。可如今就像人们曾经用过的纸币一样成了遥远的回忆。我母亲收藏了一些，和早年的相片一起贴在剪贴簿里。那时候纸币已经不再流通，用它们什么也买不到。那一张张厚厚的很有质感的纸头，摸上去滑溜溜的，绿颜色，两面各有一张图案，一面是一位戴着假发的老人肖像，另一面是一座顶端有只眼睛的金字塔。上书我们信奉上帝的字样。母亲说人们过去常常在现金出纳机旁边开玩笑地写上这样的话：我们只信上帝，其他人请付现金。放到现在，这可是亵渎的言词。

买东西时你得带上这些纸头，不错，在我九岁或是十岁的时候，大多数人已经在用信用卡。但杂货店没那么快，用信用卡是后来的事。现在看来纸币是那么的原始，甚至带有图腾崇拜的性质，就像古时候在亚非一带充当钱币的宝贝贝壳一样。在一切通过电子银行交易之前，那种纸币我自己一定也用过一些。

我想他们之所以顺利得手，这是很大的因素，它使得他们能够在人们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一夜之间更改乾坤。假如还是使用可以携带的钱币，难度就要大得多。

一切发生在那场大劫难之后，他们枪杀了总统，用机枪扫平了整个国会，军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时他们把这场劫难归咎于伊斯兰教狂热信徒。

保持镇定，他们在电视上说。一切都在控制中。

我整个人都惊呆了。所有人也都和我一样，我知道的。难以置信。整个政府居然就这么消失了。他们是怎么进入的，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

宪法被冻结时这一切便发生了。他们说这是暂时的。街头上甚至见不到丝毫暴乱迹象。人们晚上呆在家里，收看电视，关注事态走向。甚至不知道该去对付谁。

小心，莫伊拉在电话上对我说。就要来了。

什么要来了？我问。

你等着好了，她说。这一切早有预谋。宝贝，你我都要大难临头了。她引用了我母亲的一句话，可一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接下去几个星期，一切继续处于暂停状态，虽然这期间也还是发生了一些事。报纸受到审查，其中一些停业关闭，据说，是为了保密的理由。接着道路开始设卡，并使用个人通行证。所有人都对此表示赞同，因为明摆着再怎么谨慎小心也不为过。照他们的说法，将举行新的大选，但准备工作需要一些时间。他们说，大家只管照常生活就好了。

然而，还是有所不同。色情商场关了门，那些绕着市中心广场四周转圈的性服务流动车再也不见了踪影。可我一点也不感到难过。我们都知道那些流动妓院是多么令人恶心生厌。

该是有人出来采取措施的时候了，柜台后面的女店员说，我常来这家店买烟。它坐落在街的拐角处，是一家卖报亭连锁店，只出售报纸、糖果和香烟。这个女人的年纪已经不轻，头发灰白，属于我母亲那一代。

他们只是关闭那些色情商场，还是别的什么？我问。

她耸耸肩。谁知道，又有谁会在乎呢？她说。或许他们只是把那些商场搬到其他地方去也难说。知道吗？想完全清除这些场所就好比企图消灭耗子一样谈何容易。她把我的卡号打进电脑钱箱，几乎瞧都不瞧一下屏幕。那时我已经是那里的老顾客。人们都在议论纷纷，她说。

第二天清晨，我去图书馆上班，途中又在那家店门外停下，因为烟抽完了，打算再买一包。最近我烟抽得比以前多了。周围的一切虽然表面上似乎风平浪静，但其中暗含的紧张气氛谁都能感觉到，就像地底下的嗡嗡声令人心神不宁。咖啡我也喝得比以前多了，并开始失眠。大家皆有如惊弓之鸟。与以往相比，收音机里音乐多了许多，话语则少了许多。

