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方索·范·沃登的故事（1/2）

我出生在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家族，但它的名声并不显赫，传下的财富更是不值一提。我们家拥有的全部遗产，只是一块被称为沃登的贵族领地，它位于阿登山区，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勃艮第帝国圈[1]。

我父亲的兄长继承了这块领地，而我父亲本人只得到一份微薄的钱财。即便如此，我父亲也心满意足，因为这已能充分保证他在军队里的体面生活。他从头到尾参加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2]。战事平息后，国王腓力五世授予他瓦隆卫队中校的军衔。

看重荣誉是当时西班牙军队里盛行的风气，甚至到了过度诠释、斤斤计较的地步，而我父亲在此基础上又添加了一些个人的追求。说实在话，这并无可指摘之处，因为荣誉确实是一个军人的灵魂和生命。在马德里城内，但凡有人决斗，我父亲就必然会出现在现场，主持礼仪、担任仲裁。只要他宣布决斗到此为止，双方就必须收手。万一有人意犹未尽，不肯罢休，那就意味着他马上要和我父亲本人较量一番，因为我父亲是个要用剑来维护自己每一次决定的人。此外，我父亲有一本白色的记录册，他在上面记录下每一次决斗的前因后果和决斗时的所有情形，有了这本记录册，无论出现怎样令人为难的场面，他都能找到依据秉公处理。

我父亲基本上成天忙着在决斗场上仲裁刀光剑影之事，看起来对爱情的魅力还没开窍。不过，他的心终于还是被一位名叫乌拉卡·德·戈梅莱斯的女子深深打动。这个正处在锦瑟年华的女子是格拉纳达大法官的女儿，拥有格拉纳达王国时期王室的血统。两人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他们知情后立即牵线搭桥，为两人创造接触的机会。就这样，婚事很快敲定了。

我父亲觉得，该把所有与他交过手的人——当然了，必然是没有死于他剑下的人——都请来参加婚礼。赴约的共有一百二十二位，他在马德里的对手有十三位没到，在军队的对手则缺席了三十三位，这些都是他没办法联系上的人。我母亲后来常对我说，他们的婚礼是一场欢乐无比的节日庆典，处处洋溢着极为诚挚、极为友善的气氛。她的描述我深信不疑，因为我父亲本质上是个心地特别善良的人，所有人都非常喜欢他。

我父亲心系家国，原本是绝对不会离开西班牙的。不过，在婚礼的两个月后，他收到布雍城[3]地方长官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我父亲的兄长不久前过世，由于亡者没有子嗣，家族的领地现在便归他所有。这个消息让我父亲非常苦恼，我母亲后来对我说，他当时神情恍惚，没人能让他开口说哪怕一句话。最后，他翻开那本记录册，挑出参加决斗次数最多的十二位马德里本地人，将他们请到家中，向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亲爱的各位刀剑同好，你们都很清楚，每当你们遇上涉及荣誉的大事，我都会出面仲裁，让你们的良心平静下来。但今天我必须要借助诸位的智慧帮我做个裁定，因为我担心，光凭我个人的意见，不足以决断此事，或者说，我担心我在决断时会受到某种私心影响，难于秉持公正。这里是布雍城那帮地方长官写给我的一封信，尽管这些人绝非善辈，但他们说的内容还是需要尊重。请诸位告诉我，如果遵循荣誉的原则，我究竟是该搬到祖先的城堡居住，还是该继续效忠腓力国王？陛下一直待我不薄，前不久还晋升我为准将。我现在把这封信放在桌上，暂时向诸位告辞。半小时后我会再回来，想必到时诸位都已有了自己的想法。”

说完这番话，我父亲就离开了房间。过了半小时，他重新露面，请所有人以投票的方式表达意见。十二人中，有五位建议他留守原职，有七位建议他到阿登山区生活。我父亲毫不犹豫地采纳了多数票一方的意见。

我母亲其实非常想留在西班牙，但她一向对丈夫言听计从，所以我父亲根本没注意到她对背井离乡的抵触。不过，到后来，夫妻二人满心想的都是各种准备工作，他们还打算找几个人随行，让阿登山区的人能看到西班牙各界代表的风采。尽管我当时还没有出世，但我父亲深信这只是迟早的事，他于是认为，到了给我找一位老师教我习武的时候了。他在脑海中将目光投向加西亚斯·耶罗，此人是马德里最好的剑术助理教官。年轻的加西亚斯·耶罗早已厌倦成天在大麦广场[4]上和人比画过招，因此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此外，我母亲觉得队伍里不能没有神父，便选了一位在昆卡[5]获得学位的神学专家，此人名叫伊尼戈·贝莱斯。他将教授我天主教教义和西班牙语。在我出生前一年半，我教育方面的各项事宜都已安排妥当。

临行前，我父亲到国王那里辞行。根据西班牙宫里的惯例，他单膝跪地，准备亲吻国王的手。可他动作刚做到一半，便突然感到心里发慌，随之昏厥在地，人们只得将他带回家中。第二天，我父亲到首相堂费尔南多·德·拉拉府上辞行。首相大人以极高的礼遇接待他，并对他说，国王赏赐给他一万两千里亚尔[6]，并授予他少将（相当于旅长）军衔。我父亲感激不尽。此时，假如让他洒出自己的热血，换得再次跪倒在主上面前的机会，他也会在所不惜。但毕竟他已经辞别过一次，他只得以信代言，尽力将自己的满腔情感表达一二。最后，他像个泪人一样离开了马德里。