那是在我们结婚似乎有好些年以后。女儿大约三四岁，正上日托。

我们和往常一样全家起床，我记得，早餐吃的是格兰诺拉麦片，卢克开车送她上学。那天她穿着几星期前我刚给她买的小衣服，格子的工装裤和蓝色的t恤衫。那是在几月份？一定是九月。学校是有一辆校车专门接送孩子，但不知怎的我希望让卢克送，就连校车我也开始放心不下。没有哪个小孩走去上学，失踪事件实在太多太多。

我走进那家街头小店，平日那位妇女不在。换上的是一个男人，一个年轻人，恐怕连二十岁都不到。

她病了吗？我把卡递给他时问。

谁？他反问道，听起来口气咄咄逼人。

平日在这里的那个女的，我说。

我怎么知道，他说。接着他把我的卡号打进去，仔细查看每个数字，再用一根指头一个一个地打进去，显然他是个新手。我用手指在柜台上敲打着，恨不得立刻就抽上烟。同时我禁不住纳闷，不知是否有人告诉过他脖子上的小脓包是可以治愈的。他的长相我记得清清楚楚：高高的个子，微微有些驼，黑发剪得短短的，棕色的眼睛似乎盯在我鼻梁后面二英尺远的地方；再有就是那些青春痘。我想他之所以在我记忆中如此清晰是因为他接下去说的话。

对不起，他说。这个卡号无效。

这太荒唐了，我说。绝不可能，我户头上还有几千块钱。两天前刚通知我的。再试试看。

确实是个无效卡，他固执地坚持道。看见红灯了吗？这说明你的卡号已经无效了。

你一定是弄错了，我说。再试试看。

他耸耸肩，脸上的笑容极不耐烦，但还是重新敲了一遍。这回我仔细看了他手指敲击的数字，再核对屏幕上出现的数字。没错，是我的卡号，但红灯还是亮了。

看到了吗？他重复道，还是那副笑容，仿佛他心知肚明什么可笑之处，却不打算告诉我。

我会到办公室与他们联系，我说。银行的电话系统常常出现紊乱，但耐心打几个后通常都能接通。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比愤怒，就好像被人无端指控了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罪名。好像这个错是我自己造成的。

去联系吧，他口气冷淡地说。因为没付钱，我只好把烟留在柜台上，心想上班时可以向同事借几根抽。

在办公室我真的打了电话，但连着几次，听到的都是录音。它不断重复着：线路忙。请稍后再打。

整个上午线路都忙得不可开交，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我又打了几次，都没能接通。但即便如此也还不算太反常。

午饭后，两点左右，主任走进磁盘室。

我有事要通知你们，他说。他看上去一副落魄模样；头发乱七八糟，双眼发红，目光游移不定，像喝醉了酒一般。

我们全都抬起头，关掉电脑。屋里大约有八到十个人。

对不起，但这是法律规定。真是十分抱歉。

怎么啦？有人问。

我不能留你们在这儿了，他说。这是法律，我不得不照办。我得让你们离开。他说话的声音近乎温柔，就好像我们是一群野生动物，被他捉到关在坛子里的一群青蛙，似乎他想显得人道些。

这么说我们全都被辞掉了？我说着，站起身。什么原因？

不是辞掉，他说。是让你们走。你们不能再在这里工作了，这是法律。他用手一遍遍来回梳理着头发，我心想，他一定是疯了。工作太紧张，紧绷的弦终于断了。

你不能这么说说就算了，坐在我边上的女同事说。你这话听起来太荒谬可笑，一点真实感也没有，就像电视人物说的话。

这不是我的话，他说。你们不明白。请你们走吧，马上离开。他提高了嗓音。我不想惹麻烦。如果有了麻烦，书会损失，设备会瘫痪……他扭头越过肩膀朝外看了一眼。他们在外面，他说，就在我的办公室里。假如你们现在不走，只好等他们亲自进来赶你们走。他们只给了我十分钟的时间。此时他听起来越发癫狂了。

他是疯了，有人大声开口道；大家心里一定都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