我父亲选择从加泰罗尼亚北上，他想再看一眼这片他曾经浴血奋战的地方，并找到几位驻守在边境地带的老战友，与他们叙旧话别。随后，他就从佩皮尼昂[7]进入法国国境。

由此地到里昂一路无话。离开里昂后，他准备去驿站换马，眼看就要赶到，不想一辆轻便的两轮马车超到他前面，抢先进入驿站。我父亲紧跟进来，只见对方已将马拴在马车上。他当即拿起剑，走到这个过路客身边，要求和他单独谈一谈。这位过路客是名法国上校，他看到我父亲身着将官军服，便也拿出剑来，以示尊重。他们走进驿站对面的一家小客栈，要了间房。

等到客栈的人从房间里走开后，我父亲对这位过路客说道：“骑士大人，您的两轮马车超到我的四轮马车前面，就是为了抢先进入驿站。您耍这种手段本身虽然不是在羞辱我，但还是令我非常不快，因此我觉得要向您讨个说法。”

上校听罢非常惊讶，他把全部过错都推到马车夫身上，并保证自己绝无恶意。

“骑士大人，”我父亲继续说道，“我也不想把这事当作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只是顺应我的第一反应行事。”说完此话，他便拔出剑。

“请稍等片刻，”法国人说道，“我觉得这件事的起因并不是我的马车夫超到您的马车夫前面，而是您的马车夫驾车稍慢，落到了后面。”

我父亲稍做思考后对上校这样说道：“骑士大人，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您要是在我没拔剑之前说这句话，我想我们两个就没有必要较量一番了。但您也看到了，事态已发展到这一步，那么总得流点血才能了结。”

上校可能觉得我父亲最后一句话也很有道理，便同样拔出剑。两人过招的时间不长。我父亲意识到自己受了伤，便立刻垂剑收势，连番向上校致歉，表示自己给他添了太多麻烦。作为回应，上校将他在巴黎的住址告诉我父亲，表示如有需要必当效劳，随后便登上马车继续赶路。

我父亲本以为自己只受了一点小伤，但实际上伤口很深，深得就像是旧伤疤上添出的新创口。其实，上校的这一剑真的是刺破了我父亲以前被火枪射中的一道伤口，那颗子弹还一直保留在体内。最终，经过两个月的包扎休养，子弹才极费周折地被取了出来，大家于是重新上路。

我父亲到巴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于尔费侯爵，即那位上校表达歉意。此人是法国朝中深受器重的一位人士。他极为热情地接待了我父亲，并想把我父亲介绍给内阁大臣和其他一些达官贵人。我父亲连声道谢，并称只求被引见给塔瓦讷公爵。塔瓦讷公爵是法国资格最老的处理决斗纠纷的大法官，我父亲想向他请教所有关于荣誉法庭[8]的事。这个法庭我父亲一直极为看重，在西班牙的时候就常常和别人提起，并认为这是个非常贤明的机构，有必要将其引入西班牙。大法官极尽礼数地接待了我父亲，并将我父亲介绍给贝利耶弗尔骑士，这位骑士是为法庭里各位法官服务的首席警官，也是法庭的书记员。

骑士于是常来我父亲的住所，随后自然也就看到了那本决斗记录册。骑士觉得这是份独一无二的文献，在征得我父亲同意后，他把记录册带去给各位法官看。法官们和他评价一致，他们于是向我父亲提出，想摹抄一本复本，收藏在他们的档案室内。这自然是令我父亲再得意不过的建议了，他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诸如此类表达尊重的例子多了之后，我父亲觉得在巴黎的日子过得非常开心。不过，我母亲另有看法。她给自己定了条规矩，不仅坚持不学法语，连别人说这门语言她也不肯听。她的告解神父伊尼戈·贝莱斯也总是言辞尖刻地开各种玩笑，嘲讽法国天主教会的自由风气。而不论众人讨论什么话题，加西亚斯·耶罗总会拿同一句话当作结语：法国人是粗鄙的懦夫。

最后，大家终于离开巴黎，四天后抵达布雍城。我父亲到地方长官那里验明身份，正式获取自己的领地。

没了主人后，这祖上传下来的老城堡连屋顶都不全了，一部分瓦不见了踪影，一旦下雨，院子里和屋里基本上是一个样。唯一的区别在于，院子里是石板路，雨停了很快就会干，而屋里的水会积成一个个小水坑，永远也干不了。内涝的烦恼并没有影响我父亲的心情，因为这让他想起了围攻列伊达城[9]的往事：在那段日子里，他的腿泡在水里整整三个星期。

尽管如此，他进门的第一件事还是找了个没水的地方来放置妻子的床。在用来聚会的大客厅里，有个佛兰德斯式的大壁炉，壁炉旁可轻松容纳十五个人围坐取暖，在两根柱子的支撑下，壁炉台简直像是个自成一体的小屋顶。大家堵住壁炉的管道，在壁炉台下安放了我母亲的床，并配上床头柜和一把椅子。由于炉膛是在比床顶高出一尺[10]的地方，这一区域就构成了一座水永远无法浸进来的岛屿。

我父亲的床安放在客厅的另一头，下面垫着两张用木板拼合在一起的桌子。在他的床和我母亲的床当中，大家还修了一道防护堤，堤坝是由大小各异的箱子组成的。这项工程在我们抵达城堡的当天完工，而我出生是在整整九个月后的那一天。